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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现代中东历史很少提及环境。环境常处于其他被认为更重要议题的边缘，例如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转型。 确实，大部分现代中东史认为环境是落后的来源，只有应用现代科技才能克服。当然，这种现代主义寓言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振奋。 现代技术的引入（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发生的）无疑会转变人类与中东环境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地区的深度历史，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显然不是全新的，精英们做出的选择常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我所使用的中东一词包括从伊朗到摩洛哥的所有西南亚和北非地区，而我的时间范围从公元前1500年延续到现在。中东地区幅员辽阔（横跨6000多千米），生态多元（尽管以干旱半干旱为主）。大干旱区（the Great Arid Zone）从西边的撒哈拉延伸到东部中国和中亚的沙漠，而中东正位于其中心。集中关注环境能够为新的生态线地区比较史学提供基础，这些生态线包括河谷，地中海地区旱作农业，畜牧业占主导的沙漠、绿洲和荒野。这三个地区都有其占优势的动植物、农业生产模式以及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 由于位于亚非欧交界处，中东的气候由4种不同风系的复杂互动塑造而成。它们是控制印度洋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东非和伊朗南部）气候的季风；冬季从干草原带来降雪和严寒的内亚风系；在半岛上的沙漠和撒哈拉沙漠上升的夏季热气流；带来秋冬降水的大西洋系统。降水是海拔（海拔越高，降水越多）和地理位置（迎风坡降水多于背风坡）的双重作用。 气候记录揭示了每年降水时间和降水量的巨大变化，以及任何一年中不同地方的巨大差异。例如，尽管这一地区年均降水量为30英寸（约750毫米），但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鲁卜哈利沙漠（the Empty Quarter）几乎没有降水，而伊朗里海南岸和厄尔布尔士山脉一年降水量超过60英寸（1500毫米）。 中东部分地区降水量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兴农网 中东大部分人口一直都居住在河谷地带（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卡伦河、阿姆河、赫尔曼德河），这些河谷对中东古代帝国命运来说极为重要。正是在这里，兴起了最早的城市以及最早的农业帝国。地中海地区及其毗连的草原上，旱作农业占据主导，这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 它们的历史被起源于河谷的国家和帝国的行为，以及长时期气候循环（如厄尔尼诺现象和所谓的小冰期）所塑造。 我讨论的第三种环境——沙漠、荒野和绿洲——居住的主要是游牧人群。畜牧业在公元前1000年作为对沙漠草原地带严酷条件的适应而出现。牧民已经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中扮演了不相称的角色，他们一次次征服河谷地带的农业帝国。 历史上，牧民也加速了他们周围社会和文明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换。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仅仅是最生动的例子。河谷农业世界、城市商人和草原游牧民的关系，组成了这一地区历史的主旨。 通过将中东地区史置于全球生态史的背景下，我寻求展现人类和环境互动的更长期进程。中东环境的特定特点将其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这反过来促使了解决其环境问题的独特方法。尽管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操作有着明显不足——细节常常模糊于背景中——但这也有补偿。我们能够感知，否则可能会错过更大模式的存在。 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古代治水工程带来的巨大环境变化。然而，他们努力记录古代帝国的成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能给予中东环境以应有的关注。但也有例外，Robert M. Adams的经典作品The Land behind Baghdad就研究了伊拉克南部迪亚拉平原的连续转型。Adams认为，只有以非常长的时段看待，古代中东地区领土国家的出现及其之后的转型对考古学家来说才是清晰的。 从这一角度，能够观察到这些国家和帝国与前现代时期中国、地中海家族的相似性。它们都基于灌溉、密集谷物种植，以及大规模洪水控制的计划。它们都寻求将这些措施的消极后果转移到社会外部。使自然变得可预测，其可控制的动力可以追溯到文明的起源。 现代世界不是简单地诞生在欧洲，而是长期积累、组织以及控制人口和环境的进程的结果。世界历史学家正开始将「发展主义事业」看作一种现代国家缓慢起源的捷径。 我首先简单回顾中东治水的遗产——这显然是任何地区环境史的中心。接下来，我会探究伊斯兰教兴起带来的重大转型，这在一位学者所称的「中世纪伊斯兰绿色革命」中达到高潮。 一、中东治水的遗产 考古学家提醒我们说，早在公元前5000年，治水技术就已经被用于肥沃新月地带的早期国家。而在尼罗河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由于两地泛滥平原不同的特点，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方法。 在埃及，基于农业生产的国家最早在公元前5000年出现在尼罗河谷。尼罗河洪水尤其适合农业。洪水来自东非季风雨来临时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在初夏，尼罗河的主要支流——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到达洪水位。河水在8月初到达埃及，并淹没河谷谷底。到8月末秋种时节，河水及时退去，留下覆盖了田地的淤泥沉积物，直到1972年阿斯旺高坝的建成才中断了这一模式。早期埃及王朝就学会利用尼罗河洪水，顺应其节奏进行谷物种植。 在法老时期，一套流域灌溉系统发展起来，保证了有规律的谷物种植。他们在河岸上打开开口，允许洪水覆盖邻近的农业区域。当洪水退去，通过各种提水设施从尼罗河水中抽水。这些设施包括汲水吊杆（shaduf）、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Archimedean screw）、戽水车（noria）。这些设施既可以被人力驱动，也可以被驯化的动物驱动，很好地适用于尼罗河。 图片来源：yahoo.com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的环境则大有不同。底格里斯河的洪峰出现在会危害春收的四月，而不是出现在夏末。而且其陡峭的河岸、快速的水流都给水利工程师带来了挑战。相反，幼发拉底河如涓涓细流通过一片干旱的泛滥平原，并由于蒸发失去了大部分水分。 早在公元前5000年，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就有了灌溉工程出现的证据。到了公元前1500年，人类能够明显地改变泛滥平原上河水的流向。通过超过一千年的、系统的、政治导向的进程，5条主要的横向运河被开通，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通过泛滥平原引到底格里斯河。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图片来源：yahoo.com 第二个扩展了这一地区灌溉的主要工程壮举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0年间修建的两条巨大、互联且平行的人工运河，从底格里斯导流的运河（真正的人工河流）——纳赫拉万（Nahrawan）和吉斯拉维运河（Katul al-Kisrawi）——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项目之一。 为了减缓并分流快速的河水，他们还修建了水堰（weirs）。最终，这一地区到处都修建了蓄水池，使得亚述人和萨珊人诸如皇家花园等重大工程成为可能。 作为一千多年来与河流作战的结果，美索不达米亚泛滥平原被大大地转变了。在萨珊人的统治下（公元234-634年），一个包括5个大型水坝在内的大型运河复合体在卡伦河以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东北胡济斯坦的众多支流上建立起来。据估计，在萨珊帝国的颠峰时期，泛滥平原贡献了将近50%的土地税收收入。灌溉土地的面积大大增加，使得种植夏季作物成为可能，这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应。而结果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口在萨珊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早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泛滥平原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然环境了。 尽管萨珊王朝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项目，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维持农业高产。正如Adams所展示的，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在公元前1000年间移动了300多千米，留下又高又干的泛滥平原中心地带。 这些移动成为一个周期性模式。公元6、7世纪持续的洪水和水文变化进一步破坏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在7世纪早期（大约628年），底格里斯河再次大规模移动，使得迪亚拉泛滥平原的一些地段由最好的农地转变为沙漠，并在与拜占庭帝国作战的关键时期削弱了萨珊帝国。往北，淤塞和盐碱化逐渐堵塞了横向运河、水堰和水闸。尽管7世纪中期以来，阿拉伯征服者为了恢复这一系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曾有一段时间复兴了农业，但最终都是一场空。到了蒙古人征服时期，纳赫拉万和（Katul al-Kisrawi）复合体已经不再发挥作用。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从西部地理意义上来看，伊拉克的边界到东部阿富汗和印度，绵延超过1600千米，而且被群山包围，这片辽阔、半干旱的山地高原最初并不适于农业。因为种植业通常需要至少每年400毫米的降水量，而伊朗高原上每年的降水量仅350毫米（当然各地、各年都有差异）。因此，灌溉则显得尤为重要，有了灌溉，即使是年降水量小于150毫米的地方也能适合农耕。在伊朗高原东缘，阿姆河盆地往北和赫尔曼德河谷往南，这里的环境条件与两河河谷相似。到了公元前500年，水坝、运河、水堰等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工具也在阿姆河和赫尔曼德河谷发展起来，巨大的农业庄园也出现了。 最有利于伊朗高原农业扩张的灌溉技术是坎儿井（阿拉伯语qanat）系统。坎儿井（在波斯语中是kariz）是自流井渠（也被称为过滤坑道）。公元前2500年左右，坎儿井大概最早同时出现在土耳其东部、库尔德斯坦（伊朗西北部）和锡斯坦（伊朗东南部）。已经有人提出，认为坎儿井是作为这一地区古代采矿业的衍生物而出现的。开挖隧道的知识能够很方便地转移，而矿工常常无意识地挖到地下水。 到了公元前6世纪，坎儿井在伊朗高原各地都有发现。坎儿井的扩散不仅加速了波斯权力的集中，同时也加快了城镇的建立。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550年到331年），其颠峰时期占领了尼罗河到印度河的土地，坎儿井技术得以在中东扩散。坎儿井只使用本地材料，不使用能源就能挖至地下含水层，能够长距离运送水资源（长达50公里），而且少有蒸发损失。 尽管建造和维护代价高昂，但这是一个适应了伊朗高原半干旱环境的可持续技术。在萨珊王朝时期，农业在伊朗高原到达顶点，人口出现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坎儿井技术扩散的结果。坎儿井还在阿富汗、南亚、中亚甚至非洲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得到广泛应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坎儿井仍然供应了伊朗50%的灌溉用水。 坎儿井灌溉系统，图片来源：www.iwhr.com 二、一场伊斯兰绿色革命？ 伊斯兰教的兴起似乎加速了农业在中东的扩张。Andrew Watson已经将这一现象称为「中世纪伊斯兰绿色革命」。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这个古代世界第一次处于同一政府、同一宗教——伊斯兰教、同一书面语言——阿拉伯语的统治之下。Watson认为，750年阿巴斯帝国的建立大大地增加了人员在这一地区的移动和互动（以及思想的传播）。 一个辽阔的伊斯兰贸易区的出现加速了新作物的传播，尤其以粮食作物为主，而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中东之外的地区。Watson列举了水稻、蜀黍、西瓜、柠檬、青柠、橙子、菜蓟、芭蕉、菠菜、甘蔗、茄子、芒果、椰子树、硬麦和香蕉等，其中，重要的纤维作物棉花也包括在内。尽管Watson的观点中，一些作物（稻米、糖、棉花等）在伊斯兰教的支持下才得以引入是显然错误的（这些作物已经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前萨珊帝国时期的波斯所了解），但他更宽泛的观点，即治水设施、作物和农业技术在伊斯兰教的领土上得到扩散，似乎基本上是有根据的。 Watson的核心观点是出现了一种明显可辨认的治水工具箱（toolkit）。早些时候，这一工具箱包含了地区性的水利宏观技术（包括水坝、运河、水堰、蓄水池、水渠和坎儿井）和微观技术（戽水车和汲水吊杆等提水设施、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水塔、风车）。 这些技术以及新作物和技巧在伊斯兰世界的扩散，受到伊斯兰政府的政策和私有土地主实践的鼓励，其措施包括皇家花园的建立，以及种子储备的扩散。四季不断的灌溉逐渐导致产量增加、新作物轮替、开垦面积增加，最重要的是灌溉作物额外生长季节（夏季）的出现。此外，由于灌溉作物所需的劳动力远远多于旱作农业，随着开垦面积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加。Watson振振有词地认为，这一趋势加速了人口增长、新城市建设以及旧城市重建。 尽管Watson提到的许多作物和技术（并非全部），早已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伊朗高原出现了，关于伊斯兰绿色革命的观点在实质上似乎仍然是正确的。Thomas Glick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即摩洛哥东南部撒哈拉沙漠边缘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都有意采用了来自于伊朗高原的新型灌溉技术和作物。他追溯了坎儿井系统及其他灌溉技术从中东核心地带向伍麦叶王朝西班牙地区的扩散。这是前现代时期最重要的技术转移之一。 Glick记录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并没有随身带来运河、坎儿井、水坝或者戽水车（noria），他们只是带来了思想。因此，在评估安达卢西亚的水利技术时，运河的物理来源并不相关：无论穆斯林发现什么，他们都会根据带来的标准，将其整合进一个不同于之前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系中。』 Glick有效地区分了西班牙的宏观系统（穆斯林在罗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区系统）、中观系统（在村庄层面运转）和微观系统（在地方层面运转，如储水池、水塔或者家庭地块的戽水车（noria）灌溉）。后两者很大程度上由711年穆斯林到达西班牙时带来的水利工具所塑造。 在14世纪，摩洛哥东南部坎儿井的建设挖到了撒哈拉沙漠的地下水。Khattara（坎儿井在马格里布的名字）加速了现存的枣椰树绿洲西吉尔马拉（Sijilmara，今天的特菲拉勒特（Tafilalt））作为跨撒哈拉黄金贸易北方仓储点的兴起。 我也在其他地方提出，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古波斯、印度和地中海的多种地区灌溉传统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整套治水技术，亦或是我一直说的治水工具箱。尽管一般历史学强调中国的独特性，但一个熟悉波斯水利工程和灌溉成就的历史学家能够推断出技术向东的转移。 例如，中国的大运河大约比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泛滥平原的水利工程项目晚了2000年。Arnold Pacey已经暗示存在一个「亚洲对话」，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运河专家向东到达了中国。另外还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灌溉设施，如戽水车（norias）和水平轴风车（horizontal windmill）最早在伊朗高原发展起来，后来在12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出口到东亚。 水利技术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历史没有那么明晰，灌溉系统似乎是在对当地生态的适应中独立出现的。例如，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有当地古老的人工蓄水池（英语中称之为tanks），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季风和地区条件。南亚水池系统之后随着印度教扩散到东南亚。这也是亚述和萨珊皇家花园的模式吗？因为印度北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平原长期以来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保持交往，不过似乎不必强求答案。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蓄水池系统被广泛应用于中东核心地带之外的地区。例如，大马士革的Ghuta绿洲、突尼斯凯鲁万的大型蓄水池、14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时期马拉喀什的sahrijayn，都显示出这一水池系统的影响。 这些水利技术的扩散并没有止于伊斯兰教的领土。伊比利亚半岛的水利系统和灌溉技术（通过加那利群岛）移植到美洲殖民地，它们给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水系留下了长远的遗产。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整合荷兰之后，伊比利亚水利技术也影响了荷兰的填海项目。CaesareMaffioli认为，中东水利技术被整合进威尼斯管理波河河口湿地的战略中。最后，有证据表明伊比利亚公有灌溉技术还在19世纪转移到英属印度。 三、反思公元1500年前中东农业的衰退 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同意中东环境在前现代时期经历了一场不可逆转的衰退，尽管他们对衰退的时间和原因看法不一。确实，这种衰败叙述自古希腊以来，已经组成了正统学术观点。 在不同时期，中东的落后性被归于特定代理人的活动——早期的炼金术师、杂食性地中海山羊、游牧民族的入侵（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以及（尤其是殖民学者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恶意影响。的确，从事中东环境史研究会面对许多当地人和西方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系统性地妨碍了看清楚更广泛的历史。 最知名的衰退理论之一由卡尔·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创立。魏特夫的理论最早在1957年提出，他主张「治水」文明政府有着所谓的专制本质。他认为，对广大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促使了完全控制社会的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政府控制，复杂的灌溉系统注定会崩溃，而且它们维持起来的帝国也会消失。 魏特夫治水社会的例子包括古代（以及现代）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更重要的苏联。由于这一理论将本质上不同的社会混为一谈，而且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理论形成于冷战时期），魏特夫的理论不再有影响力。更根本的是，随着学者开始意识到地方政治网络在维护大型灌溉系统时的重要性时，魏特夫理论中内在的荒诞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二种对环境衰退的解释是森林滥伐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退化。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尽管中东重大的森林滥伐都发生在现代，但在古代时期就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环境实践研究中，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总结说，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像通常所描绘的那样，是对自然有责任心的管家。反而，他们的经济和军事的需要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森林滥伐和景观退化。 Theodore Wertime提出，森林滥伐由古代炼金术对木材能源（生物质）的需求所导致。冶铁需要大量燃料。Wertime推测，地中海沿岸发现了7000-9000万吨的铁器时代矿渣，产生这些矿渣大概需要5000-7000英亩的森林。Wertime的观点并不止于炼金术，还考虑到制砖、从石灰石中生产生石灰、制陶家庭烹饪用火等需要的燃料数量。（根据一项估计，古代地中海的每个家庭每年需要1-2吨的木材。）将这一话题向前推进，John Perlin已经提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低效率的熔炉逐步使得植被覆盖的内陆地区裸露出来，中东地区的森林滥伐模式常常记录了古代文明的兴衰，但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 第三个理论则认为衰落的根源在于游牧民的劫掠，尤其是阿拉伯人。J. V. Thirgood认为，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限制了山羊和绵羊的牧场，但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这一地区，游牧民主宰中东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Thirgood的观点附和了那些法国殖民作者（以及一些后殖民时期牧场管理专家）对马格里布的看法。然而，尽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证实农业的衰退大体上与阿拉伯征服一致，但是阿拉伯入侵的确切时间并不符合衰退进程。最终，那些试图怪罪游牧民的人没有认识到衰退进程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灌溉系统可以通过政治意愿、劳力和资金的长期投入恢复到之前的生产力（就像伊拉克南部萨瓦德地区在阿巴斯时期得以恢复）。 最后一个理论将中东农业衰落归于蒙古人的入侵。尽管有证据表明蒙古人征服之后的时期存在着衰退，但在一些地区，衰退事实上早于征服。在任何情况下，目前的观点是蒙古人的影响是地方化的，而且在相对有限的时间段内。 Oleg Petruchevsky认为，蒙古人的财政政策，更青睐游牧产品，损害了农业，这导致呼罗珊和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人口的衰减，这在统计数据和税收记录上可以看到。然而，其他研究已经表明，被伊尔汗蒙古统治者控制的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受到永久影响。事实上，在伊尔汗国（1256-1336）的统治下，地方经济活动增加了，还出现了新的农业投资。而且，这一地区后蒙古时代的精英们在15世纪后期决意重建农业官僚国家。 对中东农业衰落进行更满意的解释需要更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中东农业因其内在环境限制而受害不浅，这些限制包括环境易受基础历史（infrahistorical）的变化（地质活动和严重洪涝）和政治混乱（这会破坏精英执行长期农业政策的能力）的影响。此外，地方性疾病也必须被纳入考虑。Peter Christensen提出，从欧亚角度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巨大的疾病池（disease pool），是地中海世界周期性慢性、急性传染病的中心。 一次次瘟疫的到来，导致税收下跌，劳动衰减。随着人口得减少，越来越难以维持堤坝、水堰和运河的复杂系统。749年的瘟疫，出现在阿巴斯革命的前夜，可能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泛滥平原40%的人口丧生。瘟疫也很有可能是导致1350-1550年间横向运河逐步被遗弃的罪魁祸首。Steven Borsch近期关于瘟疫对尼罗河灌溉系统影响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观点。 随着人口水平下跌，国家难以维持这一系统，于是生产急剧下滑。而在英格兰，瘟疫带来的急剧人口下跌为新的增长创造了机会空间，在中东，复杂的灌溉系统未能迅速恢复。伊朗高原的农业更加具有弹性，瘟疫在这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响因素。 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的结果既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将中东农业的衰落看作环境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种不必要的还原视角。环境自身被长期的历史进程所塑造。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巨大运河系统、沙漠和高原上的人工绿洲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统治者做出了选择，但一如既往，环境代价终究还是由后几代人承担。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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