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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后期，窝在岛上，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在日记里狂骂尼克松，称他“尼丑”，还说他“寡廉鲜耻”。当面不敢骂，就背后骂。白天不敢骂，只好晚上躲在房间里写日记骂。
这一切都是因为，尼克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2年，他第一次到杭州的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93年，他故地重游，虽然在美国已是万人唾骂的臭咸鱼，但杭州人民仍然当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2年的破冰之旅，尼克松在杭州仅仅逗留了一天，更准确地说，是21个小时，夜宿今日的西湖国宾馆（杭州人俗称的“刘庄”）。
2月26日12点30分，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比原定计划推迟一个小时飞抵杭州。他坐着轿车驶过机场路。 
尼克松或许不知道，为了迎接他，这条路两旁原有元宝树全部被替换成了香樟树，而杭州人甚至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里里外外改建了笕桥机场——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来杭时，上万群众从火车站排到西泠饭店（现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夹道欢迎，而尼克松这次，按照中央规定，仅机场悬挂中美两国国旗，不举行任何接待仪式。 杭州市还要求市民尽量少出来，以至于那天全市中小学生中午一律不回家，自带干粮在学校用餐。
事实上，尼克松的午饭也吃得很仓促，因为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下午3点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游览“花港观鱼”，接着还要乘船游西湖，而尼克松夫人还要单独去拜访灵隐寺。晚上，当时的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还要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尼克松从美国带来4棵加利福尼亚红杉树苗赠送给毛主席，中方决定都种在杭州。其中一棵就商定种在“花港”公园的牡丹亭侧，由周恩来和尼克松共同出席种树仪式。 
当然，安保措施也是非常严密的——在尼克松到来之前，杭州就请东海舰队的战士20名，来到西湖进行来回两次扫雷，扫测后没有发现湖底有任何危险物。
据说2月26日的刘庄之夜极不平静。 当晚，中美双方会谈的地点被安排在刘庄一号楼的八角亭。这个八角亭几面均有大玻璃窗临湖，但面积很小，仅约15平方米，里面只能放下6张单人沙发，围成一圈，以便谈话。 
中华书局《浙江省外事志》第291页仅用一句话记述了这个不眠之夜：“宴会后直到次日凌晨，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继续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作最后商定。” 据说双方最纠结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也是乔冠华、基辛格二人看着夜色中的苏堤，才找到灵感的——所谓苏堤这边是西湖，那边，也是西湖。 27日天亮时，《中美联合公报》便在这小小的八角亭里草签了。 20年后，尼克松故地重游，他感慨地说：“具有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也可以说是1972年2月26日在杭州诞生的，28日在上海向全世界公布的。”
其实对于接待“美帝敌酋”尼克松，很多杭州人起先是想不通的，甚至有些宾馆服务员思想没转过弯，不愿意为尼克松擦皮鞋。 据说周恩来是这样做思想工作的，他说：“尼克松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你们为他擦皮鞋，就是为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服务，同样是光荣的。”服务员这才心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不卑不亢、以礼相待”这是毛泽东为接待尼克松一行定下的八字方针。不过在解读上，差点出了偏差。 原来尼克松出行前，美国先派出一支先遣组，1月8日结束对北京、上海的考察，到了杭州。考虑到此前在上海一站，美方先遣组表现不太积极，外交部有关人员随即提出，杭州要紧急“降温”，不仅接待的领导级别降低，还撤销了西湖游船上摆放的水果糖果。要知道，此前接待任务安排上，准备雨具、花港观鱼处递交鱼食，都是安排专人负责的。 但情况随即又出现逆转——周恩来指示：“降温”是错误的，毛主席也知道了这件事，批评这是“大国沙文主义”。一切还是回到了高规格。 事实上，此前满大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都被杭州群众们奋力清理干净了。
杭州，原本并不在美方最初的中国之行设想中。 中方主动提出增加杭州一站，因为对于这次的中美谈判做了充分预估。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发生的谈判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放大，而杭州作为一处微妙的回旋地，的确用其温婉冲淡了谈判的火药味。
2月26日晚7点，浙江省地方领导宴请尼克松一行，地点在杭州饭店，即今天的香格里拉酒店，菜色充分体现杭帮菜特色。 八个冷菜小碟，七个热菜，分别是杭州叫花鸡、西湖醋鱼、龙井虾仁、香酥鸭子、宫保鸡丁、油焖春笋、火腿川干贝。三个点心，分别是菊花酥、绍式蛋包、冰糖莲子。最后是水果。 有地方特色是周恩来特别要求的，据说他甚至为了桌上用的是象牙筷子而发了火，要求换成杭州特色的天竺筷，结果很受老外欢迎。 菜单的设计也很别致，里页是中英文菜名，封面是国画，每一张由当时中国美院的国画大师手工绘制，且每张内容都不同，在晚宴上一露面菜单就被外国记者一抢而空。
高手的饭局，永远暗藏杀机。
回头再来说说笕桥机场的事儿。 笕桥机场原是军用为主的老机场，跑道只有2200米长，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为了让尼克松的波音707专机能安全降落，机场必须扩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71年11月8日下达“关于扩建笕桥机场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亲自审定机场设计方案，工程被命名为“118工程”。1971年11月15日，两万多军民开进笕桥机场，工程正式开始。
解放前的国军飞行员拍摄的笕桥机场俯视图
“我记得当时笕桥机场扩建仅仅只用了3个月时间，那会儿经常半夜被吵醒，干脆爬起来到外面看看，机场里一片灯火辉煌，大家都在加班加点。”顾国泰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笕桥人，他回忆说，早时的机场路很狭窄，只能容纳两辆车交汇，路边都是金元宝树，道路也是七弯八弯，结果这一次修路，机场路不仅变宽到了25米，还基本给拉直了。 但修建到候机室时却犯了难。因为时间紧迫，墙面刷上油漆将很难干透，不仅气味难闻，还容易露出紧急扩建的马脚，丢了“地主”的面子。
一个工程人员想出好主意：把淡米色的丝绸整匹整匹铺在刮了腻子的墙上。不仅解决了异味，也体现杭州特色。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一行200多人乘坐的飞机在笕桥机场降落。“那时候可严了，我们全部被通知要呆在家里，不得外出，二楼的一律要下楼。”顾国泰说，不过农村里就管得没那么严了。“我一个朋友黄毛银，他当时爬到树上去看的，马路里层全是警察和解放军战士，尼克松到底坐第几辆车谁也不知道，最前面是边三轮摩托车开道，还有红旗牌、上海牌以及叫不出名堂的小轿车。”
显然，杭州给尼克松非常美好的印象。 “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帕特是尼克松的夫人，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愉快地写下这愉悦的文字（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中册第68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尼克松这样描述他对杭州的印象。“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可见尼克松也知道700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惊叹：“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尼克松这里的说法显然有不确切之处，所谓“古代宫殿”，就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最初的雅号叫“水竹居”，而不是什么宫殿——而当时外电报道都喜欢称刘庄为“中国的戴维营”。
尼克松的描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环境与感受交织：“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由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写得不错，但方位感显然是错误的。
“杭州建于充满浪漫气息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春来得早……总统在游览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这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杭州西湖之美，是尼克松所想不到的。
2013年5月7日，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弗.考克斯携夫人在杭州西湖植物园与市民一起种红杉树。
关于那场接待的本地记忆
金绍雄（当时的萧山浙江建设兵团知青，吃瓜群众Ⅰ） 那时候我在萧山浙江建设兵团当知青，刚好过年那会，无论从黑龙江回来的还是从萧山回来的知青，都要求年初二必须离开杭州。因为这些知青都是没有户口的人，且都是当时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每年过年知青回来免不了对当时文*革整过他们的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年初二那天到的时候，在湖滨有一辆20路公交车，是从杭州市区直接到萧山九号坝的，那里驻扎着浙江建设兵二师团5团7团和一个直属营，当天增加了许多末班车（知青都希望吃完晚饭再走），场面是人山人海。上万人的场面，都要上公交车，群架此起彼伏。我是要武中学的，打架当时杭州第一，所以他们坐上了末班车的第一班车。不知道当时火车站的情况，但觉得一个公交车场面都如此，火车站肯定更乱，谁不走，谁的家里又要遭殃。
何扬鸣（当时华丰造纸厂子弟学校小学生，吃瓜群众Ⅱ） “最初尼克松访问杭州的计划中，有参观华丰造纸厂（时称红旗造纸厂，是当时杭州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一项，故该厂先是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尼克松访华的文件，随后上上下下搞卫生、搞绿化、搞装饰，热火朝天。该厂后勤部门有一个绿化班，负责厂里厂外的绿化工作。我是该厂子弟学校的小学生，曾多次参加迎接尼克松参观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与几个男同学在绿化班学工劳动，与工人师傅一起种花种草种树。但不知什么原因，尼克松最后并没有参观华丰造纸厂。“
杜雪根（利民食品厂技术和政治最过硬的业务能手之一，被上级选中，为尼克松制作点心。） “周总理指示，要求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做核桃糖，不得延误，立刻动手。接到这个指示是在1972年的2月，一点征兆都没有……山核桃不能是陈年的，需在水里煮到壳软了，用木榔头轻轻地敲，敲至壳肉分离，挑出品相完整的四分之一个核桃仁，辅以茴香、糖、盐等调味料，细心烘干，盛在铁锅中待用……当时，我们奉命躲在利民食品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趁着月黑风高无人察觉，悄悄地做起来，边上还有一位市委派来的干部盯着，是监督我们的呢！”说到此处老人忍俊不禁，潜台词大概是：“至于嘛，不就是个美国佬！”
吴树贵（曾在浙江省外办工作，参与了1982年接待尼克松的工作，也主持了1993年那次接待。） 遵照尼克松个人意愿，中方安排他在1993年9月9日、10日两天重游杭州。这一次尼克松是从上海坐火车抵达杭州的，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在站台上迎候。 他回忆说，当时活动内容基本上是“旧地重游”，照样还是住西湖国宾馆，照样游西湖，照样看红松。礼宾规格也是最高的，时任省长万学远在西湖国宾馆主持欢迎晚宴。 吴树贵说，感觉在中国，尼克松是比较受欢迎的。首先是官方对接待工作很重视，尽管他已经是个“下台干部”，更何况在美国国内很不待人见，国内还是给与较高的礼宾规格；尼克松在杭州的住处，行走路线和所到之处，我们都事先要“打前站”。其次，中国的老百姓，无论是杭州本地人还是外地到杭州的游客，对尼克松也很友好。还有，尼克松本人也很享受这种高礼宾规格的接待和老百姓的友好态度。
1993年尼克松在杭州。手指红松正在讲解的是时任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局长的施奠东先生。据说这棵红松是尼克松1972年送的红松繁殖的后代。原树曾经种在此地，为了更好地生长早已被移植到山上。
胡宁芳（当年与尼克松握手的杭州小女孩，现在55岁了。）
“照片里扎麻花辫、穿橘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就是我，周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尼克松低下头来看着我，当时的我十岁，很紧张很紧张。”
胡宁芳说，十岁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这个时刻是印刻在脑海里的。当天是1972年的2月26日，正是胡宁芳生日的前一天，刚刚下过雨，他们一家被汽车载着去花港观鱼做“群众演员”。“那时大家都知道是尼克松来了，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当天在单位上班，但是公园里不能没有人，一些干部、领导的家属就被派去公园。”那天，胡宁芳的母亲为她挑选了橘红色的外套，“当时的衣服颜色还蛮少的，那是我最漂亮的衣服。” “我们是上午被带到公园里的，在牡丹亭那个地方，也不准乱走动，有许多外国记者也在等着。我爸爸还问我，‘要是看到周总理，你会怎么办？’我当时回答他，‘我会拿下红领巾，帮他戴上。’也没有什么思考，是脱口而出的话。”下午3点左右，胡宁芳一家远远就看见穿着呢大衣的周恩来来了，身边是尼克松。周恩来看到她，还没走近就对她伸出了手，惊喜之中，周恩来已经握起了她的小手，“当时周总理问我几岁，我回答他十岁，因为声音太小，他又问了一遍，妈妈提醒我大声一点，我就大声回答‘十岁’。”周恩来听出了她的杭州话，亲切地说：“哦，杭州人。” 周恩来与她交谈了两三句话，尼克松则听着身边翻译的话，“当时很少看到外国人，真的很紧张，但是他们衣服上的香味，我还记得。”第二天，《参考消息》上刊登了尼克松在杭州与穿红衣服、扎小辫子的小姑娘愉快交谈的新闻，但是并没有刊登照片。“这件事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只是我的同学、同事有时会开个玩笑，说我是名人。”
最后上一张镇楼图
大学时代的尼克松 是个跑步、篮球、橄榄球好手 人也长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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