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一生撒谎造假（2）

百年红学诈骗 胡适带头造假（二十六）

——全面清算由胡适肇始、中国「红学界」肆行欺诈的百年「红学」骗局

「红学泰斗」周汝昌一生撒谎造假

（2）

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原著百廿回《石头记》长期以来被篡名为《红楼梦》，原著者被伪托妄指为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后四十回被诬称讹传为「高鹗」或「佚名」续作，《石头记》的真正作者、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人曹頫被刻意埋没遮蔽，这是中国文学、文化、学术、教育、思想和道德的沉痛悲哀；也是从胡适开始，到今天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阵地，以冯其庸、周汝昌等著名「红学家」为骨干代表的「红学界」，对曹頫及其原著百廿回《石头记》，乃至对中国文学、文化、学术、教育、思想和道德犯下的严重罪行。

 

周汝昌对与陶洙交往的叙述自相矛盾

 

我仔细研究了周汝昌跟陶洙的交往经历，周汝昌种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就暴露了这位「红学泰斗」麒麟皮下的马脚。

 

周汝昌和陶洙是如何认识的呢？说起与陶洙的初次交往，周汝昌写得真可谓「神乎其神」。陶洙于1949年1月19日突然造访困居北平城中的周汝昌，周回忆说：

 

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于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地不可想象，太神了！

 

陶先生意外见访于寄居，这一会面不打紧，却引出了非常重要的红学学术的崭新路标——他从我处得到一个「意外」，我从他处也得到一个「意外」。这没法「科学解说」，只好回到传统老词句：「冥冥中似有安排」了。

 

周汝昌笔下陶洙得到的「意外」，指的是陶洙从周汝昌那里借到了「甲戌本」的录副本；而周汝昌的「意外」，指的是周从陶洙手里借到了「庚辰本」的照相本。

 

陶洙见访周汝昌，真有周汝昌吹嘘的那样「意外」这么「神」吗？其实答案周汝昌早就知道，并且公开说出来了，周汝昌的吹嘘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周汝昌在《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

 

很显然，按照上文的自叙，周汝昌与陶洙结识，不是什么「冥冥中似有安排」，而是张伯驹牵线搭桥。周汝昌就读燕京大学时，张伯驹正住在燕京大学「展春园」，两人住所「相去数步」。张伯驹是陶洙的老朋友了，张伯驹的小老婆潘素还曾跟着陶洙学画。

 

我推断，张伯驹之所以介绍周汝昌跟陶洙认识，是因为周汝昌不但对「红学」有兴趣，已经崭露头角，当时还从胡适手里借到了「甲戌本」；「甲戌本」正是陶洙伪造的第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重金」买下之后长期不予公示，陶洙迫切希望再次看到「甲戌本」，以便抄录「脂批」用于炮制「完美『脂本』」。正因如此，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三人从此「紧密团结在一起」。

 

周汝昌谎称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

 

周汝昌不仅在与陶洙交往的经历问题上撒谎，而且还谎称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如前所述，与陶洙有过密切交往的周绍良也对曹立波等人撒谎说，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周绍良怎么没有见过「己卯本」？王毓林所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写到，王曾拜访周绍良，周绍良不但看过「己卯本」，而且事隔多年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己卯本」中夹条的情况。

周绍良为什么要否认自己见过「己卯本」？如前所述，见过「己卯本」原件的研究者不可能不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乃至其它一切「脂本」的事实。那么，周汝昌又是如何叙述他和「己卯本」之间的关系呢？

 

周汝昌所撰《陶心如》一文写到：

 

不知是哪一次，他又透露：「我还藏有半部『己卯本』。」

「己卯本」？我吃了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己卯比庚辰又早了一年。不知其本何似？这使我梦寐思念不置。

再后来，将「甲戌本」钞本借与了他，我也求到了他的「庚辰本」照像本。及至我再向他求借「己卯本」时，他说：「已然讲妥，要卖与公家（文化部），不好再借出了。」

以后得知，此本归为北京图书馆的了。（按，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

 

至于「己卯本」，因各种「运动」迭起，早已顾不上寻看它。过了一个时期，就出来新生红学家去问津，视为奇货可居——凡遇此等情形，我总退避一旁，不愿去打扰人家。

 

周汝昌在1986年4月25日为王毓林所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作的序言中写道：

 

陶心如先生本来也是与我素不相识的，有一次忽然来访，见到我的《甲戌》过录本，视为异珍，立即借去，答应将庚辰本的照相本借给我。他藏有「半部己卯本」，也答应借我一用。庚辰照相本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深为感谢他。但己卯本他就不肯拿出来了。几经恳洽，最后对我说，已要卖给公家，不好借出了，云云。这样，我始终无缘目睹此本。等到己卯本归于北京图书馆了，我那时已然顾不及亲自研阅了，便全由家兄祜昌代为校证去了，他为此苦跑图书馆……。

 

周汝昌几十年来白纸黑字地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可是他真的没有见过「己卯本」吗？很有趣，周汝昌又说漏嘴了——在上文所引周汝昌《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一文中明明白白有一句：

 

陶先生最喜欢校书题记——如他自藏《己卯本》即有五题。

 

周汝昌没有见过「己卯本」，怎么会知道陶洙在「己卯本」上作了五条「校书题记」呢？辩护者大概要说，这是周汝昌的哥哥周祜昌到北京图书馆查证之后告诉他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还要追问一句：查证过「己卯本」原件的周祜昌怎么可能不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乃至其它一切「脂本」的事实呢？

 

周汝昌仔细研究过「己卯本」原件，这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据王毓林在其所著的《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一书中叙录，王曾仔细研究过「己卯本」中夹条的问题，他认为「己卯本」第一回末第二回前的一条朱笔夹条跟陶洙在「己卯本」上的笔迹完全相同，他推测这个夹条表明陶洙「很可能又据此过录了一部副本」，因为朱笔夹条的内容是「写给抄书人的指示」。王毓林写到，他曾就这个夹条的笔迹问题跟多位专家详细讨论过，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笔者曾先后同林冠夫、李昕、刘士德（按，应为刘世德）、胡文彬、周汝昌等诸位专家详细讨论过陶笔夹条的问题，经仔细鉴别，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如果周汝昌从未见过「己卯本」，他又如何能认同王毓林所称此夹条的笔迹跟陶洙在「己卯本」上的笔迹完全相同这一判断呢？

 

另外，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此书「红楼纪历」一节写到，黛玉入荣府在第七年，「年仅六岁」，周汝昌对此特别注明：

 

己卯本、「梦稿」本于此独多「十三岁」之文，他笔妄加，谬甚。

 

这条小注也能表明周汝昌确实亲见过「己卯本」。周汝昌斥责「己卯本」中「代玉答道十三岁」是「他笔妄加，谬甚」，周若没仔细核对过「己卯本」，如何能知道「他笔妄加」的情况呢？非要指认这校勘工作是周祜昌的代劳，于情于理不合。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周汝昌谈到的「代玉答道十三岁」是「己卯本」的正文，而不是行间的批语，「妄加」正文的人究竟是谁呢？周汝昌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吗？

 

哪怕周汝昌真的从未见过「己卯本」，由「他笔妄加」的判断不能想到「他笔」就是「陶洙之笔」，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想不到「己卯本」和「庚辰本」全部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未完待续，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