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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出生在台东东北方向阿美族的一个族区，那里距离台东市区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用阿美族语讲，那个地方叫做Shin-Ku，后来又辗转被汉人改名叫做新港，再后来被称作成功。 我妈妈告诉我，在我出生的时候，祖父从台东市附近的卑南下槟榔部落赶来新港帮我接生、剪脐带，并将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小港口，用太平洋的海水为我洗了人生的第一个澡。听祖母讲，祖父后来回到部落，常常会望着他帮我剪脐带的方向低语呢喃：“Shin-Ku，Shin-Ku，你还好吗？”那就是在那呼唤我，我的乳名也由此而来。 我妈妈是排湾族人，爸爸是卑南族人，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前面还有一个大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日据时代的警察所长，后来转到乡公所去当户籍科长。因为爸爸工作比较忙，所以我从小跟着妈妈长大。 在我三岁的时候，爸爸调职到大武山下的一个部落去工作。当局为了方便管理，把来自七个小部落的人们迁徙到靠近平地的一个叫做Puliu puliu·san的地方去生活，这个部落以其中最大部落的名称Ka-Aluwan来命名，其实是由很多小的部落共同组成，而现在这些部落都已经汇集在一起了。这个地方也就是我后来在《芬芳的山谷》中写到的“Sweet Home Ka-Aluwan”，但在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地方。 我爸爸那个时候担任户籍科长，要给部落的人安排居住区域，不能让迁徙来的人与他的部落分开。这是一个排湾族的部落，而我和我爸爸却是卑南族人，我们在这里算是外来的。爸爸被派来这里工作，我们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因此我很多的歌都指向这个地方——嘉兰山谷。从我三岁开始，母亲就常常牵我的手到这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山里面玩耍，提水的时候也会带我到河边去，在河边给我洗澡，在溪水边让我看看浮游和小鱼。满山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在山谷里，那真是一个芬芳的山谷。（图三：台東田野風光）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整个部落不过几百个人，那时候我妈妈是乡民代表，有时也会很忙，就连开会也不得不带着我去，可我常会给他们捣乱。于是在我还不满五岁的那年，妈妈把我交给学校的校长说：“嘉兰没有幼稚园，这个孩子放在学校，麻烦你照顾一下。”后来这校长帮我一直升学上去，我就比人家早读一年小学。回想起来，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那一段生活在山谷里的岁月。 我小学时候经常要去砍一些草来给家里的牛吃，它是要负责耕田的。后来它生了小牛，我就经常在上课以前牵着它们到山上去，找一些有草的地方，把牛绳牵长一点，让它们可以去吃草。我也会在山上看老鹰，大鹰带着小鹰在天上飞，教小鹰飞翔，在天上“噫——噫”地互相呼唤着，小鹰在后面紧紧跟随。我在山上放了六年的牛，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躺在那个地方，看着那边的天空和高山，感觉这就是我的世界。一个山谷的天空就是这么小，这就是整个世界，但一个人的放牛生活也蛮孤单的。 台湾有个名叫叶宏甲的漫画家，他画了很有名的漫画书《诸葛四郎》，这漫画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四郎他们三个人是结拜的侠士，为皇上服务。我每个礼拜三都会从山上走路到七公里外，到太麻里附件靠海的地方买漫画，我时常幻想着自己就是漫画书里的四郎。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有一把短刀，但那短刀不能拿起来玩耍，只能用来砍荆棘。于是我们自己做了竹刀、竹剑，我把牛当坐骑，从小骑着它跑，它跑起来铿锵有力，还会跳田埂、跳水坑，仿佛就是一匹骏马。我骑着它飞跃，手中的两根缰绳就像漫画里描绘得一模一样。 我看完漫画后会传给我的同学看，大家看这个漫画看得入神，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我们就演漫画里的这一出戏。我来演四郎，其他同学演林小弟、真平，对方阵营带了面具的同学假扮成我们的敌人。那时我们一天到晚玩这些东西，真的很快乐。 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坐下来好好听老师讲课，而《诸葛四郎》漫画和我大哥念的那一本《圣经》是我看得最多的书。但正因为这样，我认识的字却比别人多，遇见很复杂、很深奥的字，我还要查字典。学校的课程我没有认真对待，每天只忙着和同学们玩耍，尤其农忙完毕之后，牛没事可做了，稻田的稻草多起来，我们就把稻草搭成皇宫的样子，旁边的水沟被我们当做护城河，我和同学们扮演着漫画中的正反两派，点着火把一箭射过去，那稻草全都燃烧起来。反正它们迟早也要被烧掉当肥料，不如让我们先烧了。 快乐的玩耍看似没有尽头，每本漫画的最后都写着“敬待下期”，我们下个礼拜再去买一本回来看，再继续这样玩。但在小学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离开了孩提时代的玩伴，也离开了美丽的山谷，我的一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我的大哥和我爸爸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父子反目不说话，爸爸甚至把哥哥赶出了家门。我哥哥大我二十几岁，他是一个眼睛看不到东西的传教人。那几年他跟爸爸没有说话，我常常在这两个人当中传达讯息，也会因为要照顾哥哥而家里外面两边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骑着牛回来，哥哥跟我说淡水有个学校在招生，这是台湾一所将近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也算是一个贵族学校，台湾的东西南北地区各有一名原住民的学生可以获得全额学费的奖学金，但是需要去参加考试才行，我们整个台东地区要录取一名这样的学生。哥哥要我去参加这个考试，但那时候的我哪里有读什么书呀？平时的学习只不过为了应对考试而已，其他那些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学生都很强的。 哥哥让我跟爸爸讲，要他准许我去考这个试。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从高级学校毕业的，他是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认可男孩子到远的地方去读书。 我爸爸虽然跟我哥哥不说话，但是看到了这个招生简介，他仔细研究，觉得那个学校应该是不错的。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的时候，爸爸对我说：“好，我答应你，明天就带你去考试。” 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两百多个人去参加的考试，最终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现在想来，这也许却是读《圣经》、看漫画的结果。哥哥眼睛看不到《圣经》，我要帮他读，尽量解释给他听，那里面有很多世界历史、地理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小学读不到的字，那时的小孩子谁能读那么厚的书？漫画里那种古早的字眼，又有多少小孩子会呀？可是漫画里面就是这样画的，这样讲的，我也就是这样运气好地考上了那所学校。 其实我也参加了其他的考试，考上了台东的一些不错的学校，甚至包括台湾东部最好的学校。而我爸爸觉得我还是应该去离家远的地方，况且这学校也免费的。但是我妈妈不准，跟我爸爸据理力争，说：“这孩子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不能离开台东，他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去那边要自己洗衣服、缝扣子，要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怎么可能呢？”我爸爸被她说到最后，只讲了一句话：“你一个女人懂什么？往那边读就对了！” 我要离开家的那天，大哥一路把我送到淡水，我牵着他的手，他眼睛看不到，我就是他的眼睛。我回过头去看，发现我妈妈在哭，远远的树后面，小学的同学们在跟我招手。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去往哪里，没有这种概念，淡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出了这个山谷，任何地方都叫做很远的他乡了。以前很多人出去当兵，从此再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出了这个山谷，以后会怎样就不一定了。 就像我后来在歌中写到的：悲泣的妈妈，懵懂的孩子。我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家。 我和哥哥从部落出来，走了七公里的路，来到太麻里溪头的省道，要先从那里乘坐六个小时的“金马号”长途巴士到达高雄，再转乘晚上九点的火车去往台北。到达高雄以后时间尚早，于是哥哥带我在高雄随处逛逛。他听说高雄大统百货的七楼有个遊乐场，便带我去玩碰碰车消磨时间。 碰碰车场地里面，十几辆载着小孩子的碰碰车横冲直撞，互相间不时发出“砰砰”的碰撞声。我没有来过城市，没有见过这么多小孩子，更没有玩过碰碰车，坐在碰碰车里面转了一圈后，发现自己看不到场地外面的哥哥了。我急忙从车上跳下来，从车与车之间的空隙中跑出场地去找他，告诉他我不要玩这个了，哥哥就带着我一起到七贤的火车站等火车，虽然路很远，但我们还是步行。 我们走到火车站后，在旁边的餐厅吃过晚饭，买票进了月台等车。小时候课本里画的火车都是跑在田野里，从书上看火车很小，我也没有见过车站，所以我认为我们要通过月台往外再走上一段路，也许火车在那样的一片田野里等我们。但走上月台后，没想到火车直接开进了这座“大房子”里面，巨大的火车头“叮叮当当”地奔袭过来，我被吓得对哥哥大喊：“火车要撞到房子啦！”然后拉起他的手就往外面跑。哥哥站在原地不动，我松开他的手，自己往月台口跑去。这时哥哥喊我回来，并告诉我，我们就是在这里乘火车，这就是火车接人的地方。 这趟火车是夜车，夕发朝至，晚上9点从高雄出发，早上6点到达淡水，中间需要在台北换一次车。我在火车上第一次看到还有茶水服务，坐席前桌子上有空茶杯，一会儿提着开水壶的列车员熟练地打开每个人的杯子，“哗”地一下倒满热水。这个场景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火车在黑夜中奔跑，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自己离家越来越远。经过一天的奔波，我终于感觉到疲劳，在座位上慢慢睡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到台北了。我们需要换车，哥哥拉着我去问要换哪一部车可以到淡水。当时台北到淡水的车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在车上我又睡着了，直到听到广播里喊：“淡水到了！淡水到了！”，我才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向外面看了看，然后转头问哥哥：“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么？” “对，你要留在这里读书。”哥哥说道。 我继续问他：“这边还有谁能听懂我们的话？” “没有，这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语言。” 我失望地和哥哥走下火车，步行40分钟以后，在7点前到了学校报到。哥哥在校门口把我拉到墙边，对我说：“你要在这里好好的读书，我要回去了。”那时家里穷，哥哥不可能在这里住旅店，只能把我送到学校后，算好回程时间，坐车返回家乡。 舍监和训练新生的老师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我拎着皮箱，皮鞋挂在肩膀上。我小时候没有穿过鞋子，更穿不了皮鞋。在排湾部落里长大的孩子都是不穿鞋子的，我小时候放牛时，走的路上布满了各种植物的刺和坚硬的石头，时间长了，我的脚底长了厚厚的茧，所以根本穿不进去皮鞋。在我之前进来的学生都穿着笔挺的服装，而我却还穿着家乡的衣服，皮鞋挂在肩上，显得非常特别，连老师都会笑我这个形象。 分配好宿舍以后，我和同宿舍的学生讲话，他们却听不懂我讲的国语。后来两个原住民学长查看了新生资料，知道我是卑南族和排湾族人，所以特意过来看我，和我说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时我的心才稍有了点安慰。 在我刚到淡水念初一的时候，常常会想家，在家的时候我每天登高山，把牛骑到高山上去看海。我在淡水的学校也可以看到海，那海跟我们学校中间隔着一大片草原，上面却一只牛也没有。我写信给爸爸，要他赶快把牛寄过来，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放牛。在我们的山上很难找到那么多草，我在信里说这边的大草原上面没有牛，我可以在这里放牛，下课还能把它们带到山沟去喝水，这边的水草都足够丰富。对我爸爸来说，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事情，那时候连人过来都很困难，牛怎么能寄过来呢？但那时候的我天真地觉得他真的会把牛寄过来，没有等到他回信，我就越过学校的围墙、铁丝网，越过山沟去看那片大草原。而当我临近一摸，那草却只有短短一层，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一片高尔夫球场。我的梦破了，就算牛过来也咬不动那个草。虽然到最后爸爸也没能把家里的牛寄过来，但我还是会常常想念自己在牛背上的日子。我人生中写的第一首歌也正是那首《牛背上的小孩》。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就一定要说起哥伦比亚咖啡馆，也要说起李双泽，但这一切却都要从爸爸生病说起。 1970年，我20岁，那一年爸爸生病了。我的姐夫在台东的保健院里面当医生，当他发现爸爸吞咽不下东西时，便带他到台东的医院去看病，那里的医生怀疑他是食道癌，但台东的医院没有做切片检查的设备，所以只有到台北才能弄清爸爸的病情。 姐夫打电话告诉我爸爸生病的事情，却说没有办法带爸爸过来，我只好回到台东将爸爸接到台北，负责他的医疗。我带他到三军总院和台大去看，结果证明是食道癌，而且有蔓延的可能。医生跟我说要开刀动手术，我说那就动手术好了，我要救爸爸。 那个时候的台湾还没有什么保险制度，原住民得了这样的病是不会去看医生的。我作为他的儿子，看他这么勇敢地面对疾病，于是也想和命运斗一斗，便开始拼命地工作赚钱。爸爸住院需要保证金，三军总院也要，台大也要，不然进不去医院。我艰难地拼凑出一些保证金送到医院去，还把自己和另外一个朋友的身份证押在医院里面来赊欠差额的部分。 在爸爸生病的前一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歌手万沙浪，那时他刚刚退伍，跟自己的老乐团见了面，在台北一个医院的地下室里练团。我们都是卑南族人，他也是我爸爸朋友的儿子。我当时听了他们的排练，觉得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但发现他们缺少一个给他和声的人，他们乐团的鼓手、吉他手都没有和声的能力，而我有在淡江中学时期唱四重唱的音乐基础，所以我就向万沙浪建议，由我来为他和声。于是他决定让我来试试看。 当时的乐队除了主唱以外，通常没有单独的和声歌手，我没有乐器，空着手站在那里和声是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乐团当时正好没有键盘手，而很多歌曲又必须有键盘的声音才能让音乐的表现力更强。于是他们便教我弹键盘，让我在充当键盘手的同时来和声。好在我小学时候有过为合唱伴奏的经验，所以很快就能学会，并与万沙浪配合和声的效果非常好。这种和声的效果让万沙浪的声音更加从容而丰富，我也因此成为“潮流乐团”的正式成员之一，做了一名和声歌手。 当时正值台北六福客栈开业，那里迅速成为人们追捧的时尚据点。它的二楼开设夜总会需要乐团演出，便开始组织全省乐团评比，优胜者入驻这里演唱。消息散开后，全省20多个知名乐团一下子都参与进来，我们“潮流乐团”当然也要去参与竞争。这些乐团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但我们最终幸运地脱颖而出，赢得了在六福客栈驻唱的工作。当时我们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就是台湾第一乐团！从此，潮流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我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但六个月后，突发变故。万沙浪在六福客栈与客人发生争执，最后演变成我们都参与进去的斗殴，六福客栈因此停止了我们的演出，我们失去了工作。在这之前，万沙浪在和欧威他们拍《风从哪里来》，并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歌《风从哪里来》，这时候万沙浪的老板刚好从新加坡来了，说这个电影杀青了，他的新歌也要发出来，要开记者招待会。万沙浪决定将乐团解散，因为他从此要走国语流行歌的路线了。 万沙浪的电影一出来，歌一出来，一夜之间便成为了台湾最耀眼的新星。那时候名气很大的歌手余天在第一饭店演出，一个晚上的演出费是三千块台币，而万沙浪一出场就是三万块，真是“天价”了。 在万沙浪受邀演唱《风从哪里来》的时候，我时常陪他去录音，一度我成了他的小跟班，在旁保护和协助他，但同时我也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后来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因为知道我正苦于为父亲筹医药费，所以出资和我一起开了台湾的第一家铁板烧餐厅——洛诗地（The lost city），为我增加收入，并介绍我到他父亲的纺织厂工作。这段时间我一边看店，一边在纺织厂工作，但父亲的医药费实在太高了，即使打两份工也依然入不敷出，我只能继续寻找其他工作。很幸运，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馆推广中心（俗称哥伦比亚咖啡馆）弹弗拉明戈的阿美族同胞杨光野这时候给了我一个好机会，他介绍我到哥伦比亚咖啡馆去唱歌，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在咖啡馆里驻唱的歌手，其实我并不在乎谁在下面听我唱，更没管歌的事，反正我会唱很多歌，我就是要用这份工作的薪水来帮爸爸治病。我是个意外的歌手，万沙浪却是天生的歌手，他往流行歌那边走去，而我走到哥伦比亚，没想到这条路走下来，竟是民歌的摇篮了。 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的时候，我认识了李双泽。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那时我唱歌的地方前面有几张桌子，半圆形地围绕起来，座位的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回旋楼梯，回旋楼梯是铁板做的，如果有人走上来便会砰砰作响。李双泽个子没那么高，人也很胖，看上去有点邋遢，牛仔裤不知多久没洗过的样子。他胸前挂着个照相机，身后背了一个他画画用的画架，看起来像个流浪汉。 我正在唱歌，他乒乒乓乓走过来，往最前面的那个椅子上一坐，开口便直接喊我的名字：“胡德夫！我听说你是山地人呀？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好，那你会唱卑南族的歌吗？”那时候台湾人叫我们山地人，不会叫我们原住民。他这样问我，直截了当地说：“Bob Dylan的歌我会唱，但是我们自己的闽南歌我也会。你把卑南族的歌唱给我们听吧。” 那天在场的人我谁都不认识，而他却大概都认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文青，跟席德进他们都是哥们。他还跑到恒春去听陈达唱歌，跟陈达也是朋友。他那样一个大学生走过那么多山川大河，对自己的土地那么用心，所以他写《美丽岛》，实在是够资格的人。 他帮我吆喝的那一下，让我在上面愣住了：我才来上班没多久，你就来踢我的馆呀？ 李双泽问我会不会唱卑南族的歌，说实在话，我没有在卑南族的地方住过，而是长大在排湾族的地方——大武山下。我小时候并没有唱过歌，被他这么一问，我在那边发愣了很久。 他看到我有点尴尬，就说先唱他们的歌给我听。他上来唱起陈达的《思想起》，而那个时代唱这样的歌是不入流的，是根本不能唱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但是他唱得很自在，很有力。我在台下听他唱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找歌，我到底会不会卑南族的东西？后来我想到我爸爸唱他同学写的一首歌，也就是《美丽的稻穗》。 这首歌有三段歌词，分别讲稻米，森林和凤梨，而我只会前面讲稻米的那一段歌词。小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爸爸旁边时，常会帮爸爸添饭、斟酒，他喝醉的时候就会把这首歌哼唱给我听。我爸爸五音不全，当我回想起这首歌，想把这它串起来的时候感觉很难，不过我还是知道这首歌韵律的大概走向，但歌词我就只能胡诌了。我把第一段歌词唱三次，唱完之后我告诉大家这首歌叫做《美丽的稻穗》。其实这首歌原本是没有名字的，我按照歌词里所讲的稻穗，把它的第一句当作了名称，为这首歌取名为《美丽的稻穗》。 出乎意料的是，满满在场喝咖啡的人全部站起来鼓掌并惊叹道：“哇！有这个歌呀？”李双泽说：“我们就是有歌，就是有歌！”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边，在那个地方弹唱了几个月都从来没有人站起来为我拍手的，大家早已听习惯了这些歌，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那一次却不一样，我就像被一阵台风吹过，回去也睡不着了。那天晚上，李双泽帮我提吉他到我的铁板烧店里去，在那里吃了一顿夜宵，杨弦也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们三个人结为很好的朋友，杨弦向我学唱《美丽的稻穗》，学完以后开始尝试自己写歌，李双泽告诉我也来写点什么。但我写什么呢？我连谱子都不会看，我能写什么歌呢？李双泽却对我说：“你会唱很多的英文歌，民歌那么多，都是写他们自己乡村的故事，你不是常常讲放牛的故事，那你就写写看。”我觉得他说得对，就开始写《牛背上的小孩》了。(图10 2015重回淡江大學，民歌運動發生地，李雙澤紀念碑) 其实我一直惦念着我们村庄的人们，村庄的那些歌声，惦念着父母亲生我养我的感情。我也会想念我的牛，会想念天上的老鹰。我觉得都市是平的，脑海里面经常会浮现出山谷里所有的景色，在如此浓烈的乡愁之下，《牛背上的小孩》就这样被我写出来了。 在我写这首歌的同时，李双泽在写《我知道》，杨弦写《乡愁四韵》，我们写到一半的时候会互相唱一段给对方听。我们这三个臭皮匠都不是学音乐出身，却整天煞有介事地唱来唱去。人家说我们无病呻吟，但谁会知道，民歌的摇篮也就由此而来。 虽然有了在哥伦比亚驻唱的工作，但爸爸的药费还是不够用。在他住院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开了三次刀，让他吃了不少苦。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的肩膀也变得硬了起来，一心想要分担爸爸生病住院的事情。 那个年代，一般人如果得了癌症，大都会绝望的，觉得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准备走了，因为高额的医药费没人能负担得起。爸爸用了一种德国的药，一针打下去就要三千块台币，那时候一个“部长”的薪水每月才七千块钱，我一个月挣一两万都不够用了。 那三年里，我一直在想办法挣钱为爸爸治病，但很可惜，爸爸最终还是走了。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最后一面，医院发病危通知的时候，医生已经确定他大概一两天就会过去，医院用车载他到停机坪，我的姐夫带他坐飞机回台东去。我在医院还有很多债务，根本不能离开，我只好叫一个朋友守在那边，自己留在医院用两天的时间把债务处理好。最后钱还是不够，我叫了几个朋友又押上他们的身份证，我一定要赶回去看爸爸最后一面。在我回去的时候，他刚好叫了我的名字，就那样走了，而那时候我刚刚赶到家里。（图4：1972年胡德夫與媽媽攝於父親墳前） 爸爸走了以后，我听妈妈说，爸爸那种“牛”的个性，痛苦或是难过，在我前面从不会表达出来。我每次从外面忙完回来，看着他，陪着他，他都是一副很乐观的样子，其实他非常痛苦。妈妈说，只要我一出门，爸爸便把整个气都泄在我妈妈身上，这里痛，那里痛，妈妈简直无法承受他这样的痛苦。但是爸爸看到我的时候却是那样坚强，所以不管我在外面如何忙碌，我都觉得要把压力吞下来，我要和他一样坚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两个男人之间的相处方式。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为家人负担一些东西，以前面对父母亲，都只是依靠。 爸爸走的时候，我的那首《牛背上的小孩》已经写完了。对我来说，这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歌里面最后的一句“牛背上的孩子还在牛背上吧”，其实是我自己在和曾在山谷里面放牛的那个孩子对谈，但我却已不可能再回那个美好的时光里去了。 胡德夫老师15首歌曲作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为内容，通过歌曲讲述了自己沧桑的岁月与经历。以一句歌词“我们都是赶路人”为书名，讲述人生就像一条路，时间匆匆而逝，珍惜光阴莫放松，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胡德夫作为台湾民谣之父，以音乐诠释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作者胡德夫，出生于台湾台东的原住民歌手。有台湾民谣之父之称。1973年胡德夫开创了台湾个人演唱会之先河。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家专辑第二名。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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