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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北宋淳化三年，即公元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命侍书王著把内府所藏自汉至唐的书法名迹，镂枣木板刻于禁中，摹刻为《淳化秘阁法帖》十卷。《淳化阁帖》刻成后，用的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进行了拓印，由此在中国书法史上开辟了“丛帖”这一新的形式，被后世誉为 “丛帖始祖”或“丛帖始刻”。宋太宗不仅自己珍藏和临习，还将《淳化阁帖》分赠皇亲国戚，赏赐身边重臣。
2003年4月，“丛帖始祖”《淳化阁帖》的第四、六、七、八卷从美国回归，被上海博物馆收藏，成为了当年收藏界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说起《淳化阁帖》的回归，就不能不提起吴尔鹿这个人。吴尔鹿生于北京，目前定居美国，闻名于国际中国艺术品拍卖界与中国当代艺术领域。 1983年，吴尔鹿留学美国，攻读艺术史。1986年，他来到著名中国古董收藏家安思远家打工，帮他整理收藏的古玩，慢慢地成为了安思远的收藏顾问。 安思远，英文名R.H.Ellsworth，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市，其父为牙医，母亲为歌剧演员。他从小钟情东方艺术，“安思远”这个中文名，就是他的中国裔老师王方宇给他起的。经过数十年的钻研和收藏，他成为了海外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他曾在1971年编写了《中国家具》一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 某一天，吴尔鹿在书画市场遇到了一部《旧拓晋唐小楷》，其中有王羲之书写的《乐毅论》，他十分兴奋，也许吴尔鹿当时还不完全了解这部小楷帖的价值，但他认出了帖上有项子京收藏印章和翁同龢的跋文。于是他以一万美元把它买了下来，这笔钱相当于他年薪的三分之一。 这部《旧拓晋唐小楷》帖，也引起安思远的极大兴趣。他通过日本人助手对吴尔鹿说：“两万美元让给我吧”。安思远如愿得到了这部《旧拓晋唐小楷》。他对吴尔鹿说：“以后留心，遇到碑帖就帮我买下来。” 1994年，在佳士得拍卖行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专场中，有不少为香港收藏家李启严所藏的书法碑帖，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吴尔鹿建议安思远竞拍《淳化阁帖》。 在十卷《淳化阁帖》中，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有先秦至隋唐19位帝王的书法墨迹，其中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 《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的《中书帖》等；第二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法；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献之所书。涉及书法作者105人，共420帖。
1995年，安思远又在佳士得举办的中国书画拍卖会上以20.25万美元竞拍到《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这三卷为台湾收藏家吴朴新所藏。吴氏本来居住上海，后去了台湾，他去世以后，其家藏大部分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可能由于大都会对《淳化阁帖》认识不足，没有买这件《淳化阁帖》。拍卖会上，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酒杯，频频举牌，最终竞拍得胜。 1994年，当时的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把印着《淳化阁帖》的拍卖图录拿给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碑帖与书画专家启功先生看，启老看后十分激动，从此就把有生之年能见到《淳化阁帖》当作了难以忘怀的心事。 1996年3月，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即将赴美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的谈判。行前，启功把她和苏士澍叫去，对她说：“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一位叫安思远的人，据说他藏有《淳化阁帖》，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宋刻真本，死不瞑目。” 王立梅回答说：“我一定给您办到！” 在美期间，王立梅通过久居纽约的好友找到了安思远，向他转达了启功先生的请求。 当安思远把四卷《淳化阁帖》放在王立梅面前时，她显得十分激动，洗了手，戴上手套，虔诚、屏息静气地翻阅起来。红木盒套封的《淳化阁帖》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打开封套，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字样赫然入目。
他接着提出：“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可以不要等价。” “您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王立梅问。 “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局领导马上与故宫博物院联系，了解是否有可做交换的朝珠。 1996年9月，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北宋拓《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等国内顶级鉴定家、书法家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了鉴定。他们仔细辨认了每个印章和题跋，一致认为这四卷是宋刻宋拓无疑。 这四本《淳化阁帖》流传有序，帖上有北宋人的墨汁跋语及印章，南宋时曾为王准、贾似道等所藏，元为赵孟頫藏，清为孙承泽、安岐、钱樾、李宗瀚、李瑞清等递藏，民国收藏者为周湘云、蒋祖诒和吴朴新。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这使得初期的拓本显得更为珍贵，当时已价值连城。后来，全国各地辗转传刻，宋朝时就已有30种以上的翻刻本。使得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刻帖的风尚，这种风尚传至明清，依然延绵不绝。 为了能够交换成《淳化阁帖》，王立梅专程到故宫和杨新副院长到珠宝库房挑选朝珠。结果，好一些的朝珠都记载在典章制度里，不宜拿出交换，其余的均不够档次。交换《淳化阁帖》的事只能暂时作罢。 展览结束，安思远先生只得将四卷《淳化阁帖》带回美国。 《淳化阁帖》在北京一亮相，也引起了“各路兵马”的重视。 上海博物馆几年里分别托人尝试与安思远进行联系购买，都没有成功；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托吴尔鹿进行联系，安思远的售价定在600万美元，不肯让步。 上博为何关注起了《淳化阁帖》？这要从《淳化阁帖》曾藏于上海说起。 清朝时，《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的最后一位收藏者为江西临川的李宗瀚，从李氏家中散出后，《淳化阁帖》递藏至蒋祖贻、周湘云。周湘云逝世后，《淳化阁帖》就此销声匿迹。 1949年后，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先生注意到了这件事，于是，凡是征集周湘云的藏品，都是他亲自上门。政府从周家买到过两只西周齐侯罍、怀素的《苦笋帖》及米友仁的《潇湘图》卷，但就是不见《淳化阁帖》。徐森玉特地关照他当时的秘书汪庆正要注意《淳化阁帖》的下落。三十多年后，汪庆正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 2003年4月初，王立梅再次赴纽约参加会议。汪庆正副馆长拜托她代表上博去与安思远洽谈，如果价钱合适，他们准备买回《淳化阁帖》。 离京前，王立梅约上苏士澍专程去拜望启功，告诉启老这次争取将《淳化阁帖》带回来，启老十分高兴。此时，启功和苏士澍并不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上博的委托。 2003年4月7日晚，安思远家，王立梅提出收购《淳化阁帖》的意愿。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出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当晚王立梅请示了汪庆正。汪先生回答：我们接受450万美元的价格，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您这次把东西带回来吧！ 王立梅随即通知安思远，价格已经谈妥，并提出希望将东西带走。安思远表示同意。王立梅即刻找到北京歌华集团驻美办事处出面做了担保手续。 4月11日上午，冒着大雨，王立梅在纽约两位好友的陪同下去了安思远家，将已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肯尼迪国际机场。北京时间4月12日晚，王立梅携带《淳化阁帖》平安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第二天上午，王立梅电话向启功报告：“《淳化阁帖》已经永远回到了祖国！”启功高兴极了，一再说：“这太好了，这是真正的国宝回归呀！” 2003年4月14日晚，一列神秘的车队在夜色遮掩下，一路疾驰，驶入坐落于上海人民广场一侧的上海博物馆，护送的正是刚从美国回归的《淳化阁帖》。汪庆正等六七位书画碑帖专家当晚进行了仔细查看，确认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存世最善本，其中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为北宋祖刻泉州本。
故宫博物院碑帖专家王连起先生如此评价：“这批原版在宋朝就已是大大的宝贝了。因为“吝啬”的宋太宗没印多，只每人一套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中书省、枢密院大臣，也就是如今的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以上官员。更要命的是，大约不到100年，皇宫失火，刻帖的木板与所藏历代名帖原作悉数被毁。从此，即便是后来的枢密院副使欧阳修，也只能得到以原版拓本再刻再拓的《淳化阁帖》了。” 保利博物馆顾问易苏昊先生说：“应当佩服上海的气魄，不遗余力抢救流失海外的中华珍遗。这件事在海外影响很大，我这些天手机都快打爆了，众多海外华侨同胞纷纷打心眼里称赞，上博做了件大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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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淳化阁帖》之前，中国人制作字帖，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临摹方式来复制原作，这种方式需要临摹者一遍遍地去写，耗时费力，即便同一书家写相同作品，每次写出来的作品效果都不会相同；第二种方式，人们将优秀的书法作品刻在石碑上，通过拓碑，石刻就会比较准确地被复制在宣纸上。拓碑是复制书法作品的有效方式，效率高。但是，相比原作，石刻作品有很多先天不足。比如，工匠手艺差，原作书法中字的模样就不能有效表现出来；可工匠的手艺如果太好，也有可能在刻碑的时候，对原作做一些修改。
吴尔鹿告诉安思远，这件法帖与德国政府300万元美元购进的古登堡插图本《圣经》有一比。听从了吴尔鹿的建议，安思远用8.96万美元拍进了《淳化阁帖》第四卷。
安思远谈到：“我没想到中国人是这样欣赏法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它，他们会认为这是印刷品，没什么价值。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启功先生看，让真正欣赏它的人看到。”
对《淳化阁帖》回归一事，启功先生后来评价说：“《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刻的，传到今天，可信为宋代内府原刻原拓的《阁帖》，只有这3册留存于世。这3册都是王羲之书，有北宋佚名人跋1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1页，明末清初藏于孙承泽家，每卷前有王铎题签。这些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阁帖》的回归，是解放以来回归文物中的一件大事，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可谓是物得其所，是再好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