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2008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济南少年郑惟生离开体制教育，此后九年，辗转八省，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那是一种接近清修的生活，居于深山，无电无网，与经书为伴，每天背诵十小时。如今，19岁的郑惟生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诸东流。目前，他正在备战英文自考。19岁了，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郑惟生并不是一个孤例，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笔者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对读经有过担心:“家长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让孩子读些儒家经典倒也无妨。怕就怕大动干戈，无限夸大读经的好处，放大学校教育的坏处，以私塾化的读经教育代替学校教育，从而剥夺了孩子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此举违不违法姑且不论，单说孩子的精力有限，顾此难免失彼，万一将来把孩子培养成知书达理却又百无一用的书生，私不能养家糊口，公不能报效国家，只怕悔之晚矣。”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在部分孩子身上不幸而言中。
从那时到现在，读经教育的鼓吹者和服膺读经教育的家长，其误区在于将读经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绝对化，而不及其他。
误区之一，认为读经是道德教化的唯一途径，排斥其他教育渠道，最主要是排斥学校教育。固然，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德性，在道德教化上有其优长之处，读经是道德教化的有效方式。但如果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有此功能，读经是唯一的方式，那就大错特错了。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非常注重道德教育，都有各自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果不能以开放包容的眼光看待，就只能是一叶障目，由坚守变为偏执，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偏执的代价却由孩子承担。
误区之二，在于将道德教化与技能的培养对立起来。回顾一下郑惟生九年的读经生涯，除了读经，背诵经文，他几乎没有学过其他东西，做过其他事情。我不知道通过读经，他是否领悟了“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领悟了也没有用，因为除了“道”之外，他可算百无一用。不要说像读经倡导者鼓吹的那样经国济世，就是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即使领悟了道的真谛，又有何用？
就是古人读经，也不是这样读的。在儒家的教育当中，一贯主张将经典的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上能经国济世，下能安身立命的技能。比如说孔子强调“六艺”的学习，顾炎武等大儒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颜元则主张实学，将“耕田灌园，劳苦淬砺”，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只读经书，不学习其他知识，不进行生产实践和体育锻炼，不学习生产和生活的技能，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罕见的。在21世纪居然仍受人追捧，真是咄咄怪事。
误区之三在于学习方法的荒谬。从郑惟生读经经历来看，九年来他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背诵经文中度过。没有人讲解经文的含义，甚至禁止他自己去理解经文的意思，只要求他背诵，“复读机就是最好的老师”。同时也不允许他看经文以外的著作，非经文类的中国传统典籍也不行。这样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是旷古未闻。
在传统的教育中，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在学生“发蒙”阶段，即刚开始读书识字的阶段或有所见，但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诸如讲解、讨论、辩难、著述，形式非常丰富。而这种不分年龄，不分学习阶段，日复一日的死记硬背，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有老师在接触到读经的学生后，惊讶地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背诵了20多万字，还不会写文章，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
误区之四在于与法律的抵牾。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读经活动，如何能够提高学生的科学水平？宪法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教育法也有类似条文。郑惟生的读经生涯中，被强行要求背诵了大量的佛经，这难免有违法之嫌。既然有违法之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似应不能再等闲视之，无所作为了！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