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水堂评： 宋元名窑吉州窑的考古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工艺史和传播史的一些重要环节尚存空白漏洞。本文虽没构建起严谨的观点及其论证逻辑链，但通过宋末战乱和吉安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回顾，对吉州窑发展和突然衰落的研究或有所启发。我们虽持保留意见，但支持作者的热心求索，以鼓励更多有益思考和大胆假设，拾遗补缺，集腋成裘。 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形象，早已印入许多人的心里，但是，文天祥与吉州窑的关系，可能却很少有人知道。 文天祥出生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距南宋灭亡还有43年，出生地是吉州府庐陵县，即现在的吉安市吉安县，也就是吉州窑的所在地。他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以及他后来的影响，就注定了文天祥与吉州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文天祥与吉州窑的关系说来并不复杂。 吉州窑的兴起不但与文天祥没有丝毫关系，与文天祥的父辈也毫无关系。文丞相的父亲文仪、文士表只是一个地方上的小有田地的地主，从未经商，倒是有诗文传世。 有人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陪都南京等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吉州窑残器，推断吉州窑或许是当时的贡瓷之一。于是，就有人臆想，文天祥不是官至宰相吗？说不定他就带了一些家乡的吉州窑精品进贡给皇上，皇上一高兴又赏赐给大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吉州窑就在都城流行开来，因此，文天祥无意之中就为吉州窑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稍稍考证一下历史，就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文天祥虽然20岁即中进士，钦点状元，但因为得罪了当朝右丞相贾似道，仕途并不顺畅。公元1274年忽必烈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次年，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勤王”，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时任丞相的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代表南宋小王朝与元军谈判，旋即被俘。 此时，距南宋王朝灭亡仅有三年时间，南宋的皇帝为赵隰，年仅4岁。在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社稷将倾的危急时刻，文天祥怎么可能来进贡、宣扬他家乡的吉州窑呢！ 不过，吉州窑的消亡与文天祥却有莫大的关系，这方面，历史记载很多。 蒋玄怡先生在实地考察了吉州窑遗址后，出了一本专著《吉州窑》，在书中写道：“吉州窑成为废址，其中可能还有一次极大的变乱。这个变乱或者是无法抗拒突然暴发的，从第12遗址曾发现了铁箝、铁叉等工具几百斤。说明这个突然发生的灾害，使得窑工连取出工具的时间也来不及。”（《吉州窑》，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那么，这个极大的变乱是什么？从南宋咸淳九年底（1273年）还在烧瓷的吉州窑，到景炎二年夏（1277年）抗元义军与元兵大战于泰和县的钟步岭、吉安的方石岭（均近邻于吉州窑地），仅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当地最大的历史变故只有文天祥勤王抗元。文天祥勤王抗元所招义军主要在吉州，大战元兵主要也是在吉州。义军均失利。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二十五日，这支义军悉被元兵遣散。二月五日，南宋临安皇朝降元。元兵随后进驻吉州。从元军屠城掠地的作风来分析，吉州永和镇、吉州窑场必然会遭到元军的报复和血腥屠杀，施以毁灭性的打击。这可能就是吉州窑突然熄火停烧的真正原因。  而历史典籍的记载却要温和、含蓄的多。这或许是惧于元朝的统治而不敢作真实的记录，也或许是出于对文丞相的敬重而故意回避血腥的灾难。 《庐陵县志》原引吉州太守吴炳游记写道：“（吉州窑）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 在《唐氏肆考》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此时，尽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初多永和陶工。” 曹昭《格古要论》载：“相传文天祥过此时，其窑停止烧造，今其窑尚有遗迹，永乐中或掘有遗物。” 在《续资治通鉴》中也曾多次提及吉州地区的战事：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壬午，隳吉、抚二州城，以隆兴滨江，姑存之。夏，四月，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赣兵皆会之，逐复会昌县。秋，七月，宋文天祥遣赵时赏等分道复吉、赣诸县，逐围赣州，稀山人赵番，抚州人何时，皆以兵应之。 至此，吉州窑封窑停烧，其原因就在文天祥起兵勤王，兵败后元军入吉州屠城所致，这似乎已成定论。  据明正统七年大学士陈循撰写的《周总管公祠堂记》载： 元吉州路总管周天骥，郡人感其有弥大患之德，相与作堂，祠其生于城北草场园……当元之兴，大将李恒（武愍）败宋勤王兵于空坑，得庐陵之故臣巨室，交关文丞相檄示公，欲按册诛其人，属邑凡数万家惶惶待死。公争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为其主，若按此诛之，民无遗类矣。” 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赖以免祸。 这段记载说明，文天祥起兵勤王兵败一事，虽然大伤吉州元气，吉州窑一度停烧势在必然。但因元吉州路总管周天骥陈情，“民赖以免祸”，大部分陶工因此得以生存下来，战乱之后重新开窑复烧的可能性还存在。 参考《青原山志》卷二记载：“（吉州窑）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四方鳞集，烟火数十家”至“宋末土尽窑变，故移之浮梁”。综合来看，瓷土用尽，再加上战事摧毁，窑工四散，才是吉州窑走向衰败的真正原因！  两宋时期，庐陵地区饱学大儒、官宦巨贾甚多，究竟是谁会对吉州窑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呢？查阅历史，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分析，如果说，完全没有强力的政治人物影响，吉州窑最精美的器物要在南宋大都杭州和陪都南京等地大量出现，似乎也不合情理。 从当时有影响的大人物的出生地、经历、生活的年代和个性爱好等来分析，我觉得：欧阳修不可能，因为他几乎就没在吉安生活过，甚至一辈子回吉安的次数都很少，过逝后也葬在他乡；胡铨不可能，他虽然出生在吉安的青原区，与永和镇相邻，少有文才，但为人耿直。他第一个提出“杀秦桧以谢天下”，因而被流放海南23年，晚年虽重新被起用，官至兵部侍郎。但以这种经历和性格来看，或许不会对吉州窑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和偏爱；文天祥不可能，前面已经对此做了分析，吉州窑的兴起应该与文天祥无关，倒是吉州窑的衰败与文天祥却有莫大的关联。 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庐陵出的大官影响过吉州窑？如有，又是谁呢？我斗胆推论，应该有，最大的可能就是出生于吉州永和镇，在南宋鼎盛时期官至宰相的——周必大！ 乱世出英雄！ 周必大却生活在相对平稳的年代，尽管一生成就非凡，却对后世影响不大。历史就是这样：世事治理好了，鞠躬尽瘁，却无人记得你的好；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有人振臂一呼，响者云集，往往把世事搅的更为混乱，却青史留名。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周家村）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宰相。一生从政、治军、为相、为文，都极有成就。七十岁告老返乡，安享晚年，七十有九高寿过世，可谓一生圆满，有福之人。 宋史本纪中有周必大的传记，记述详尽，保存了许多很好的史料，但并没有周必大与吉州窑的任何关联。所以，我只能凭一已之见来作分析，或许牵强，但或许也可作为参考，一已之言吧，文责自负而已。  周必大与吉州窑可能存在关联的几点分析： 周必大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其出生地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的周家村。周在26岁中进士之前，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老家——吉安永和镇。而北宋时期，吉州窑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地方窑口，因此，周必大不可能不知道吉州窑。 儿时的记忆是永久的，也是美好的，这个记忆会带入他的一生之中。周必大对家乡的感情还不仅仅停留在儿时的记忆。周在近50年的官宦沉浮中，也曾几起几落。官场失意时，周必大就回家乡寄情于山水之间，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唱诗赋和，期间，就写了不少赞美家乡的诗词。其诗词歌赋亦有多卷收入了《四库全书》。晚年告老返乡后，周也一直生活在吉安永和镇。 在茶文化席卷天下的两宋时期，吉州窑精美的茶盏已广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所珍藏。作为当时的一代文豪周必大，难道会对家乡的吉州窑茶盏无动于衷而不加关注么？  周必大四朝为官，为人正直，善思多谋，深得皇上信任和眷顾。周的官职也从中书舍人累迁至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知枢密院事、光禄大夫、右丞相、左丞相，并封许国公。 嘉泰四年（1204年）十月一日（10月25日）卒于正寝，年七十有九。朝廷闻之，赠必大公为太师，宁宗辍朝两日，赐银千两、绢千疋。后赐谥文忠。哀荣极盛。 在宋史本传中，多处记载了皇上对周必大的喜爱和肯定，由此，也可见周必大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不同一般。现摘录部分皇上的评价如下： 上喜其精洽，欲与之日夕论文。 上褒之曰：“未尝谕国书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上善其言，为革二弊。江、湖旱，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上嘉之。 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衔橛之变乎？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 必大在翰苑，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 上曰：“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三省本未可辍卿也。” 上曰：“卿真有先见之明。” 上亦泫然曰：“正赖卿等协赞新君。” 宁宗题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这些记载于正史的内容，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周必大在朝为官时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和褒奖。以此，也可以推断，周必大深得皇上器重，在当朝皇帝面前是能说得上话的人。 那么，周必大在朝为官时，将自己家乡出产的吉州窑精美陶瓷献给皇上或馈赠给同朝的大臣、官宦，是既有条件也合情合理的。  周必大不仅仅是南宋早、中期的一名朝庭重臣，同时。还是一位“九流七略，靡不究通”的大文学家。有史料记载：周必大诗词歌赋，“皆奥博词雄”。书法“浑厚刚劲，自成一体”。必大公著有《玉堂类稿》等八十一种，共一百三十四万余言。后人将其遗作辑为《益国周文忠公全集》，计二百卷，其中《玉堂大记》、《二老堂诗话》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周必大用时四年，主持刊刻了宋代著名的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计一千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在“一页宋书一页金”的今天，如果还能找到当时周必大主持刊刻的那批宋版书籍，那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古代文人向来认为，无瓷不雅。周必大即使仅仅作为一个文人，在宋代崇尚茶文化的氛围下，也必然会与茶、与茶具结下不解之缘。而这种文人与茶结缘的缘分，怎么可能别开以生产茶盏、茶具为主的吉州窑呢？何况，周必大主持整理、刊刻一代文豪，同是吉州籍的欧阳修的巨著，可见其对欧阳修敬重有加。而欧阳修就是宋代的大收藏家之一，有多篇吟咏茶文化的诗文传世至今。周必大又怎么可能不受欧阳修的影响而钟情于茶文化呢？我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在《四库全书》中一一翻读保存下来的周必大的诗文，但如果有心人去检索一番周必大所有传世的诗文，我想，或许也会有周与当时的文人唱和的有关茶文化的内容。 从以上周必大的生平、为官、为文三个方面来分析，我个人认为，周必大很有可能就是吉州窑走向皇室、走向都城的重要推手！ 我为吉安在宋代有周必大这样的人物感到庆幸！ 我为吉州窑在南宋时期的飞跃发展感到庆幸！ 精彩回顾
<文物考古> <玩藏天地> <市场评论> <工匠精神> <中国美术> <西方美术> <百家人物> <人文生活> <学术思潮> <学艺初阶> 投稿箱：tigerarts@163.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