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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佳人才子，珠联璧合
杨绛的爱情，可遇而不可求。 杨绛在东吴念书，坊间传闻追求她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杨绛后来在小说《洗澡》中，也用了孔门弟子这个典故，可见斯说由来有自，决非空穴来风。然而，若干又若干年后，当吴学昭问她：“您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杨绛断然摇头，她说：“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因为我很一本正经。我也常收到男同学的信，信上只嘱我‘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 1932年春，自重自爱的杨绛进入清华，借读大四最后一个学期。那时清华女生很少，像她这般才貌双全的，自然如林妹妹入大观园，牵动八方视线。杨绛进清华不久，经人介绍，结识了大才子钱锺书。有人说他俩是一见钟情，杨绛否认，她晚年回忆：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月堂门口，第一次和锺书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在这之前，有人告诉我钱锺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我曾听姐姐们说，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相貌不错，生性大胆淘气，食量颇大，绰号“饭桶”（“崇范”二字倒过来），是以觉得钱锺书和这位淘气的“饭桶”不配，仅此而已。
在钱锺书，绝对是一见倾心。钱锺书随后给杨绛写信，约她在工字厅见面。杨绛应约而去，这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日，两人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上，斜对面。钱锺书急不可耐地澄清一个事实：外面有人说我已和叶崇范订婚，这不是事实。杨绛也趁机申明：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第一次约会，两人如此快速地撇清自己，说明丘比特的金箭，已经在暗中把他俩瞄准了。 从此开始了频繁交往，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锺书的信写得很勤，往往一天一封。清华园才有多大？约会之外，还用得着天天写信？这你就老外了。情话是诉诸耳朵，情书是诉诸心灵；当面时不方便出口的，可以借助笔尖流淌，哗哗地，而且是用英文，既高雅，又时髦，半是展示，半带炫耀。 杨绛犹豫，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点？嗯，说快其实也不快，她是以在东吴的荒废为代价；杨绛在东吴目不斜视，峻拒了多少献殷勤的白马王子，岂不是就等的这一天！ 杨绛的好友吹冷风，说钱锺书怎么狂，怎么傻，长相又是怎么怎么不好。说都白说，杨绛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自我感觉，这就像写文章，关键在于灵感是否敲门；杨绛感到脸颊无故发烫，心旌无风自摇，爱情的玫瑰花，已在暗中羞答答地绽放。 转眼学期终了，杨绛的借读宣告结束。钱锺书给她出主意，要她留校补习，然后报考清华研究院，一旦考上，两人就可以再同学一年，那有多好！杨绛缺乏勇气，清华本科四年的文学课，一两个月怎能补齐？她回去了，先回苏州，后到上海，找了一家小学教书。钱锺书尝到了失恋的滋味，肝肠寸断，他写了许多哀怨的诗，寄给杨绛。比如：
著甚来由又黯然？灯昏茶冷绪相牵； 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复一年。
海客谈瀛路渺漫，罡风弱水到应难； 巫山已似神山远，青鸟辛勤枉探看。
颜色依稀寤寐通，久伤沟水各西东； 屋梁落月犹惊起，见纵分明梦总空。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恻恻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峥嵘万象付雕搜，呕出心肝方教休； 春有春愁秋有病，等闲白了少年头。
这是害了相思病了。 换个角度看，这是更具威力的进攻。 大爱在前，真爱在前，杨绛还有什么好犹豫？她只有束手就降——世界上最心甘情愿，而又虽输犹赢的投降！ 1933年初，清华放寒假，钱锺书到苏州看望杨绛。杨绛把钱锺书介绍给爸爸杨荫杭，这是把问题挑明了。杨老先生同钱锺书单独谈了一次，结论是：“人是高明的。” 钱锺书从杨绛那儿得悉她爸爸的表态，知道老人认可自己，不等与杨绛商量，就拉了自己的父亲钱基博，到苏州拜访杨绛的爸爸杨荫杭，并挽出杨荫杭先生的好友二人，作男女双方的媒人。杨荫杭对钱家父子登门求亲毫无思想准备，他以为是杨绛本人同意了的，只得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 1934年暑假，钱锺书大学毕业，钱家要求举行订婚礼。杨家倒也痛快，只是因为杨荫杭先生身体欠佳，诸事从简。钱基博夫妇由儿子锺书和他的三弟以及侄女陪同，从无锡赶到苏州，在一家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亲朋好友。杨绛这方面前来祝贺的，有清华同室好友赵萝蕤，以及她的未婚夫陈梦家。 从此，杨绛就是钱锺书的未婚妻了。 与此同时，杨绛在钱锺书的辅导下，顺利通过清华研究院的入学考试，成为清华外国语言文学部的研究生。 杨钱之恋，有一支插曲脍炙人口。说的是未订婚之前，杨绛与钱锺书通信，有一封，落在了钱基博老先生（1887～1957）手里。血忽然往上涌，好奇心让老夫子变成间谍，他悄悄拆开一看，禁不住眉飞色舞。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老先生击节赞叹：“此诚聪明人语！”在钱老先生看来，杨绛思路周密，遇事能为各方面考虑，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再好不过的内助。钱老先生兴从中来，顾不上征求儿子的意见，提笔便给尚未见过面的杨绛写了一封信，夸奖之余，更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既是自由恋爱，又循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杨钱两家，真正是“皆大欢喜”。
杨绛：《我们仨》感动中国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春阳熙熙、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如今只剩下杨绛孤零零的一个。 这个三口之家，是从英国牛津启程。1937年5月，阿圆呱呱坠地，加入父母两人的航船。钱锺书致“欢迎辞”，他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圆！阿圆！这可是圆满的“圆”！中秋月圆的“圆”！钱锺书满足于一个孩子，他曾很认真地对杨绛说：“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圆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有钱锺书这样的爸爸，阿圆自是无限感激。他们父女俩，一生一世，其实更像“哥们”，啊不，阿圆说：“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而妈妈呢，阿圆说，“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这是多么幸福祥和的一家人呀！现在，阿圆和钱锺书都中途下船了，撇下杨绛一个，独自面对人海茫茫。 杨绛没有落下风帆，她只是感到寂寞，无人言说的悲哀，生命需要对话，没有了阿圆，没有了钱锺书，她满腹的衷情、郁闷、疑虑，向谁吐呢？向谁诉呢？她的目光越过波涛，越过海平面，穿梭在古往今来，落在了苏格拉底，不，柏拉图。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前文说过，他有一本对话录，叫《斐多》，记叙的是苏格拉底在就义的当天，与门徒们展开的关于正义和不朽的争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又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 柏拉图的这本《斐多》，杨绛是在钱锺书的遗物中发现的。“千古艰难唯一死”！苏格拉底的超脱，让杨绛领悟了哲人的智慧。既然谁也摆脱不了死亡，那么，就索性直面死亡好了——她决定把《斐多》翻译成中文。 翻译的过程，就是与生命对话的过程，杨绛把全身心都投了进去，一字一句，一行一节，反复推敲，斟酌，结果，书翻完了，她的郁闷和疑虑也消失了，仿佛从死人堆里爬起的战士，她着手“打扫战场”。 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钱锺书的手稿。锺书是善读书者，他从前在牛津留学，即养成做笔记的习惯。手勤笔勤，笔记愈做愈多。一本本，一册册，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在铁箱、木箱、纸箱，乃至麻袋里、枕套里出出进进。光阴磨人，何况是书！如今，那许多本笔记，业已册页散落，纸张破损，字迹模糊，形象地注释“人生如寄”。杨绛出面收拾残局，她把散落的，重新装订，破损的，加以弥补，模糊不清的字迹，一一仔细辨认。然后，按其内容，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文种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钱锺书偶尔打字，是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笨拙地按来按去，他做不来十指如飞，更不会盲打，因此，效率奇低，用这种方法打出的笔记，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依赖手抄。钱锺书做事严谨，举凡书目、重要版本、原文的页数，以及学术刊物的年、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自从在牛津放弃攻读硕、博学位，他的读书就变成了率性而为。英国文学，在清华读书期间已打下坚实的基础。他野心很大，转而攻读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钱锺书有个“烂笔头”，往往读一本书，要花几倍于阅读的时间记笔记。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加之钱锺书喜欢前后互引，额外增加了编排的难度。这时候，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京，杨绛请她帮忙编排。最终结算，外文笔记为一百七十八册，加上打字稿，共三万四千余页。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钱锺书起初是把笔记和日记混杂在一起，交叉写作。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来了，听说日记要受到检查，这怎么办呢？日记纯属私人心语，岂容他人窥探！钱锺书就拿把小剪子，将日记部分一一剪去，毁踪灭迹。如此一来，这部分笔记就变得支离破碎，零乱不堪。钱锺书写笔记之余，还喜欢就内容发表识见，并常常跨页参考，互相征引。整理也非常吃力。大致来说，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也就是读书心得。这一形式，始于“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最初的本子上，明显有涂抹和剪残的痕迹。往后，变得正宗起来，日札被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峨冠博带，煞有介事。杨绛在整理过程中逐渐闹明白，所谓“馆”呀“斋”呀“室”呀，听起来高雅馨香无比，其实呢，只是借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的成句，喻指他们家在1953年“院系调整”后，居住在中关园的那处小平房而已。尔后虽屡次搬迁，但“容膝易安”性质未变，所以日札的名称也就一以贯之。 日札凡二十三册、两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基本用中文书写，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札记是心有所得，但这些“心得”，尚属零散的珍珠，有待用一根丝线穿成项链。一部《管锥编》，随处可见日札的影子。 哲人其萎，钱锺书驾鹤西去，这些手稿对于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身外之物”了。对于后来人，却是大有借鉴之处。杨绛悉心尽力，把钱锺书的手稿汇编成四十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事告一段落，杨绛着手干第二件事。2001年9月7日，她将上半年获得的72万稿酬（含她自己和钱锺书的），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不以钱锺书的名义，更不以自己的名义，奖学金名曰“好读书”，用她的话来说：“宗旨是扶贫。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很容易，贫苦人家的孩子往往好读书而且有能力，但是他们上中学都困难，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希望奖学金能帮助贫寒人家的子弟如其所愿。”在捐赠仪式上，杨绛并且表示，将她和钱锺书未来所有著作的版税都交付清华，作为这个奖金的基金。 杨绛做的第三件事，是写作《我们仨》。这是她老早就想动手的书，女儿病中，跟她说：妈，把这个题目让给我吧。杨绛答应了。女儿真地动笔开写，但是她只写了五篇，生命就被无常拐走了。女儿未尽的心愿，仍得由杨绛承当。 2003年，杨绛完成了《我们仨》。是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杨绛把一家人的生离死别，写成了浮生一梦，若魂若魄，若幽若明，而又真实清醒，刻骨铭心。第二部分，杨绛从头叙起，诉说了她怎样和钱锺书结合，踏上留英长途，喜得爱女钱瑗（也许谐音“前缘”吧），又是怎样返国，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向学，青灯黄卷，粗茶淡饭，不求闻达，但求无愧我心，直至被老病相催，被无常拆散……在书的末尾，杨绛禁不住仰天叹息：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该书于2003年7月出版。同年年底，杨绛与巴金一起，分别当选为2003年的“文学女士”和“文学先生”。《新闻晚报》在《谁是2003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人物？》的标题下，斩钉截铁地回答：“杨绛——她用《我们仨》感动中国！”在接下来的正文中具体阐释说：“杨绛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感动中国的力量。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使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操守和深情。还有她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始终如一，不肯出现在镜头前，既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智慧。人们很早就尊称她为杨先生，原因在于，在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智慧。她在三年前译柏拉图时，自称‘力不能及’，只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没想到，钱氏父女走后，她靠着生来的坚倔，靠着哲学的救助，将钱锺书先生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补上。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她再一次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 2008年11月24日，人民网文化频道推出“文化寿星”报名征集活动，截止2009年1月4日，根据网友投票和专家意见，共有十位文化人物当选 ：文怀沙、季羡林、杨绛、黄苗子、王世襄、华君武、丁聪、周汝昌、方成、吴冠中（排名按年龄大小排序）。其中，排位第一的文怀沙，年龄未久受到李辉的质疑，说虚报了十一二岁，就此，笔者曾通过季承向季羡林求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人交往密切），答说：“其他的不敢担保，年龄应该不会有大错，他和我肩上肩下，哪能相差十多岁？”我不踏实，又让季承问了一次，他说，回答同上次一样，认为文怀沙的年龄不会有大错。（笔者注：林非先生也持是论。我同时还问过多位老人，也有支持季先生的说法的，此事后来闹成轩然大波，在下不想把更多的先生拉扯进来，就此，我曾经当面问过文怀沙先生，他的回答也不能让笔者信服。）至于排位第二的季羡林和排位第三的杨绛，若以生日算，应予倒过来，杨绛比季羡林大半个多月。 * 2009年4月，网上搜出苏州十中（原振华中学）的报道：《初春的探望——北京老校友探访纪实》，其中写到了杨绛。文章说：春寒料峭的三月，我们一行20人到北京参访名校，特意提前一天到京，留出一个星期天去探望时时惦记着的老校友和校董们。行程很紧，就决定去看望何泽慧、陆璀、杨绛、贝时璋四位。看完前三位之后，我们陷入了矛盾。想去见的是杨绛先生，可刚听说她最近身体不好不见客。我们生怕打扰她，但又非常想见见她，给她带去学校师生的祝福。很少见客是杨绛先生的特点，何况又是身体不好，怎么办？要不，把带来的东西送上就走吧。犹豫之中，我们来到杨先生家门前，反复按门铃却没人应。正在失望之时，杨家阿姨买菜回来了，认出我们，将我们让进了屋。不见客的杨先生听说是振华来人，赶忙从里屋出来迎客。笑着给我们让座，询问学校的情况。她告诉我们，最近查出心衰问题，医生不让她见客。还记得，2007年先生出了新书《走到人生边上》，我们来看望她时，她兴奋地给我们一个一个地签名题字。今天见她，精神确实不如去年，但还是思维敏捷，言语流畅幽默。我们告诉她，读到了吴学昭先生的书《听杨绛谈往事》，她笑了，抱歉地说，家里的书都送完了，否则该送你们。于是，又谈起了振华。我们怕打扰她，要紧告辞，老人却还在抱歉，她拉着我的手说，真不好意思，医生不让我见客，你们突然来，我没准备。我们急忙要她别在意，心中却感动着，今天让先生破例的，是振华！就像她说的，振华，我是很有感情，很怀念的。 * 笔者也有好久未与杨绛联系了，4月28日，我打电话问候，是保姆接的，她自称姓吴，中原人，听说我在写杨绛，便说，关于版税的事，你去找吴学昭。我说非关版税，只是问候问候杨绛先生。保姆说，杨绛先生耳朵有点背，其他一切都好，每天坚持在房里走路，能看书，当然能看，文章，不写了，要来看望，不要来，杨先生不见客，谢谢你的关心，杨先生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是福音，在本书尚健在的四位主人公中，杨绛的健康状况是最佳的。转而与吴学昭女士联系，她是我的人民日报前辈同事，曾在国际部供职。电话打过去，说明意思，无非是想了解一些杨绛的近况。吴女士说，你不知道的，就不写算了。对于我这个陌生客，她回答得十分干脆。 对此，笔者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钱锺书当年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感觉味道还不错,何必一定要去了解下蛋的那只母鸡呢？”在杨绛身上得到很好的坚持。雨果说过：“生活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所能做到的与自己所应该做到的。”对于杨绛，拥抱宁静，拥抱知识，远离浮嚣及权势，是她晚年最好的选择。 杨绛一生在边缘行走，她自述很长的时间里只是“一个零”。我们不必为此惋惜，或许还要为此庆幸。有人曾拿她和丁玲相比（我的天，这如何能相比呢），如果她的早年也和丁玲一样“蹿红”，如果她的境界也和丁玲一样“政治”，料想很难活到今天，更甭谈她晚年的创作成就。 * 7月17日，杨绛生日，笔者在电话里发去祝贺。问起日常起居，保姆说，能看书，坚持在房里走路。对于九十八岁的老人，有这两条，可以称得上奇迹。
杨绛的寓所，在三里河南沙沟。这在二十年前，是高档住宅区。譬如，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就住在她的对门。现在，房子是不时髦了，但身份犹在，网络上有该小区二手房出售的信息，每平方米都在两三万元之间。 杨绛一个人生活，与保姆作伴。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序》里说：“年纪不饶人。我又老又病又忙。我应该是最清闲的人，既不管家事，又没人需我照顾。可是老人小辈多，小辈又生小辈，好朋友的儿女又都成了小一辈的朋友。承他们经常关心，近在北京、远在国外的，过年过节，总来看望我。我虽然闭门谢客，亲近的戚友和许许多多小辈们，随时可以冲进门来。他们来，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的清闲就保不住了。” 杨绛和钱锺书只有一个女儿，女儿结婚没几年，丈夫就去世了，她没有子嗣。唉，杨绛和钱锺书这么大的学问，可惜没有传人。难怪杨绛要苦苦地追索命运——你说老天对她究竟是公，还是不公？
杨绛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 以上这段话，录自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显然，杨绛活得是不轻松的，因此她感叹：“人生实苦”。 杨绛也有自己的道，这是她超脱苦海的法宝。譬如说，某君与杨绛同一个单位，他出身于贫下中农，成长于边远山区，生活习惯、文化素养自然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杨绛格格不入。“文革”初期，某君“奋起千钧棒”，以革命小将的姿态狠批杨绛。谁知风云变幻，祸起不测，忽然有一天，他一个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竟然被指控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与某君同时罹难的一些乖巧人，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纷纷按照领导要求的口径，胡乱招供，给自己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顺利过关。某君是个“死心眼”，不肯胡编乱造，欺骗组织、诬陷他人、贬抑自己。这样一来，他就陷自己于“从严惩处”的险境。某君别的不担心，唯独怕身在农村的老父、妻儿，一旦失去他这个生活来源，势必无法生存。杨绛听说了某君的心思，不计前嫌，私下悄悄找到他，让他写下家庭地址，并庄重承诺：一旦某君入狱，她将按月给他的家里寄去生活费。某君后来没有入狱，这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事对某君教育很深，令他终生难忘。某君从此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上一个大大的“人”字；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他是从杨绛的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又譬如说，湖南的出版家钟叔河，与钱锺书、杨绛时有书信往来。2004年10月下旬，钟叔河的夫人朱纯例行体检，发现患了乳腺癌，马上住进医院。杨绛不知怎么听说了，她给钟叔河去信，说：“我还留有许多无用的钱，能帮助朱纯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信交给朱纯，她读到这里，赶忙下床，给杨绛写了一封回函，感谢她的盛情，说明自己是“离休老干”，医药费全部报销，谢绝她的好意，叮嘱家人赶快寄出。出院回家，朱纯又用电脑打印了一封信给杨绛，简要报告了自己恢复的情况，请予放心。杨绛很快复信说： “亲爱的朱纯：我常记挂着你，很感谢你病中给我写信报平安，也很佩服你能使用电脑。我眼睛不好，土埋不止半截而已埋到脖子上，只好死心塌地做网盲了。文化革命中，有个贫农儿子（当时是最纯、最革命的小将，我身为牛鬼还未出牛棚）对我说，‘我嫂子要死了，长嫂为母，我是她抚养大的。’我问知其嫂患子宫癌，嘱他赶紧借了钱把嫂子送进县城动手术。县城医院的医道未必高明，这位嫂子至今健在。你和她相形之下，想必更无问题，顺便告诉你助兴，让你更能安心补养。女人是一家的主心骨，你心安，叔河先生就也心安了……” 读罢杨绛的来信，朱纯非常感动，非常感激。但是，为了不过多打扰杨绛，她没有再答复，只是让钟叔河给杨绛写信吋，代为问一句好。谁知杨绛而后给钟叔河来信，最后一页开头竟注明：“以下是给朱纯写的”，内容是： “我家比邻的喜鹊，自从去年小鹊冻死，常来柏树上悲啼，以后便只在邻树或对楼屋上守望，再也不登树了。有一天，乌鸦来踞窝上，想是闻到尸体的臭气，院内鹊鸦大战，群鸟乱飞。 “昨天出去投信，见院内迎春花怒放，碧桃已开花，紫白二色的玉兰树都在开花。特告爱花的朱纯：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但勿忽略服药。” 这是多么真挚的关心，又是多么醇厚的美文啊！朱纯有幸得到如此的关爱，读到如此的美文，又怎能忍得住不发一声？于是她动笔写了一篇随感，发表在2005年第七期的《文学界》，题目叫《杨绛的来信》。
* 杨绛自立于人群之外，她不需要活在他人的眼中，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存在，就是独立苍茫（尤其是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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