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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船澳考
叶良方
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人们不知道南宋海丰有“船澳（军船滘）”这个地名。因此，在一些方志学家、史地学家所撰的文章中将文天祥的驻军港“船澳”，误以为是归善境内的“船澳”而加以记载，造成以谬传谬，误导世人。如清《归善县志》载：“船澳，在上下淮都海滨，宋丞相文天祥尝驻师于此。”清康熙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及顾祖禹《读史方輿紀要》亦注：“船澳，文信国移军表求入朝处”。也有人据此将“船澳”注解为“今惠东县稔山大亚湾亚婆角北岸。”现实上，归善县确实有 “船澳”的地名，而且名称一直沿用到今，但这不是文天祥的驻军港“船澳（军船滘）”。文天祥驻军的“船澳”，就在离海丰丽江浦不远的宋溪（新滘水）岸边。
其实，“船澳”这个地名的含义，就是停泊船只的小港口。唐宋时期闽粤沿海泊船的“船澳”、“船坞”、“船埠头”、“军船头”、“船埔头”等地名的很普遍。不能仅凭“船澳”这个地名，就可望名生义地说成是文天祥的驻军港。因此，我们在这里想要探讨的 “船澳”，亦即文天祥的驻军港，其辖境是在归善县还是在古代的海丰县？只有弄清楚南宋这个地名的所在地，才能厘清文天祥抗元部队的行军路线或与其有关的历史。故说文天祥的驻军地在归善船澳，仅是某些史志或文章望名生义的敷衍说法。如果我们对明以前有关史籍和方志内容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就可发现归善的船澳在地域、环境和时间上，都不符合文天祥抗元活动的相关记载，当地也没有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具体记述和历史遗迹。相反，明以前的史籍方志记述，都或明或暗地指出文天祥的驻军港船澳，就在海丰县境内。并有如下几点充分有力的证据：
一、首先看宋元时期的古籍和惠州史志是如何记载这处地名历史的。其中最早最有权威性记载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史料，应是文天祥本人所写的《集杜诗序》和《宋史·文天祥传》。《宋史》载曰：“至元十五年（即南宋景炎三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唯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文天祥在其《集杜诗序》中记道：“行府败于江西，收散兵复入汀，寻出会昌，入安远，趋循州。是冬，屯南岭。戌寅三月，出惠州海丰县，驻于丽江浦。遍遣间使，沿海访问车驾。”清乾隆《海丰县志·寓贤·文天祥传》载：“景炎二年……天祥与杜浒、邹沨至循州集散兵，屯南岭，复惠州，奉其母行，收兵海丰，屯丽江浦。时端宗亡崩，少帝立，行朝在崖山。天祥上表自劾江西溃兵之罪。因乞入卫，诏加少保信国公。曾大疫，士卒多死，母亦病殁。诏起复，进屯潮阳县。”
上述史料内容，都明确而具体地记载了文天祥率部在海丰活动的内容、时间和行军路线。其中没有一字记及归善县。明晰地记载了文天祥部队从景炎二年三月进驻丽江浦，六月入船澳（军船滘）；至当年十一月奉命离开海丰进剿潮阳的经过。即文部驻军海丰共九个月的时间。其中“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的记载，就发生在海丰县境丽江浦的御宴潭。如果文天祥“六月入船澳”是归善船澳的话，怎么还能于八月时在海丰御宴潭接受钦差大臣的封赏呢？因此，将上述资料对比文天祥在海丰境内的活动地域和时间段，文中所记述的“船澳”，就是当时离丽江浦不远的海丰船澳（军船滘）。从文字记述的语法来说，“三月进屯丽江浦”紧接“六月入船澳”，这两段文字之间没有过渡句，很自然地按照时间顺序衔接起来，就此也可判断丽江浦与船澳是同一个区域内的地名；即都是海丰县境内的地名，上下文之间才不用过渡句或点明地域变化。何况在《集杜诗序》和清乾隆《海丰县志·文天祥传》，在说到文天祥船队屯丽江浦之后，竟连“船澳”都没有提及，直接衔接到端宗崩，少帝立以及加封信国公、母病殁等后来发生的事件。这也是因为一系列事件都是发生在海丰县境内，才不用提及船澳或点明地域变化。
二、从军事角度来看，海丰的“船澳”比归善的“船澳”更靠近潮阳抗元前线，而且距丽江浦近，文天祥的帆船队伍不用远涉重洋到百里之遥的大亚湾，只要渡过碣石湾即刻可到达潮阳海岸。如果是从归善的“船澳”出发，又要经大亚湾返回红海湾、碣石湾才能抵达潮阳；劳师动众，来回奔波，这对掌握军队的战机是极其不利的。再愚蠢的统帅也不会从海丰出发到归善船澳，然后又折回海丰再去进攻潮阳的。因此，文天祥奉宋帝诏令出兵往潮阳征剿叛贼陈懿，只能选择与潮阳仅隔县界的海丰船澳，而不会朝相反的方向进军到距离潮阳更远的归善，何况归善船澳近海多台风，缺乏淡水源以及粮食等后勤物资的供应，不利宋军帆船长期停泊。而海丰船澳是与南海东西两处相通的避风内港，距海丰县城12.5公里，向北可溯丽江上游到达县城，不仅四通八达，而且距可北平原粮食产区很近，物资供应方便，水源充足；能够长期供帆船队伍进驻。
三、从 “御宴潭”得名的由来和宋帝锡宴的时间，可得出文天祥驻军港船澳就在海丰境内的结论。明嘉靖版《惠州府志·古迹志》记曰：“御宴潭，在县南一百里，即丽江浦下流。宋端宗舟次锡宴故名。景炎二年文丞相会兵亦泊舟于此。”以及明嘉靖《海丰县志·山川》载曰：“邑南八十里为丽江浦，又名长沙海口，受龙津、赤岸、大小液诸水入于海。宋景炎戊寅三月，宋丞相帅师尝此驻舟……其下流为御宴潭，宋端宗赐宴此地。”清同治《海丰县志·古迹》据《一统志》亦载：“宋景炎二年，文天祥走惠州兵出海丰，次于丽江口是也。今有御宴潭，相传宋端宗赐宴于此。”郑政魁《海丰县文物志》：“圣井与御宴潭古迹位于海城区新南乡小金笼山（鹿境山）南半坡……宋端宗在小金笼山南坡地名‘鱼鹰潭’的地方，集群臣设御宴庆贺，激励将士，以振军心。故后人称此潭为‘御宴潭’”。
诸文中所述是“赐宴”而不是“举宴”，既然是“赐宴”，就应有所赐的对象（即文天祥）。据史籍记载，宋景炎至祥兴年间，文天祥与南宋小朝廷仅有过一次接触。也就是《宋史》和方志所载的“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之事。当时朝廷在崖门派出钦差大臣随文天祥信使到达丽江浦，在“鱼鹰潭”代表宋帝昺举行贺宴宣读圣旨，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封其母曾氏为齐魏国夫人；并封赏文天祥麾下诸将领僚属官爵。后来，当地人就将鱼鹰潭称为“御宴潭”，但不知其时端宗已驾崩，误将宋帝昺赐宴错传为宋端宗赐宴。《海丰县文物志》同样以谬传谬，记为宋端宗赐宴（见拙作《御宴潭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是年六月文天祥已率军进抵归善船澳的话，怎么至八月时仍在海丰丽江浦与朝廷钦差大臣会面举办御宴呢？既然八月文天祥尚在海丰的丽江浦。那么，《宋史》所记的“六月入船澳”，是与丽江浦一水之隔的海丰滨海船澳，而不是远在百里之遥的归善船澳。
四、从文璧所写的《齐魏两国夫人行实》和赵必豫《覆瓿集》卷六附录《名公祭文·志传》，可得出文天祥是在海丰境内设置都督府，而不是在归善船澳设置都督府的结论。也就是说，文天祥是在海丰丽江浦或船澳（军船滘）召集赵必豫、许之鉴等抗元志士的。《齐魏两国夫人行实》谓：“戌寅天祥以枢密使开府潮惠间。”（载《文山诗集》）。赵必豫《名公祭文·志传》云：“时天祥开督府于潮惠，辟必豫以佥书军事判官兼知录事，相与殚谋恢复，而势已不支矣”(载《广东通志》)。上引两文中“天祥开督府于潮惠”，就清楚地说明了赵必豫与文天祥的见面地点，是在海丰境内的丽江浦或船澳（新滘）。因为介于潮惠之间的县境，只能是海丰县，而不是归善县。辟，征召也。指文天祥在海丰丽江浦代表宋帝征召四方豪杰，授予官职，一起参与抗元勤王活动。从《和文文山中秋赏月韵》一诗中可知道，农历八月赵必豫还在丽江浦文天祥的都督帐内任秘书参谋军事，随后跟随文天祥从宋溪船澳出发征剿潮阳直至失败。
五、从有关文天祥母亲以及南宋兵士病逝的文史记载和历史遗迹，可以得出《宋史》所记的文天祥部队移驻海滨之船澳，是与丽江浦一水之隔的船澳。以及“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唯一子，与其母皆死。”的不幸事件，是在海丰的丽江浦或附近船澳（军船滘）发生的。
如元至元二十三年文璧所写的《齐魏两国夫人行实》：“戌寅天祥以枢密使开府潮惠间，九月（引者注：应为六月）驻海滨之船澳。璧以户部侍郎再任惠州，倏报先夫人感染扶服省侍。中道得讣音，号呼奔赴。及与天祥、璋，次妹淑孙哭殓…是月璧兄弟各起复。天祥移潮，璧与弟妹奉柩还治所，十月权殡于河源县义合乡古氏之里”（载《文山诗集》）。还有文天祥在元大都监狱中所写的《集杜诗》，亦有两处提到“船澳”这一地名。如《次妹第一百五十五》序曰：“余次妹自永新归宁，不与彭氏之难，乱离中随母两国夫人上下，自船澳奉丧移惠阳，兄妹不复见矣。哀哉！”以及《弟第一百五十一》序：“余二弟长璧、次璋。璋自船澳奉母丧，移惠州；别璧来五羊。自是骨肉因缘堕寥廓矣。哀哉！”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船澳在哪个地方，但都与其母亲的治丧有关。
那么，文母是在哪里病逝的呢？据《汕尾文史》、《海丰文史》有关文章和鹿境《蔡氏族谱》、《吕氏族谱》、《鹿境风情录》以及当地乡老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这次时疫就发生在海丰境内。文母是在丽江浦与百余名兵士一起遇到时疫而病亡的。其孙女文奉娘为此还在鹿境“地母元君老母庵”为兵士和当地老百姓治病。后人把此庵称为“宋存庵”，至今庵址还被鹿境老百姓所奉祀。据鹿境乡民说，他们在当地一处叫陡岭的山坳，发现还残存着一些无碑的宋朝灰沙墓。其时，鹿境吕氏和蔡氏两姓始祖尚未在当地建基。这些宋朝灰沙墓应是罹病死亡的兵士墓。另据《海丰文物志》载，在距鹿境和船澳不远的宋溪北岸山坡处，有50多座无碑的南宋灰沙夯筑墓群，应是当时因流疫病亡而被埋葬的兵士墓。现宋师岭附近南宋兵士墓群遗迹犹存20余座。
六、从赵必豫《和文文山中秋赏月韵》题目所写时间和内容所描写的环境，可知赵必豫是在海丰境内的丽江浦或船澳写这首诗的。宋景炎三年三月以后，文天祥在丽江浦设都督府，征召赵必豫，授他为惠州军事判官兼知录事。至是年中秋节，文天祥在丽江浦或船澳与赵必豫等帐下文士赏月唱和。尤其是《和文文山中秋赏月韵》一诗所描写的环境，是海丰境内的特殊景色。诗曰：“中秋有月更有酒，乐事赏心并二难。万里无尘银世界，一清彻底玉溪山。素娥伴兔夜无寐，仙侣乘鸾晓未还，老子南楼动吟兴，风吹香句堕尘寰。” 其中从颔联“万里无尘银世界，一清彻底玉溪山”可看出 ：这不是三面环海的归善船澳景色，而是滨海内溪丽江的中秋景色（“丽江月色”至明代被评为海丰八景之一）。
七、从海丰文史老人杨永、余远程、余少南等人文章，可确定文天祥是从海丰出发征剿潮阳“五虎”的，出发港“船澳”就在海丰境内。余少南《文天祥与方饭亭》记道：“祥兴元年…八月，朝廷派钦差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爵位，赐御宴于丽江并诏令进兵。文天祥率宋师，以海船运兵士自丽江渡前年宋舟师所凿宋溪（即东西溪交界之直渠河）出东海湾。十一月抵潮阳，进剿号称‘五虎’而又叛附元军之盗首陈懿、刘兴”。（载《海丰文史》第一辑）明确指出文天祥征剿潮阳是从海丰船澳出发的。黄庆叠、郭德访《文天祥在海丰的抗元活动》一文谓：文天祥在海丰丽江开都督府，招顺潮州惯匪五虎陈懿五兄弟。但陈懿不听都督府节制，人苦其虐。“文天祥应潮州士民之请，历数其罪行，出兵征讨。于宋景炎三年十一月，自丽江浦率宋舟师经宋溪出船澳；进驻潮州潮阳县之和平殪凶攻逆，杀陈懿同伙刘兴”。（载《汕尾文史·二辑》）同样明确指出“船澳”就在海丰境内宋溪附近。
八、通过对大量南宋资料的印证比对，可知宋史或明清地方志书所指的南宋“惠州”，不是指惠州郡城，而是指惠州之境。常用来指代惠州辖下的海丰县境。例如：明嘉靖楊宗甫《惠州府志》：“（景炎元年）冬十二月，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请降于元。”将惠州辖境的海丰指代为惠州。清乾隆《海丰县志·邑事》：“宋端宗景炎元年冬十二月，帝幸惠州，次于甲子门。”句中所说的“惠州”，指的就是惠州辖下的海丰甲子门。又载﹕“景炎三年三月，文天祥屯兵丽江浦（天祥既复惠州，奉其母曾屯丽江，遍遣间使访问车驾。”以及嘉靖《惠州府志》：“景炎三年三月，文天祥复惠州。收兵，复出丽江浦。”两文所说的“复惠州”之 “惠州”一名，俱指惠州之境（海丰）。其中记载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史料，最早最有权威性的莫过于文天祥本人所写的《集杜诗序》和《宋史·文天祥传》。而《宋史·文天祥传》直接了当地写明“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甚至连“惠州”一词也不予写及。尤其是文天祥本人所写的“集杜诗”序记道：“是冬屯南岭。戌寅三月，出惠州海丰县，驻于丽江浦。”明确指明“戌寅三月”，是“出惠州海丰县”。不是某些惠州府县志所称的“戌寅三月复惠州”或“出惠州”等含糊的字眼。还有明嘉靖海丰知县张济时《重建表忠祠记》曰：“考传祥兴元年二月，公出惠州海丰县，三月进屯丽江，六月入船澳。十一月进屯潮阳，十二月移南岭。”其中“祥兴元年二月，公出惠州海丰县”相对比其它志书所谓的“文天祥出惠州”，直接加上“海丰县”三字，就可知道文天祥出的是惠州海丰县，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惠州概念，从而更加清楚地指出，所谓“出惠州”或“复惠州”，就是 “出惠州”之境或“复惠州”之境，亦即是“出海丰”或“复海丰”，与惠州郡城不存在着关联。
此外，明以前归善“船澳”也是一处极其普通的地名，惠州府志仅列举归善船澳的地理位置，并没有说是文天祥的驻军地。如明嘉靖杨宗甫《惠州府志·郡事》：“船澳在归善县南海滨”。没有说是文天祥的驻军港。明嘉靖李玘《惠州府志·古迹志》记：“御宴潭，在县南一百里，即丽江浦下流。宋端宗舟次锡宴故名而丽江浦。景炎二年文丞相会兵亦泊舟于此。”甚至连船澳的地名都没有说起。至清初，某些外地史地学家不知南宋时海丰有船澳的地名，想当然地将归善船澳加注成文天祥的驻军港。如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及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紀要》均加注：“船澳，文信国移军表求入朝处”。同样，某些府县志编纂者不了解南宋海丰有“船澳”的地名及其变迁情况，根据清某些外地史地学家的说法，亦误认为归善船澳是文天祥的驻军港。如清《归善县志》在船澳下面加注 “宋丞相文天祥尝驻师于此”。
以上这一系列的记载，都排除了文天祥曾经到过惠州城和大亚湾船澳的可能性。文天祥及其部队自三月进驻丽江浦后，就一直驻在海丰境内（丽江浦、船澳）。至十一月奉帝昺命令，出东海湾进剿潮阳陈懿、刘兴。又至十二月从潮阳撤退回海丰五坡岭被捕止，一直驻在海丰境内，并没有进入归善之境。
至此，有人会疑问：既然归善的船澳不是文天祥的驻军港。那么，文天祥的驻军港海丰船澳又在哪里呢？至明清时期为何导致外地学者不知道海丰有船澳这个地名？它现在又叫什么地名（村名）呢？ 要弄清楚历代海丰船澳地名的变化，就必须要追溯其形成的历史。海丰船澳地名的形成，是与南宋端宗小朝廷的南逃史密切相关的。宋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宋端宗（赵昰）南遁至甲子港。翌年正月，端宗在陆秀夫等将领的护送下，乘船队离甲子从大德港溯东溪而上，至宋师岭受阻，杨太后和宋端宗兄弟设帐住在宋王山上，周围有御林军护卫。由陆秀夫和张世杰指挥官兵和当地群众用半年的时间挖凿滘洋（人造运河），使东、西溪水从此相通。明嘉靖《海丰县志·山川》对此事记曰：“赤岸河……其源一自激石，一自堀龙径，合流会于青湖，歧流于新滘入于海。邑东南十里为和丰滘，二十五里为新滘，一望沃野，水道不通，疍民有东西溪之别。宋师将舟至，凿通之，闽广贩盐诸舶聚此。”这条人造运河建成后至明清时期，称为新滘水；当地人称为宋溪或直渠溪。新滘水深4米，溪面宽80米，长约2公里，连接东西溪和两端的出海口长沙湾和高螺湾。翌年，文天祥驻军丽江浦，就在新滘水（宋溪）北岸建筑一个船澳码头，方便军队船只停靠而形成军营。由于海丰船澳地处宋溪偏僻的荒芜地带，地名的形成时间又很短；随着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失败，船澳的名字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之中。
宋亡后，海丰新滘水（宋溪）成为闽广运盐船只的避风良港，“闽广贩盐诸舶聚此”。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江西吉水举人张济时出任海丰知县。三十六年他为了编修《海丰县志》和重修五坡岭表忠祠，通过到实地调查和充分掌握文天祥活动的南宋史籍资料，作《重建表忠祠记》刻碑立于祠前，重新提起被史籍忘记的海丰船澳地名的历史沿革曰：“按志：五坡岭，宋丞相文山文公至此被执。考传祥兴元年二月，公出惠州海丰县，三月进屯丽江，六月入船澳。十一月进屯潮阳，十二月移南岭。潮盗陈懿导张弘范兵济潮阳，公方饭五坡岭。兵猝至，众不及战，各奔溃，遂被执。据图：丽江在邑南之外。船澳，今名滘洋，在邑南之内港”（载清乾隆《海丰县志·词翰》）。在碑记中张济时明确指出南宋时海丰 “船澳”，就是明嘉靖时所称的“滘洋”。 （笔者近查嘉靖《海丰县志·海防图》，发现鹿境河附近有“军船滘”地名，即是“船澳”的另一个名称。）其说法亦可旁证于历代的志书。清光绪《惠州府志·舆地 ·山川》谓：“赤岸河……其源一自激石，一自堀龙径，西南至青湖合流。又西南至小金龙山下，合龙津水入海，歧流通新滘”。 并谓“新滘水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沃野一望四百余丈，旧水道不通，疍民有东西溪之别。”广东方言所称的“滘”，多用于地名。指水相通处或分支的河道。所谓“新滘”， 就是指宋军新开凿的河道。俗称“宋溪”。即是说，南宋时“新滘”北岸有文天祥的泊船港，称为“船澳”。因所在河流称“新滘”，故又名 “军船滘”。至明嘉靖时此名犹存，并改称为“滘洋”。宋溪开凿后，西溪与东溪在此交汇；东出大德港出海口可到达碣石湾往潮汕，西出长沙港出海门可到达红海湾往粤西；水运交通发达，其岸边的船澳，与邻村宋溪头一样，成为闽粤商船停泊的澳口码头。
“滘洋”此地名，又可证之清乾隆《海丰县志·都里》和清光绪《惠州府志·驿递》的村名记载。其地名变化，历有所据。就是说，南宋时的 “船澳”（或称“军船滘”），明代易名为“滘洋”。又至明嘉靖末年，潮阳进士陈洸的儿子陈乐叟为避祸到此隐居，艰苦创业，后代遂繁衍成巨族。至清光绪年间，因全村俱姓陈，人们遂称“滘洋”为“陈厝围”。从此，“滘洋”这个地名再没有人提起。清乾隆十七年置立的陈厝围陈氏“西社世泽堂”碑记云：“粤稽我祖肇基于潮阳之桂屿，勋业文章，代有令名。殆明季播迁，子孙隶籍海丰，卜居滘洋，族姓日繁……”这则碑记记述了一则历史故事：明嘉靖末年，大理寺少卿潮阳进士陈洸，因卷入君藩斗争，被解职回家忧郁而死。其子陈介叟离开潮阳来到海丰县隐居避祸，看到海丰石塘都滘洋，沃野千里，水陆交通方便，是开基创业的风水宝地。于是举家定居在此，周围筑起城墙，城内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墙外三面环溪，与陶河镇港口村隔宋溪而望。由此，陈乐叟成为可塘“陈厝围乡”的开拓者和肇基祖。
综上所述，南宋时，由宋军开凿的新滘北岸“船澳”码头，又称为“军船滘”，至明清时改称为“滘洋”。清末民初又改称为“陈厝围”至今。因此，现海丰县可塘镇“陈厝围”村所在地，就是文天祥率船队征剿潮阳贼寇的始发港——“船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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