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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行；本心；心外无理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因其曾经在会稽山阳明洞修炼讲学，故世人又称阳明先生。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去世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谥号文成。王阳明因为上书反对把持朝政的司礼监刘瑾，遭其迫害，贬至贵州龙场做驿丞，历尽艰辛磨难，终于在龙场彻悟格物致知的道理。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在赴江西上任的途中遭遇了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集合义军，大战三次，终在鄱阳湖大败宁王，并在事后因军功被朝廷封为临安伯。而这一事件使得王阳明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迅速地提升。嘉靖六年，广西再次发生少数民族的叛乱，王阳明临危受命，再次替朝廷出征，很快平叛，于归途中突发旧疾，卒于南安，时年五十七岁。 阳明先生年少时，曾受朱子学派氛围的影响，认为成为圣贤应当是人生中头等大事，而要成为圣贤，就应当去“格物致知”。然而在“格”了七天的竹子之后，王阳明不仅没有“格”到成为圣贤的道理，却被一场大雨给淋病了，这件事在王阳明的心头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从这一刻起，王阳明开始对朱子之学产生了怀疑。在经历了重大的政治挫折，继而又被贬放到龙场后，面对如此的艰难处境，王阳明想明白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心与理”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认为，一个道德境界非常高的人，其知识水平不一定会很高，相反，没什么知识的人，也不能说其道德境界就很低，因而人们应将追求完善的道德行为规范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样，王阳明与朱子的思想分歧就产生了，即外在的客观知识是否是一个人拥有完善的道德境界的必要条件。王阳明将道德人格的追求看作是人生中第一重要的事，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抛弃外在的物理世界。随即在悟道过程中他提出了“心外无理”的概念，而“心外无理”概念的提出，则在当时以朱子之学为主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同样遭受了很多质疑。他认为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应当由一个作为主体的道德意识发出，而这种意识恰恰是道德主体的自我体现，而不是源自于道德对象。王阳明将“心”作为道德的主体，也就是说所有的“善”这种行为都应被包括在“心”之内，而不应当在“心”之外。王阳明曾经说道：“理也者，心之条理也。”这即是说所有的善都在心的条理内，即“心外无理”，他认为没有自己的心，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良知，那么人世间的一切就都与本来的面貌不一样了。在“心外无理”的基础之上，王阳明又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哲学思想，即我的心所散发出来的良知，就是世间一切万事万物所具有的良知，而这个良知就是造化的根本。王阳明对《大学》之中所提到的“心、意、知、物”这四类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即“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在这四类概念之中，他尤其以意作为核心。他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存在人和人的心，即使这个世界仍然是客观存在的，那也是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的，正是因为这世界上有了人，有了人的心的存在，才能使得各物为各物，客观世界才有了现实的讨论意义和存在意义。 在朱子之学如此盛行的背景之下，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可以说是要受到很大的质疑的。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强调“知”与“行”共同的本体，也就是“心”，所以“知”与“行”本身就应该是统一的，而因为人欲的污染，才使得“知”与“行”本身不再变得统一。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所强调的“真知”。王阳明认为“真知”就一定可以“行”，即“真知即所以为行。”第三个方面就是他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是把知行当成是一个连续的从头到尾的完整过程，也就是说行是知的具体的落实的过程，而知则是对行有引导、预测的作用。王阳明认为，即使没有行动，而只是有念头，也是等同于行的，即强调极端的道德主义，企图用极端的道德主义来限制人的活动。人只要有恶的念头，就已经是属于不善的行为，这固然是有一些不妥的，而且也是不会实现的。而在到达这一境界的过程之中，王阳明所强调的“格物”方法也与朱子及二程的“格物”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王阳明并不看重对客观知识的求索，所以在“格物”的方面，其主要是从减轻担子出发，他认为事物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而其善恶应当源自于自身道德主体，取决于人的善良的意志，所以王阳明认为，可以做到“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就可以了，就是说纠正事物中不善的地方，使其变为善的一面，能做到这样就已经离圣人不远了。 王阳明在在自己的晚年时期已然名扬四海，他逐渐开始总结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哲学思想当中来，得出了集大成的“致良知”之学。而“致良知”说将王阳明的思想总结的更为简易直接，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也是他的学说传播如此之快，如此之广，以及便于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这也使得他的哲学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良知就是一个人的好恶之心，一个人的知是非的心。每个人都拥有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还不足以成为具体的道德实践，因此还需要去进一步的推动与扩充。而“致良知”说正是对其的扩充与推动的过程。在这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教学方法概括总结为四句话，即“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在即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远征之前，对其弟子所讲的，而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此时的王阳明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为圣的箴言：“天地之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这就是阳明之学为何在明中叶之后有如此巨大魅力的原因所在，因为他给了社会中每个人—无论这个人职务大小，无论高低贵贱的人生活的动力，就是去用生命的激情去肯定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去肯定自己的平凡即伟大，让所有人在努力之中，将道德意志始终贯穿于自己的生活之中，让每个人不至于在枯燥的生活当中不至于迷失自己，让人人在平凡的努力之中皆为圣贤。 孟子曾经说过“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就是心学的神秘主义体验，从孟子到陆王，他们都在心学的神秘主义体验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真谛。王学之所以在明朝及后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是因为他突破了传统理学的固有的观念，冲击了宋代以来已经基本成熟的以程朱理学为首的儒学理论体系，其对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使得儒家学派有了新的面貌。王阳明的事业功绩不仅是在古今的儒者中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有明一代的文臣武将当中也是十分的突出。纵观古今，阳明一直都是一颗耀眼的星辰，而他的哲学理论也会永世的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 杨立华. 宋明理学十五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2] 陈 来. 有无之境[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2. 【作者简介】 高尚（1992—），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中国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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