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而言,本文中的“东北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地区。目前,该地区共发现玉器出土地点100个左右,出土(采集)玉器600件左右(以报告中发表的为准)。器型有玦、匕形饰、环、璧、管、珠、璜、动物形玉器、玉质生产工具等。本文的研究对象除发掘报告中标明的“玉器”外,还包含用蛇纹石、绿松石、玛瑙、滑石等制作的精美石器,这属于杨伯达先生提出的“彩石玉器”范畴。 以往对该地区玉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某个地域流域玉器研究、某个文化玉器的研究、某件器物的研究。以上三方面的研究从纵向上构成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空间分布框架体系。随着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发现愈来愈多,研究日益深入,其在横向上即不同时期内的特点和规律更加彰显,使得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阶段的研究成为可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赵宾福先生对于辽西史前玉器发展阶段的研究,认为该地区的史前玉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早期玉器为代表的发生期、以红山文化中晚期玉器为代表的发展期、以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为代表的衰落期;二是孙守道先生将辽西史前玉文化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以查海遗存为代表的先红山玉文化阶段、以白音长汗等遗存为代表的早红山玉文化阶段、以牛河梁遗存为代表的红山玉文化阶段、以大南沟遗存为代表的小河沿玉文化阶段和以大甸子遗存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玉文化阶段;三是刘国祥先生将东北史前玉器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即距今8000—6000年左右的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5000年的第二阶段、距今4500—3500年的第三阶段。本人拟在各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以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为基础,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阶段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将其具体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并尝试总结出每个阶段的阶段特征,寻找出一些主要器型的变化规律。这一研究不仅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发展脉络,初步构建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时间框架体系,从某一侧面揭露该地区各个时期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思想意识等社会面貌,而且对于正确认识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的位置以及中国史前玉器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阶段 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南山文化早期、新乐下层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马城子下层遗存、小珠山下层文化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年代大约在BC6000年至BC4500年之间。从目前的发表情况看,这一阶段的玉器主要出自敖汉旗兴隆洼聚落、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墓葬、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洪格力图墓葬、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翁牛特旗小善德沟遗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墓葬、黑龙江饶河小南山墓葬、马城子遗址、新乐遗址、吉林左家山遗址、东丰县西断梁山遗址、小珠山遗址等。玉器的种类有玦、匕形饰、雕刻器、管、珠、斧、玉蝉等(图一)。
第二阶段 以小南山文化晚期、后洼下层文化、左家山中层文化、红山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年代大约在BC4500年至BC3500年之间。该阶段的玉器主要出自黑龙江饶河小南山墓葬、黑龙江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黑龙江庆安莲花泡遗址、吉林镇赉聚宝砂场遗址、吉林左家山遗址、东丰县西断梁山遗址、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等。主要器型有环、璧、玦、匕形饰、管、珠、斧、锛、凿等器型(图二)。
第三阶段 以红山文化晚期玉器为代表,年代大约在BC3500年至BC3000年之间。该阶段的玉器主要出自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牛河梁第三地点、牛河梁第五地点、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凌源三官甸子)、阜新胡头沟墓葬、喀左东山嘴遗址、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巴林左旗葛家营子村和尖山子村、黑龙江杜尔伯特李家岗墓葬、鸡西刀背山墓地、延寿县火烧嘴子、泰来东翁根山遗址、尚志县亚布力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山种羊厂遗址、五常县兴盛乡莲花村、吉林通榆县张俭坨子遗址等。玉器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种。几何形玉器包括璧、环、镯、珠、臂饰、璜、板、棒形器、箍形器、勾云形佩、钩形器等;动物形玉器包括鸟、龟、鱼、鸮、兽面牌饰、蝉、蝈等(图三)。
第四阶段 以小河沿文化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年代大约在BC3000至BC2000年之间。这一阶段的玉器主要出自大南沟墓地、昭乌达盟石棚山墓葬、依兰倭肯哈达洞穴、吉林长岭县腰井子、辽东半岛吴家村遗址、北吴屯下层、北吴屯上层、郭家村下层、辽宁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遗址等。玉器的种类有璧、环、管、珠、璜、牙璧、穿孔工具等(图四)。 以上四阶段的划分方案与各位先生的观点均有不同,为明确起见,现列表如下:
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玉器大部分出自墓葬,数量少,种类单一,造型简单,除林西白音长汗墓葬出土的玉蝉外全部为几何形玉器,其中玦和匕形饰是最具代表性的器型。分为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工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别,一种是以斧、凿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另一种是以斜刃器为代表的雕刻器。前者使用范围较广,磨制有粗有细,是该阶段基本组合中的常见器类。后者是一组特殊的器型,磨制精细,刃部锋利,出土遗址的年代相对偏晚,在后来的遗址或墓葬中尚未发现。另外林西白音长汗墓葬出土的玉蝉表明,该阶段已经出现动物形玉器,但由于仅发现一件,所以不能判定其为该阶段的一个特征。 由此可见,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发生期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原始性。分析这一阶段出土玉器的器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器型的最原始形状是长方形、圆形、圆柱形等简单的几何形状,并且这些形状也是该时期乃至更原始时期其它类型器物的基本形态。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发生期的简单性和原始性。 第二,实用性。这一阶段的玉器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不但出自遗址的斧锛凿类工具是人们生产的需要,出自墓葬的磨制非常精细的这类工具也是当时人们崇尚生产的直接反映。另外管、珠、簪、匕形饰等装饰品也是因为人们出于对美的追求而制作的相对实用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反映的是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而不具有宗教色彩。
第三,多元性。这一阶段的玉器虽然数量少 第四,珍贵性。因为这一阶段的玉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而且出自墓葬的玉器制作非常精美,所以说明这一时期玉材珍贵,人们非常重视玉器的使用。 第五,重要性。该阶段中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最早的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该阶段不仅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的最早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最早阶段。
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玉器的种类较上一时期有所增加,除了斧、凿、玦、管、珠等器型外,还出现了环、璧、动物形雕塑品等新器型,而且玉器的制作技术和手段也较上一阶段有所提高,普遍使用钻孔技术,有些玉器还采取了雕塑的手法。动物形玉器的出现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它与几何形玉器平行发展,但整体仍以几何形玉器为主。经分析,本阶段玉器的器型变化有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器型的传承。前一阶段的几何形玉器玦、管、珠等器型该阶段仍然存在。在第一阶段中,玦的数量较多,有环形玦和珠形玦两种型式,环形玦的截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这一阶段除了截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环形玦外,小南山墓葬中还出土了截面呈柳叶状的环形玦,它与该阶段出现的截面呈柳叶状的玉环联系密切。 第二,器型的转变。上一阶段基本组合中的匕形饰在这一阶段也有出现,但制作技术和工艺明显较上一阶段有所衰退。如吉林镇赉聚宝砂场遗址出土的匕形饰、庆安莲花泡采集的匕形饰,虽然磨制精细,但整体造型不够匀称,而且莲花泡遗址和后洼下层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根据这一创作理念随意制作的带孔几何形玉佩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器型的转变。 第三,器型的增加。 ①在本阶段中,黑龙江饶河小南山墓葬、黑龙江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吉林镇赉聚宝砂场遗址、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中层、辽东半岛后洼遗址下层中出土了玉环,特别是饶河小南山墓葬出土45件玉环,其数量之多实属罕见。这些环形态各异,并且有的环和环形玦的形态非常相似,只不过环形玦有一个缺口而已。 ②在饶河小南山墓葬、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庆安莲花泡遗址,各采集一枚玉璧,该类玉璧形状不规则,一面或两面钻孔,肉大于好数倍,边缘似刃,制作相对粗糙。 ③这一阶段的辽东半岛后洼遗址下层出土了滑石质动物形雕刻品,包括猪、鸟、虎头、蝉、虫、鱼、鹰等形态。这些雕刻品从体态上来看显得尤为厚重,立体感很强,就制作技术而言技术很不成熟,制作粗糙,钻孔技术不发达,从表现手法来讲形象模糊,有的甚至表现得非常抽象,基本采取雕塑的手法。并且后洼遗址中的ⅡT1④59滑石蝉形坠饰和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M7出土的玉蝉形态非常相似,而且都有钻孔。另外在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二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件石龙,也说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动物形玉器。但从后洼遗址和左家山遗址出土的动物形玉器来看,制作相对粗糙,形象不够清晰,属制作的初期阶段,推测是后来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群的前身。 东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玉器的种类、性质、用玉习俗等方面变得越发复杂,和前一阶段比较有非常显著的阶段特征,除了环和璧丰富了几何形玉器的器型外,动物形玉器的出现最引人注目。一方面动物形玉器使玉器的性质变得不再简单,增加了神秘色彩,如后洼遗址出土的滑石质动物形雕塑品,具有某种巫术寓意;另一方面,动物形玉器体现出用玉习俗的差异,如黑龙江地区不但这个阶段没有发现动物形玉器,而且整个新石器时代也没有发现动物形玉器,当然这一现象也可能是由于考古材料不够充足而造成的。另外在日本的蛇纹时代前期(公元前4200年——公元前2900年)出现使用滑石、蜡石等材料制作的“玉器”,有玦状耳饰、珠及管状、棒状、牙状等多种形制的装饰品。由此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时期把使用滑石材料制作的器物称作玉器这一点和本文吻合。同前一阶段比较,东北东部地区的遗址出土的玉器显得尤为丰富,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东北西部地区特别是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什么没有继承自身的工艺传统?而出现大片的空白,这一问题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材料的丰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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