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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并行

 樵夫草书 201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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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大约出现在三至五千年前。睿智神秘的刻画符号,填补了半坡到甲骨文时期汉字考古的空白。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十多个图形。据专家考证,与天象有关。有一幅刻画符号有三部分组成,最上头是个圆,中间躺着半月,下部五齿形。不少学者作过深入研究,大体是看图说话,结论大同小异。比如,有人认为刻画符号为“日火山”纹,释读“炅山”,认为“反映烈日下山上起火的情形”。有人用两千多年前的训诂方法,认为刻画符号上部分为古文字“日”,中间为“耳”,意为“听”或“听从”,横写的“耳”并“对向”上面的日字,表意“听从太阳”;下方为“山”,山字“五峰”表意为东南西北中的山。东南西北中的山,表意为“普天之下”,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普天之下的臣民都听从、拥护太昊伏羲。太昊伏羲灵魂图像的眼睛是“德”。因此,断定为上古先民所拥护的是以德治国。别出心裁,猜测而已。


山东邹平丁公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为一件泥质灰陶盆底部残片,十一个字,排成五行。从画道的深浅和走向分析,不难发现画道属硬物所为,硬物尖部比较锋利,刻画者手执硬物而画。画道有宽有窄,不能排除物尖部分偏扁。画道两边比较粗糙起毛,有些画道因陶面过硬出现自然波折,有的物尖碰触陶质中的沙粒而起伏不平。这些都表明,画道为陶器烧制成形后所刻,陶片的周边有不规则的破损和折痕,刻意设计安排的痕迹非常明显。中国有人曾经在日本教授释读的基础上,试验性地用甲骨文知识,将丁公刻画符号解释为:何父以驯养的狗上献,有邪佞之心,将他交会惩治,最后一字是签名落款。真实情况如何?只有天知晓。


我无意解读大汶口和丁公陶器刻画符号的意思,也不关心专家演绎得正确与否,让我动心的是陶器刻画符号给汉字书写带来什么启示。我们即使不懂考古和古文字知识,也能一眼看出,两片陶器上的符号,是用锋利的硬物刻画上去的,刻道深浅不一,符号图式自然多变,丰富多彩,使用工具熟练,刻画技巧相当高明,图像符号的线条生动流畅,反映出三至五千年前生活在黄河下游先民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行为方式。直觉观察,大汶口陶器刻画符号秩序感强,结构对称稍有揖让,刻道自然流畅,形状层次丰富,组合错落有致,使用刻画工具收放自如,运行速度充满节奏感,安排刻道的空间感很强,刻道给人一种劲健有力的视觉冲击力。丁公陶器刻画符号,行款从右向左竖行排列,与后世汉字书写的顺序如出一辙。陶片面积不大,只有几平方寸,但在古人的手里似乎变得很广阔,刻道聚敛奔放,没有一点收束之感,十一个图形分布匀称,行与行、图与图之间安排极为合理,造型的空间感很现代,尽管有的图形向右偏移,但姿态顺其自然,足见其独具匠心。丁公陶器刻画符号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亮点,就是刻道连续,绵延回转,比较符合今草笔意。


大汶口和丁公刻画符号是否为早期文字符号我不知道,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读,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大汶口刻画符号工整,丁公刻画符号草率,究竟那个在先,那个在后?是先有工整,还是先有僚草?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幼稚,但实际上它牵扯到汉字出生时的原始状态,是挑皮捣蛋,还是老实本分。这虽然是个不够专业的问题,但它涉及到汉字正写和草写两个分支的孰先孰后。弄明白这个问题,汉字书写的许多误会都可以解除。比如,书体演变的先后顺序、“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等,都可迎刃而解。本文以大汶口和丁公刻画符号的形态为依据,试图解开这个谜团,如有误释之嫌,权且进行一次精神旅游。


篆、隶、行、草、楷五体俱全,具体谁先谁后说法各异。如果把大汶口和丁公刻画符号当作汉字的起源,从它们的记事刻画形态来看,似乎可以将汉字书写划分为两个系列,一为正书,二为草书,行书介于二者之间,往右偏可称之为行楷,往左偏可称之为行草。从考古发现的字迹可以断定,正书的发展脉络为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发展的脉络为“前失后清”,汉代以前草书的发展不受重视,大多自生自灭,很少留有遗迹。汉代以后零星的草书真迹逐渐面世。丁公刻画符号如果算作汉字的起源,那么应该是仅存的早期草书的孤证,后来草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汉代的大力提倡。其实,直到今天,草书的发展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广,草书之所以大兴不衰,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书写者的性情,艺术价值很高。正书则恰恰相反,由于实用之需,历代官方都很重视正书的发展。所以,从篆、隶到楷,演变的时间并不太久。今天的许多印刷体和美术字都是在正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书体大致分为正与草,不仅能够理清书体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书学的研究和探讨,而且能够使初学者明辨是非,匡正学书必从正书练起的误区。


正书与草书发展演变的道理,并不需要太多的学问,就能找到合乎逻辑的推论。从人的本性来分析,日常劳动生活中,人们习惯于自觉追求方便与轻松,而有意避讳严谨与庄重。草书随意,正书规范,就成为书写者个性发挥的助推器。人性的内在需求,是随意自由,无拘无束,如果没有外力的限制,一个人的行为肯定是怎么舒服怎么方便怎么做。创造记事符号也是一样,在没有人严格规范的前提下,远古先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情恣肆,随便刻画一下了事,像丁公刻画符号的草率行为就是如此。


从社会分工来看,早期守猎各自为政,后来因集体守猎的需要,不得不做出明确分工,有的负责围堵,有的负责搬运,有的负责记录。记录猎物的名称和数量需要符号,符号慢慢演变成统一的文字。当初记事符号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那么正规,久而久之,诱发不公开不透明的矛盾。为公平起见,部落首领不得不正规统一记事符号,人人能够识读,减少了很多矛盾。守猎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复杂,时间又比较紧迫,有时随便找片树叶慌忙记下,急速潦草的现象在所难免。守猎结束之后,回到部落,用统一正规的符号抄写清楚,呈送给部落首领过目分配,草稿就随便扔掉了。后来,人们发现可以存放久远的刻写物体,比如,甲骨、石块、木片、竹片等,随手的草稿就自生自灭。后世出土的甲骨、简牍文字,都是经过规范的记事符号,统一正规,留存了下来。再后来纸张发明,彻底解放了古人的书写状态,记事为文的草稿,不经意得到留传,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草书墨迹。因此,不难推断汉字书写从一开始就是正草并生,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化,正草并行推进,互相借鉴影响,演变成今天的正书与草书两大系统。


汉字发源于指事、象形等方面,早期的汉字象形意味肯定非常浓厚,许多字看上去接近或比较接近具体物象,尤其是外形轮廓,不难想象“随物赋形”的汉字外部轮廓一定比较复杂,圆转线条多于方折,用丰富柔软的笔毫如实完整地描摹勾画比较容易,但硬物刻画硬物,比如,金属刀具刻画甲骨难度肯定不小,图案线条的表现力远逊于笔形意味。因而不能排除刻工刻画时简损了不少复杂圆转的线形,变圆为方的刻画不可忽视。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简牍、绢帛等书写载体不易保存,为存之久远,只能借助于金石刻画,前世简化的刻画就演变成后世保留的相对正字。事实说明,刀刻文字的使用方式,促进了汉字字体的演变,也推动了文字书写逐渐从图案描画向自然书写方向转化,柔软毛笔追求刀刻的省略效果,二者互鉴,汉字便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后来刻画技术不断进步,用刀能够真实地反映毛笔书写的笔形意味,保留和继承了前人先写后刻的传统。所以刀刻就成为保留字迹的最好方式。秦汉时期的大量碑刻、墓志、刻帖,就反映了当时保留原始字迹的好方法。人们不仅重视先书后刻,而且力求逼真传达自然书写时的客观状态,真实反映柔毫毛笔书写线条的笔形形态和精神面貌。清代考据学兴起,促动了文字学和金石学的发展,传世碑版器物和前人的著录收集,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于是,访碑著录和考释研究大盛,刺激了汉字书写。很多学者发现历史流传下来的碑刻、墓志在自然的作用下,风化腐蚀所造成的残缺苍茫意味,给人一种强烈的审美感受,有心的书学者便设法用毛笔摹仿和表现刀刻的痕迹和自然造成的趣味,正书的书写形态出现了多样化,草书的用笔也吸收篆籀之法,厚重古朴气息扑面而来。
因此,汉字书写正草并行互动,激活了字体简化,改善了用笔方法,促进了汉字的规范与发展。                                             

201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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