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悲剧

司马光，历史上的超级名人。说闻其名如雷灌耳也不为过。历史上有“双司马”一说，就是指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个基本齐名，两个人都大名鼎鼎。一个人写出了《史记》，一个人写出了《资治通鉴》，都是名震千古的历史名著。
要说谁的故事中更有料，两司马中司马光的料似乎要更多一些。我们都学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现在学校课本中还有，流传了一千多年。这是表扬他聪明过人，历史上司马光确实聪明过人。很年青时就博览群书，学识超群。后来走上仕途，也是一路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为什么要说司马光是悲剧？这是因为纵观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成就巨大。但是在政治上他开了历史的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作所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他是治学上的强人，政治上的矮子，犯有严重的政治幼稚病。
在得势前，司马光就是个保守顽固派。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请看他当权后的作为：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
《宋王朝的极端政治：前朝功臣司马光差点被掘墓》中说得详细一些，大致是如下情况：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

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你看，靖康耻的源头就是司马光。司马光一生清贫，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政治上的保守和顽固却也令人瞠目。
其实，这还没完，别人都是盖棺定论，而司马光却是盖棺也定不了论！请继续看《宋王朝的极端政治：前朝功臣司马光差点被掘墓》中如何讲述的：
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我就在想，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又会如此的幼稚和可恶？大致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恃才傲物，负才愎用。我聪明，我有才，天下人没人能比上我。因此，我的主意就是最高明的。二是文人相轻。你王安石不是在文学上很有名吗，别人都崇拜你，我才不把你当回事呢，你干什么我就反对什么，你不是要改革吗，我偏不改，就是要把你搞倒搞臭。三是脱离群众，脱离大多数人。按说司马光在基层也干了很多年，对基层的情况开始也是了解的，但是后来到京城发展，官越当越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当他掌权时做决策时纯粹靠拍脑袋做决定，没有照顾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司马光生于官宦之家，这也是个先天缺憾之处。他自小接触的都是官场中人，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了解底层之苦。在古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截然分开，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司马光从政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镇压农民起义，他的起点就是与底层农民结仇，想必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也不会对农民有什么好感和兴趣，不会下大功夫去调研基层实际情况。
可惜的是，司马光的位置坐到了周总理的位置，他本来有机会取得与周总理相似的成就，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却与周总理差了十万八千里。周总理一直被政界尊称为“周公”意思是与周朝的周公旦齐名，在民间，周总理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起被老百姓奉为神明。司马光的聪明与廉洁都不差，那他差在哪呢？我认为，他差在方向上，他在方向上与人民背道而驰。
真实的历史从来不缺乏精彩。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往往是观点的差异或冲撞，背后还有利益的考量。把历史稍微浓缩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宋朝的历史就是今天我把你斗倒，明天我再把你斗倒。朝堂争论的时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方把另一方辩倒，但另一方却未必心服，还想着在下一回合中现扳回一局。有时甲派斗倒了乙派，按甲派的主张实施了，回头乙派又打倒了甲派，把甲派的工作成果又全部推翻。一时的胜利却不是终局的胜利，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其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真正的实践就是历史。盖棺不一定能定论，但历史最终会给一个恰切的结论。所以争一时短长，在当时好像意义重大，但是在历史，又有多少争议成了浮云。
想来想去，司马光就是个悲剧。他一生坚持自己的人生的做人原则，清正廉洁，酷爱学问。但是，说到底，他是书生治国，脱离实际，没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败。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一个人品高尚的人，但是也是一个不适合搞政治的人，如果他不从事政治，也许于国于个人都是个福气。
注：本文主要引用《宋王朝的极端政治：前朝功臣司马光差点被掘墓》内容，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