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什维·库马尔：手指

我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斯瓦普娜的背上。那年我16岁，而她刚刚满14岁。那天我父母和姐姐出门买东西，斯瓦普娜像一只蝴蝶翩然飞进了我家。她穿着一条五颜六色的裙子，发丝闪亮。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从哪里突然来的一股冲动，抱住她狠狠地吻了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床前。

“现在，让我给你一个惊喜。”我说。

“什么惊喜”她问道，眼睛瞪得像一只小母鹿。

我让她趴在床上，然后将她的夹克衫推上去，直至她的整个背部都袒露出来。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回答。然后，我开始在她背上写，或者应该说是在涂鸦。从她的肩头一直到脊柱末端，她的后背就像是一张纸，而我则用铅笔在上面随意涂写。

“你现在能说出我写的是什么吗?”我问她。

“我非常爱你。等我俩长大后你愿意嫁给我吗?”

听我念完，斯瓦普娜从床上一跃而起，活像一只小哈巴狗从主人手中跳开一样。

“现在该轮到我写了。”她说道，并让我也趴在床上。

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我的背上划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我的第一封情书就是这么写的。

半年后，斯瓦普娜随父母搬到加尔各答，我俩之间也便失去了联系。后来我把这段初恋故事讲给我的朋友米特拉听，他听后称我们的这段浪漫经历只是少男少女间幼稚的恋爱而已。

不久我便意识到，将情书写在斯瓦普娜的背上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是用看不见的笔墨写成的，瞬间便消失了，不留任何痕迹。

但后来，当我有了一个也许可以称为手指头发痒的、想给每一个我遇到的漂亮女孩写情书的、不可抗拒的迫切愿望时，我便惹上了麻烦。我的第二个恋人叫祖贝达，是个穆斯林姑娘，我天天在公共汽车站见到她。起先，我们只是互相微笑，然后就开始聊天，接着便发展到了谈情说爱。同斯瓦普娜一样，祖贝达长得也很漂亮，实际上，远比斯瓦普娜有魅力。在我眼中，她就像阿拉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公主，是印度和波斯血统的奇妙组合。

那年我22岁，想象自己能像卡夫卡当年给米兰娜写情书那样也写出名，实现我的作家梦。我所要做的就是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握着笔龙飞凤舞。所以，尽管祖贝达就住在同一座城里，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我还是每隔一天便写封信给她。每当我在公共汽车站遇到她，我都要问：“收到我的信了吗”而她却只是点头笑笑。

每当我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时，她脸上都会露出同样的笑容。我把她的这种反应当做是少女娇羞的表现。我的朋友米特拉认为，穆斯林姑娘比起绝大多数性格率直、行为开放的印度女孩要内向得多，于是，我也就从不催促祖贝达给我回信。

但她同我的关系已十分亲密。我们手挽手出双入对地去看电影、上餐厅吃饭、逛公园。可她从不让我吻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兴奋，正如米特拉所说的，禁果总是更香甜。

然而好景不长，突然间一个晴天霹雳炸响在我头顶。当时我在一家名为布鲁克邦德的茶叶公司当推销员，晚上才能回家。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桌上有封挂号信，用红蜡封缄。打开信，我吓呆了。那是当祖贝达法律顾问的一名律师写来的一份出庭通知书。我战战兢兢地将它仔细读了两遍，这才明白我被控诱奸无辜少女，要求我两星期后上法庭接受质询。

我的心绪陷入了混乱状态。我决定让父亲陪我出庭，也好给自己壮壮胆。既然我们要对簿公堂，我就不可能把这全当做是自己的事了。我首先面临的是父母的盛怒，但他们后来还是请了一名律师为我辩护。

我怎么也想不通，祖贝达的父亲会以诱奸的罪名起诉我。她的女儿完全是自愿同我交往的，而且总是乐意陪我去任何地方。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在汽车站见过她，难道她被父母软禁在了家里。但这出丑剧最丑陋的一幕是对方律师当庭宣读我写给祖贝达的信。

“尊敬的法官大人，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祖贝达，我的灵魂。我爱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最爱的还是你那绝美的手指。它们就像五彩芬芳的蜡烛，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燃起欲火。它们拨动着我的心弦，弹奏着迷人的乐曲，这乐曲胜过世间所有的音乐，它是对我从事推销茶叶这一平凡庸碌工作的唯一慰藉。

“我时时处处都想陪伴在你的左右。为了你，我甚至可以抛弃我的信仰和家人，同你一起浪迹天涯，只要你点头说意……’”

当时我同父母和姐姐苏希拉坐在一起，对面坐着祖贝达，脸上蒙着黑色的面纱。现在她已成了我的死对头，要毁掉我家庭的荣誉。我父亲的双眼像熊熊燃烧的煤炭般喷着怒火。姐姐苏希拉在我耳边轻声说：“你写得可真动人，你都快成为一名作家了。”

“真该死?”我暗自骂道。我真想当庭剁掉自己的手指头。我感觉自己就像古罗马的角斗士被推进了角斗场，正等待被法律这只猛兽吞噬。我真希望脚底下能裂开一条缝，将我拽进阴间去。

而苏希拉的话基本上说对了，某种意义上，我正是在练习写情书，每封情书我都留了底，日后写小说时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尽管时至今日我再没写过这种该死的东西。苏希拉会说，我正在成为第二个卡夫卡。

我的父亲，一名退役上校军官，不愿这出闹剧继续演下去，决定破财消灾。最后父亲付出了5万卢比，两家将这桩官司私了了。

但就是这次令人身心受创的经历也没能抑制我那手指发痒想写情书的毛病。只不过我写信的对象已变成了虚构的人物，但我很快发现，这样不管用，因为这些虚构的对象根本不能激发我的真情实感。

然而，当我再一次陷入情网，同一位年轻美丽的女雕塑家交往后，我决定只用言谈来示爱。我告诫自己，如果实在手痒忍不住写成了情书，也绝不邮寄出去。

我新的女朋友名叫苏布哈西妮。与我交往过的女孩不同，她既不像斯瓦普娜一般孩子气十足，也不像祖贝达那样心怀叵测。她是个成熟的年轻女性，能同我平等地进行交流。而最令我激动不已的则是她的手指，那像笛子演奏家吹奏时在音阶上来回滑动，自由自在、灵巧无比的手指。她在指甲上涂了一种特别的指甲油。天色一暗，指甲就像萤火虫般发出闪烁的光。有时，那些手指看上去就像小孩子们吃的糖棍，修长而圆润，引诱得我真想去舔一舔。有一次我带她去一家日本餐厅吃饭，我们不得不用筷子，我笨拙地、颤颤悠悠地试了好几次，而苏布哈西妮却十分娴熟地用筷子夹起米饭，吃得津津有味。

相处了仅仅几个月，我感觉自己已同她十分亲近。我甚至告诉自己，她就是我应该与之白头偕老的对象。尽管如今离婚已成了很普遍的事，但我深知，结婚在人的一生中只可经历一次。

苏布哈西妮和我决定去西姆拉玩一个星期。她自由得像一只鸟儿，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我却得找借口向公司请假。

这一个星期我过得好极了。我们在山中跋涉、骑马，在一个名叫阿希亚那的圆形餐厅用餐。餐厅刚好在半山腰。我俩常常坐在山脊上我们最喜欢的一条凳子上消磨时光，一直看到炊烟从山谷中袅袅升起，远处的山中突然亮起灯光。

有一天，我俩正坐在凳子上观看太阳落山，我注意到苏布哈西妮的指甲在渐渐暗淡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发现我在盯着她的手指看，便将手指像扇子一样打开，好似孔雀开屏。

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只雕塑手指，尤其是女性的手指。”

我停顿了一下，接着问：“比如说，你的手指。”

“从没有想过雕我的手。”她说。然后定睛看着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好玩。“嗯，这几天我来试着雕雕看。”

“不是你的手，亲爱的。”我马上纠正她，拉过她的手放在我的掌心轻抚着，然后看着她的手指。“不是你的手，而是你的手指……瞧，苏布哈西妮，你的手指上不是也有几条纹路吗？就像掌心上的纹路一样。你看这儿，每根手指也被三条线很清晰地划分成几部分。如果掌心上的纹路能告知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手指也来预示我们的命运呢?”

“我完全赞同。”她说。

然后，我凑近她，让我的指尖轻轻地抚过她的面庞、她的耳垂、她的脸颊……我看见她闭上了双眼，陶醉在我指尖的爱抚中。

“还有一点供你参考，”我说，“这就是指尖。它是一个人手指上最精妙的部位。我相信那是人类感触的精髓。每一个指尖就如同电视塔的塔尖，能够在空间接收和散发感觉。”

“我爱你。”她突然说，吻着我的手指和指尖。“你为什么不把你说的这些话写下来呢？把你今晚对我说的话写成一封信给我吧，我会珍爱它的。你还从未给我写过信呢。”

“哦，我早该对你说，我属于那种用口头表达感情的人，就像我们的老祖先。对我们人类来说，文字是很晚之后才出现的。如果用文字表达，对我们自由自在地用言语联络感情难道不是一种限制吗?”

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起了祖贝达，想起了她当年是如何让人在法庭上当众宣读我的情书。我绝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将来我会给你写信的，”我说，“但现在你就在我身边，就让我用语言向你尽情吐露真情吧。”突然间，苏布哈西妮的身体开始颤抖。我发现她的手指变得苍白麻木。我赶紧脱下外套裹住她，扶她回到我们住的旅馆。

整整一夜，她都在说有一股凛冽的寒气一直浸透她的脊背。我听了惊恐不安。第二天清早，我带了一位医生来为她诊治，可医生也诊断不出她的病。“也许是病毒感染。”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给她服用强效抗生素。当天下午，我护送她乘飞机回到德里她父母的家中。我自我介绍是她当画家的同事，其余的就留给她自己去向他们解释了。

第二天我给她家里挂电话，得知她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而且不断地喊着：“手指，指尖……”

两天之后，我得知她逝去的噩耗。

那晚，我梦见自己坐在凳子上，像坐在一块会飞的魔毯上，向空中飞去。当我飞到群星上时，一个声音在空中回响：“是的，我已经为你完成了雕塑，只雕刻了我的手指……但你也会写封信给我吗？我将一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