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告破，6名嫌犯的身份也被曝光。揭开其灰暗的人生画面，他们有诸多共同之处：出身贫寒，学历较低，早早辍学打工。他们大多很年轻，几乎有着与受害人一样的稚嫩面孔。其居住地也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为相邻两县的“同乡”。
近年曝光的各类电信诈骗案显示，“地域性犯罪”已成为较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一个诈骗团伙成员原本为同一家族或同村同乡，甚至“术业有专攻”，此地精于“领导来电”，某乡则擅长“公安办案”……而且，这种地域性诈骗有很强的传染性。一人起邪念，同学或同宗兄弟入伙；一伙人得手，同村同镇数伙人又加盟；最后竟至几百上千人同流合污，共闯“诈骗江湖”。
一般来说，违法犯罪大多为个体行为，但在同村同乡，竟然有那么多人走上群体性电信诈骗之路，难道他们有相同的“遗传基因”？为何他们对既违法又与传统相悖的诈骗行为失去免疫力？这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昨日有报道称，在一些电信诈骗高发的地方，流行着畸形的“诈骗观”：不以诈骗为耻，反倒将其视作一种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即便被警方捕获，他们也并不以为然，反倒以诈不到钱为耻。
多么可悲又可怕的“诈骗观”，不以恶为恶，不以耻为耻。这或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唯其如此，像徐玉玉被骗案中几位嫌犯的家乡福建安溪等地，尽管警方几番整治，但“打掉一茬，又长一茬”；家乡查得紧，骗子便跑到异地作案。如此案几名同伙，便是以江西为“大本营”。由于价值观的沦陷，有的人不仅没被警方的打击警醒，反而从媒体报道的反诈骗新闻中汲取灵感，“灵机一动”，通过网络联系上电信诈骗“老板”，千方百计搭上贼船。
耻感，乃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一个人或者群体，一旦耻感丧失，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何邪恶不敢为呢？近年来，针对一些电信诈骗“重灾区”，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专项整治和打击，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但在把诈骗当“谋略”的嫌犯看来，其行为根本算不得违法，充其量只是“政府不让干”而已，至于警方打击，他们自然也有应对之策。
家庭、家族的声誉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珍视的东西。坑蒙拐骗也是传统观念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电信诈骗竟能在民风纯朴的乡村兴起并杜而不绝，这实在令人诧异。究其根源，显然正是没有耻感的“诈骗观”为其提供了精神支撑。笑贫不笑娼。赚到钱为唯一目的，只要赚到钱，全不问手段来源如何。有些人即使被捕甚至判刑坐牢，但出狱之后，依然重操旧业。
诚然，电信、银行等监管的漏洞，以及人们防范能力的低下等因素，为各种电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政府及相关机构强化监管职责，在机制上补缺堵漏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无耻感的“诈骗观”，那么，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便会依然我行我素，而且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继续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成为越来越多受害者挥之不去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