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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弗兰科潘  自文明伊始，亚洲的中心就是帝国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为文明本身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村镇和城市。系统化的农业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扩展到整个“新月沃地”——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为他的臣民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并对违法者实施严厉的惩罚。 在所有崛起于此的王国和帝国当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从今日伊朗南部的家园迅速扩张，统治了邻国，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岸，征服埃及后一路向东，直抵喜马拉雅山山脚。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开放态度。“波斯人十分乐意接受外来的风俗习惯”，他写道，如果他们觉得某个被征服者的服装样式更好，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服饰，这使得他们能够借鉴米底亚人（Medes）和埃及人的穿着风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多民族合作、运转平稳的帝国管理体系，主动接受新的思想并进行新的实践是一个重要因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们监督着帝国的日常运转，从记载如何给皇室侍从支付酬劳，到监督市场进出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还负责监督维护、整修帝国内纵横交错、令古代周边国家羡慕不已的道路系统。 将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与巴比伦、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纵横相连的交通网，使人们可以在一周内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将此成就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先进的灌溉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吸引了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进而促进了城镇的成长。人口不仅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富足农区，还来自乌浒河（Oxus）和药杀水（Iaxartes，即现在的阿姆河和锡尔河）山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后被波斯军队占领的尼罗河三角洲。总之，波斯帝国是一片富庶的土地，连接着地中海和亚洲的心脏。 波斯还是一座代表着稳定和公正的灯塔。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块分别被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得语三种语言所雕刻的石碑，记录了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乱和起义、击退外国入侵者、公平对待穷人和权贵。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帝国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同样令人称道，某位波斯国王被称作“弥赛亚（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让在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获得自由。  古波斯帝国的贸易繁荣昌盛，为统治者的军事远征提供了财力支持，而远征本身又为帝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贸易的繁荣同样助长了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在巴比伦、波斯波利斯、帕萨加第（Pasargadae）和苏萨，一座座华丽的建筑拔地而起；在苏萨，大流士国王还用埃及的上等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黄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绝伦的宫殿。据希罗多德说，波斯人以享乐闻名，仅仅是听说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撑着商业帝国的是野心勃勃的军队，它们推进并保护着帝国的边界。波斯帝国的北方一直存在隐患，西伯利亚稀树大平原是以放牧为生的游牧部落的地盘，他们占据着从黑海经中亚直到蒙古的半干旱草原。这些游牧部落十分残暴，据说他们喝敌人的血，并把敌人的头皮做成衣服，有时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父亲。不过，与游牧民族的交往情况比较复杂。尽管史料说他们混乱无序、喜怒无常，但他们却是牲畜特别是优质马匹的重要供应者。当然，游牧部落也会带来灾难，比如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就在试图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s）的战役中被杀，他的头颅被兜在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囊中。一位学者这样讽刺道：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望终于被熄灭了。 然而，这一罕见的挫折并没有遏制波斯帝国的扩张。希腊的指挥官们带着恐惧与崇敬交织的复杂心情遥望东方，希望能学到波斯人的战争策略及军事技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希腊诗人用击败波斯人来赞美自己祖国的英勇军队、展示诸神的眷顾，并在史诗剧和文学作品中弘扬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图的英雄事迹。 “我来到希腊”，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侣》（Bacchae）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我来自神奇富饶的东方”，一个波斯人享受着阳光的平原，一个在巴克特里亚的、城镇都有城墙保护的地方，一个从精美设计的楼塔可以俯瞰海岸的地方。狄俄尼索斯所说的地方就是希腊人以前不曾见过的亚洲和东方。 没有人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更热衷于阅读这些描绘东方的作品了。亚历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后于公元前336年继位。当时，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于未来荣耀的追求方向已确定无疑。他对一无所有的欧洲没有丝毫的兴趣，那里没有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尊严，没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腊人一样，对亚历山大来说，文化、思想和机遇——同样还有威胁——统统都来自东方。于是，他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实力最强大的帝国：波斯。 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闪电战中驱逐了波斯的埃及总督之后，亚力山大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发起全面攻击。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地点则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尘土飞扬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的埃尔比勒省（Erbil）。在这里，他战胜了大流士三世指挥下的强大的波斯军队。胜利的原因也许是他在战前睡了一个好觉：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说，亚历山大那天坚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将领很担心，必须使劲摇他才能将他唤醒；精神焕发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致的头盔，“如同最精致的银器”般光彩夺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剑，率领他的部队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帝国大门。 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负载着很高的期待。他未负众望，在高加米拉击败波斯军队后又继续东进。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诚，巨大的城邦、富足美丽的城市，纷纷拜倒在这个年轻英雄的脚下。巴比伦投降了，城市居民带着鲜花和花环聚集在通往这座伟大城市的道路两旁，银色的祭坛上堆满了乳香精油和各种香料，装着雄狮和猎豹的笼子算是上贡的礼物。没过多久，连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连接小亚细亚海岸和中亚的整个交通网络全部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有。 尽管某些现代学者把亚历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群方面似乎还真有其惊人的巧妙手段。在对待当地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方面，他通常表现出仁和、宽容和尊重。比如，他对居鲁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满，不仅重修了陵墓，而且惩罚了曾经毁坏圣陵的人；当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谋杀并被扔在一辆货车里后，亚历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应当享受符合他级别的葬礼，且必须与其他波斯统治者葬在同一陵园。 亚历山大有能力在他的治下获得越来越多的疆土，因为他愿意依赖当地的高层精英。“如果我们想要守住亚洲，而不是仅仅想路过亚洲，”他说过，“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他们的忠诚才能使我们的帝国稳定长久。”地方官员和元老还可以保留职位，继续管理被征服的城镇和地区。亚历山大本人也采用地方传统头衔，身着波斯服装，表示他对地方习俗的认同。他极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最新继承者——尽管嘲笑之声也使人们记起他曾血洗大地并带来无尽的灾难。  要记住的是，我们对亚历山大征战事迹的了解，对他的成功和策略的了解，大多是从历史学家那里来的，这些历史学家的陈述通常都带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极大的热情描述这位年轻将军的征战历程。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我们应当对波斯崩溃的史料持谨慎态度——亚历山大向东方疆域持续迅速扩张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质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创建者，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别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意为亚历山大在阿里亚Aria）、坎大哈（Kandahar，意为亚历山大在阿拉霍西亚Arachosia）、巴格拉姆（Bagram，意为亚历山大在高加索Caucasum）。这些临时建立的堡垒城，以及一直延伸到北部费尔干纳谷地（Fergana valley）的被重新加固的城市，都是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全新网络点。 新城市的防御能力强大，还建有独立的要塞和堡垒，这主要是为了防御西伯利亚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他们非常擅长向周边地区发动灾难性攻击。亚历山大不得不修建防御工事以保护新近征服的领土。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人们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中国已经形成了“华夏”的观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为了抵抗来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他们不断修建、延伸牢固的防御网络，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城。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与亚历山大不谋而合：一味扩张而忽略防卫，终将一事无成。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征战，他环绕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兴建新的要塞并添置驻军——尽管此时的他已必须时常面对那些思乡心切的士兵们的哭诉和抱怨。从军事角度来讲，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32岁在巴比伦去世（此事件仍笼罩着神秘色彩），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称得上非凡。他东征的速度和广度令人难以置信。影响更深远的一点是——尽管常常被人们忽视——他留在身后的那份传奇，以及古希腊文明如何与波斯、印度、中亚及中国的文明交汇融合。 尽管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发了一场他手下高级将领间的动荡和内讧，但另一位领袖人物不久便出现在新征服的东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军官，生于马其顿王国的北部，参加过大帝发起的所有重要的远征。他在统帅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领主。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经不像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他于是建立了一个王朝，称塞琉古王朝（Seleucids），该王朝后来存在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的胜利很容易被视作是一系列短期行为，他留下的传奇也被视作昙花一现，但他的这些成就绝不是转瞬即逝的：它们翻开了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那块地域的历史新篇章。 亚历山大死后的几十年，随着古希腊的思想、观念和意象逐渐传入东方，人们目睹了渐进的但确定无疑的希腊化进程。亚历山大手下众将军的后裔记得他们的希腊之根，并积极进行宣传，比如说通过设立在贸易中心或农业中心的造币厂所铸造的钱币。这些钱币的样式已经标准化：正面是当今统治者的头像，卷发加王冠，而且像亚历山大那样永远斜视着右方；背面是阿波罗的头像，并标有希腊字母。 在整个中亚和印度河谷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希腊语。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纪念碑上刻着来自希腊圣地特尔斐（Delphi）的箴言： 童年时，听话； 青年时，自律； 成年时，正义； 老年时，智慧； 死去时，没有痛苦。 据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税务收据和士兵军饷文件显示，在亚历山大死去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希腊语一直都是当地的日常官方语言。的确，希腊语已深深渗透到印度次大陆。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颁布的一些法令都会附有希腊文翻译，明显是为了照顾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 欧亚碰撞产生的文化交流胜景令人惊叹。在犍陀罗（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当地人对阿波罗的崇拜建立起来之后，佛祖的塑像才开始出现。佛教徒感觉受到新宗教的威胁，于是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事实上，不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和阿波罗崇拜存在关联，其外形设计也同样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罗的形象为模版，足见希腊文化的影响之重。在此之前，佛教徒从不愿抛头露面、在外张扬，如今宗教竞争迫使他们做出反应、学习借鉴、改革创新。 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造祭坛上雕刻着希腊碑文、阿波罗的头像以及精美无比的讲述亚历山大事迹的微型象牙镶嵌，说明当今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其实在古代，来自地中海的先进文明也受到同样的重视。亚洲的希腊人在印度得到广泛的认可，科学发明就是其中之一。“希腊人是蛮子，但天文学是由他们创造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将其奉若神明。”《伽尔吉本集》（Gārgī Samhitā）中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历山大要求一定要将希腊的神学远传至印度，这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才能在亚洲得到广泛的尊崇。波斯一带的年轻人从小就阅读《荷马史诗》，“唱颂索福克勒斯和尤里庇德斯的悲剧诗”，远至印度的人们都在学习希腊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借鉴迹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伟大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影响：悉多（Sita）遭罗波那（Rāvaa）绑架的主题与海伦（Helen）和帕里斯（Paris）从特洛伊私奔的主题非常类似。当然，影响和启发是相互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从《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学烙印，比如《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思想、观念和故事沿快速通道迅速传播，经旅行家、商人和朝圣客不断扩散。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为所及地域的人们开放思想铺平了道路，也为边缘地区的人们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象提供了机遇。 就连荒野草原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阿富汗北部提利亚特佩（Tilya Tepe）发现的贵族墓葬中，那些制作精美的殉葬品明显都来自于希腊艺术。在西伯利亚、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情况也是一样。可见，奢侈品是被运到了游牧部落，用以换取牲畜和马匹；有时，这些牲畜也可作为换取和平的贡物。 将游牧草原与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因中国不断增长的雄心而强化。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扩张的浪潮将中国的边界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疆土，并逐渐抵达当时所谓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这地方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条600英里长的通道，将中国内陆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郡连接在一起——以西。从敦煌开始有南北两条通道可供选择，无论哪一条通道都有风险，最后它们在喀什（Kashgar）会合，而喀什恰好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汇点上。 中国的疆域扩张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此前，这些交通网络曾受到月氏，特别是匈奴人的阻碍。匈奴是中亚地区像斯基泰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直引人担忧，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贸易伙伴。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成千上万头牲口都购自这些草原民族。汉人十分需要马匹却又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需要装备有效的兵力，以确保中国内部的稳定，同时还要应对匈奴或其他部落的进攻和偷袭。来自西域的马匹最为珍贵，部落酋长们可以从中赚大笔的钱。有一次，一位月氏国首领用马匹换取了一批货物，然后将货物转手卖掉，他的财富一下子翻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钱的一个马种繁殖于费尔干纳谷地，即广阔的帕米尔高原山地的边缘地区，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东部和阿富汗的东北部。它们的耐力令人赞叹，一位汉朝的历史学家说，就是龙族也敬它们三分。人们将其称作“汗血马”——源出其明显的红色“汗水”：或由于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于马种皮肤太薄，奋力奔驰后容易出现血管破裂。一些特别精良的品种广受喜爱，成为诗歌的题材，雕塑和绘画的对象，并被称作是“天马”。有些马甚至被带着陪伴主人去往来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宠爱的马陪葬，马匹的墓地有两座种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岗护卫。 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旱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轻松。当代历史学家将这些部落人群描述为野蛮矇昧，可以吃生肉，喝生血；有位学者还说，真的，他们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汉人宁可向他们进贡也不愿他们进犯自己的城市。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游牧部落，这些大使从小就受过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训练；皇帝还会礼貌地问候匈奴最高首领一向可好。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提供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和恩赐侍从的重要方式。 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汉代官员相信，匈奴人喜欢奢侈品，说明他们将一事无成，濒临灭亡。“如今你们已离不开中国货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气地对部落首领说。他认为匈奴的习俗在发生变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计，中国最终会赢，并征服整个匈奴国。 这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次性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朝廷太史之子。他因替战场上年轻气盛的将军辩护而被贬官、遭受宫刑，却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审视印度、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和军事状况。他认为，中亚诸王国兵力虚弱，因为他们受到匈奴的威胁，这些野蛮人因被中国打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司马迁写道，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对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特别是玉门关（商队西行的必经之路）以西通道的开拓并不顺利。无论通道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越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那样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常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必须有丰厚的回报才值得人们去冒巨大的风险。尽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高昂的珍贵物品同样能够通过远程运输抵达这里。 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让游牧部落觉得它珍贵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商业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在离敦煌不远的古代要塞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三万五千字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业活动。这些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上，从其内容得知，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从关税的角度）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体制的复杂性和早期的实践展示出都城长安（现称西安）是如何在面对一个似乎是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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