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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11 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西西里岛巴勒莫人写的长篇小说《豹》出版发行了。此举立即轰动了意大利文坛，小说成为当年畅销书。1959 年 5 月，书已经印到了 18版，并获得Strega 文学奖。1961 年，小说被译成法、英、德等国文字。 这个人就是西西里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1896-1957），帕尔马公爵和第11世兰佩杜萨亲王。书出版前一年兰佩杜萨已经去世，他一生沉默寡言，孤独无伴，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用于阅读和沉思，常把自己称为“一个爱孤独的孩子”。 作为曾经的贵族， 兰佩杜萨从小便在欧洲求学，接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一战时正值青春的他应召入伍，被俘后越狱返回祖国。之后他游历英伦，并开始学习俄语，对俄国文学作品有了非常直观的了解。 但兰佩杜萨的文学创作却开始的很晚，在他花甲之年才进入高产期。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他，回忆起过去的人与事，宛如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一种饱含对过往美好的深情在他的笔下处处流淌。而他的代表小说《豹》，叙述的是西西里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中经历衰亡的历史，写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作者思想中的复杂性。 《豹》获得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被誉为意大利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杰作。后又被著名导演维斯康蒂改编成电影，影片又译名《浩气盖山河》，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震惊影史的杰作。图：1963年上映的电影《豹》海报 郝一匡 译 一 回忆起自己的幼年时代，记得的都是一连串可见的印象，这些印象非常清晰，但连贯不起来。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一个人要写下自己幼年时代的“编年史”，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诚实的人可能就会由此出发，常常最终留给人们一个时代错乱的虚假印象。因此，我将采取组合式的写法，把我的主题加以组合，以便尽量给出一个空间上的总体印象，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我会言及我幼年时代的背景以及涉及这个背景的人，还有我的内心感受，虽然我不会循着这些事由的来龙去脉叙述。 我可以承诺我不会说任何不实之事，但是不认为我将会说出我想说的一切；除非我改变了主意，我保留我有意忽略不说的权利。 我可以准确说出的一个时间最久远的记忆，是 1900 年 7 月30 日那天。那天关联着一件可以核实的历史事件。我刚刚过三岁半零几天。 我和我母亲在她的梳妆室，还有她的侍女——好像是来自都灵的特蕾莎。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在房间稍短的一侧窗户处向外伸出两个阳台，其中一个下方是狭长的花园，把我们家和圣齐塔的小礼拜堂分隔开来；另一个阳台下方是一个小小的内院。菜豆形的梳妆台从它上端的镜子看是粉色材料的，它的几条腿用一种制作女裙的白色丝料裹着，梳妆台面对着下方是花园的那个阳台。在阳台上，除了放着刷子之类的卫生用具，还有一面镜子，它的框架同样是由镜子做成的，上面装饰着水晶的星星和其他玻璃装饰品。看见这些东西我就喜欢。 我想，当时大约是上午 11 点钟吧。我能够看见夏天刺眼的阳光从打开的落地窗户射进屋里来。那扇窗子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我母亲正在侍女的帮助下梳头。我不记得我当时在做什么了，反正是坐在屋子中间的地上。我不记得我的保姆，那个锡耶纳人埃尔薇拉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我想她应该没在。 突然，我们听见从父亲住处附近的小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父亲的住处就在楼梯下面的夹层楼里。他没有敲门就进来了，用激动的口气说了几句话。我记得父亲说话时的样，可是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 我现在仍然能够“看见”，他们当时的举止所产生的效果。我母亲手里握着的长把衣服刷子失手了，特蕾莎说了声“先生好”，整个屋子处于惊愕之中。 我父亲是来告诉大家，头一天晚上，也就是 1900 年 7 月 29日下午，翁贝托国王在蒙扎被暗杀了。我再说一遍，我能“看见”从阳台上射进来的每一丝光线和阴影，能“听见”我父亲激动的说话声，刷子落在玻璃台面上发出的响声，善良的特蕾莎用家乡口音发出的惊叹声。我“感到”了压倒全家人的那种惊愕感。可是这只是残存的个人感觉，和国王被刺杀的消息没有关系。它的历史意义我是后来通过受教育才知道的，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个场景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另一件我至今能清晰记得的事，是 1908 年 12 月 28 日的墨西拿地震。在巴勒莫肯定有震感，可是我已经不记得这点了。我猜想这次地震一定没有打断我的睡眠。但是我能清晰地看见在过道大厅一进门的地方，祖父的那座英国挂钟的指针在地震后不走了，一直指着那个要命的时刻：5 点 20 分。我现在还能听见我的一个叔叔（我现在想是费尔迪南多叔叔，他生来就是制造钟表的）跟我说，大钟是昨夜地震时停下来的。我记得后来，也是那个晚上，大约七点半，在我爷爷奶奶吃饭的房间里（我过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饭桌上，就像是吃自己的饭一样），我的一个叔叔，多半还是那个费尔迪南多，拿着当天的晚报进来。报上说：“今天早上墨西拿发生的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无以计数的伤亡。”个晚上，大约七点半，在我爷爷奶奶吃饭的房间里（我过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饭桌上，就像是吃自己的饭一样），我的一个叔叔，多半还是那个费尔迪南多，拿着当天的晚报进来。报上说：“今天早上墨西拿发生的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无以计数的伤亡。” 对这件事的记忆远不如前一件事那么清晰、鲜活，虽然从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视角来说，它反而记得更加精确。 过了几天，从墨西拿来了我的一位表兄弟。他的父母在这次地震中都遇难了。他来和我皮克洛家的表兄弟们住在一起。我记得我曾在一个下着雨的萧瑟冬日去看望他。几天后，传来母亲的妹妹丽娜和她丈夫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我现在仍然能够看见我母亲悲痛的样子。我能够看见母亲坐在宽大的摇椅里掩面啜泣。摆在绿色客厅里的这把椅子上，盖着一件阿斯特拉罕云纹短斗篷，从来没有人在上面坐过。军用四轮大车在大街上收集衣物和毯子，为灾民赈灾。当一辆车经过兰佩杜萨街的时候，我从我家的阳台上递给一个站在车旁的士兵一块毛织的毯子。那辆车几乎和我家的阳台一样高。这个士兵是个炮兵，帽沿一侧有橘色的滚带。我现在还能看见他红润的面色，听见他说“谢谢你，好孩子”，是内陆口音。我也还记得在难民中流传的一则流言。难民们寄居在各种地方，甚至住在剧场的包厢里。他们的举止“极为低下”，我父亲是笑着说这件事的：“他们急着要人死去，好抢占空出来的地方。”一个我完全能够理解的比方。 还有另外一天，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日子了，但是我想肯定是在墨西拿地震之前，翁贝托国王死后不久的那段时间。我们全家在盛夏时节，到弗洛里奥家在法维尼亚纳岛（Favignana）上的别墅做客。我记得我的保姆埃尔薇拉进屋叫醒了我，比平时的时间早一些，大约是 7 点钟吧。她用浸满冷水的海绵匆匆给我擦了把脸，然后十分认真地给我穿衣服。我被拉到楼下，穿过一扇小侧门，来到花园里；然后又被拽着爬到上面，来到别墅主要进门处的游廊。游廊俯视大海，向外延伸，和一段六七个台阶的楼梯衔接。我记得那个七八月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的旭日，为游廊遮蔽阳光的橘色布帷高高波动着隆起，像是孕满海风的船帆。（我至今能听到那风声。）我的母亲，希格诺拉？弗洛里奥（“圣洁、美好的”弗兰卡）还有其他一些人坐在藤椅里。在这群人中间坐着一位老妇人，老得已经驼背了。她长着一个鹰钩鼻，全身穿的寡妇重孝服随风乱舞。我被带到她的面前，她对我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她弯下已经很弯的腰，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一位坐着的女士还要弯下腰来吻我，我当时一定很小很小。）这之后，我又被带回我的房间，脱去华丽的衣裳，换上简朴一些的衣着，被领到海滩，加入弗洛里奥家的孩子们当中。我和他们一起洗浴，在炽热的阳光下，我们玩了很长时间，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把一节埋在沙堆里的深红色的珊瑚找出来。 那天下午才知道，那位老太太原来曾经是法国的前王后欧仁。她的游艇就停泊在法维尼亚纳岛。她头一天晚上与弗洛里奥家的人共进晚餐（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一切了），并且在次日的清晨告别了众人。（王室的冷漠无情真的伤害了我母亲和希格诺拉？弗洛里奥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她要求见见这家的晚辈们。 在最近的几天里（1956 年 6 月中旬），我又重读了一遍司汤达的《亨利？勃吕拉传》。自从 1922 年以来，我很久没有读这部小说了。那时我一定是仍旧痴迷于它“彻底之美”和“主观兴趣”，因为我记得我是不喜欢这部小说的。 现在，我不能不同意人们评价这部著作是司汤达的杰作。它直抒胸臆、坦白真挚；试图一扫各种回忆录造成的迷雾而直达本质，尤为可贵。多么清澈的风格啊！反思何其厚重呀，更为可贵的是它通俗，人人能懂！ 我想尝试着也这样写作。诚然，这好像是一种义务，当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便应该尽量多地收集我们感官经历过的强烈感受。极少数人会在这样做的时候创造出惊世杰作（譬如，卢梭、司汤达和普鲁斯特）。可是所有的人都会发现其中有些东西可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保留了。这些东西稍不留意，就会永远消失。要写日记，到一定的年龄时要写下自己的回忆，这应该成为“国家强制性”的任务。这样积累下来的材料，在几代人后才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许多困扰人类的心理与历史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凡是回忆录——甚至是无名之辈写的回忆录——都会包含最为重要的社会与图像的细节。 笛福的小说之所以能唤起特殊的兴趣，就是因为它们近乎于日记，虽然不足信但很精彩。人们会问，真实的纯小说会是什么样的呢？譬如可以想象它是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一个巴黎人写的日记，或者拜伦在威尼斯时写的回忆录！ 可是我发现我无法遵循司汤达回忆录的“质量”。他把自己的童年时代理解成受到欺凌和虐待的时代。对我来说，童年是失去的天堂。每个人都善待我——我是家里的国王。甚至后来仇视我的人那时也对我“关怀备至”。 所以读者（可能就没有读者）一定期盼着引导他在失去的人间天堂里散步。即使他厌倦了，我也不在乎。 二. 兰佩杜萨家的老房子
首先，它是我们的家。我深深地爱它，现在仍然爱它，虽然最近十二年来它只不过是个记忆而已。就在它被毁弃的几个月前，我还睡在我出生的那间小屋里；我母亲就在离她的床四米远的地方生下了我。并且，在那套房子里，或许就是在那间屋里，我欣然地感受到过死的必然性。我所有的屋子（其实只有几间，又不是宾馆）都只有遮阳挡雨的屋檐，不是家，不是“家”这个词传统上的古老意义。 因为这，提起我那已死去的挚爱之家，使我更加感到痛苦难耐。它在 1929 年前还安然无恙，还那么完美无缺，那之后仍然很好，直到 1943 年 4 月 5 日那天，大西洋那边的炮弹朝它飞来并将它摧毁。 它残存在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印象是它很大，这一印象绝不是像人们往往夸大童年时的事那样，实际就是那样。当我见到已经被毁的旧屋的废墟时，发现它的占地面积竟有 1600 平方米。我们全家住一边厢房，我的祖父母住在另一边厢房。我的光棍叔叔们则住在二楼。大概有二十年，我可以任意出入的有三个院子，四个露台，一个花园，大楼梯，厅堂，回廊，马厩，几个仆人居住在夹层楼里的小屋和公事房——一个小男孩的真正的独立王国，一个空荡荡的王国，稀少的几个臣民唯命是从。 我敢说，在地球上没有哪一块天空比我家封闭的露台上方的天空更开阔、更蔚蓝；没有哪里的阳光比从我家“绿客厅”半开的百叶窗透进屋里的阳光更柔和；没有哪里的围墙比我家院墙外墙上面的潮湿印迹所形成的图案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我爱我家的一切：形状不规则的墙壁，数目不等的客厅，拉毛粉饰的天花板，从祖父祖母的厨房里散发出来的怪味，母亲卧室里的紫罗兰香水味，马厩里的草料味，搁马鞍的屋里特有新鲜皮革的好闻的气味，顶楼上没有完工的神秘小屋，停放马车的大车房，充满美好神秘事物以及新奇和新鲜感的整个世界。 我是我家的绝对主人，我要用昂贵的花费继续经营它：从院墙爬上大楼梯间，爬到屋顶上的凉廊。在那里，大海和佩莱格里诺山以及全城尽收眼底，最远可以看到新港和蒙雷阿莱。我知道怎样走迂回路线，如何拐弯避开住人的房间。我会感到孤独，我还挺专断，常常只有我的朋友小狗汤姆激动地跟着我乱跑，这时它老是从黑洞洞的嘴巴里吐着红红的舌头。 房子（我喜欢叫它房子，不喜欢叫府邸，因为府邸在意大利语里有贬义。如今得有 15 层楼高才称得上府邸）藏身于巴勒莫一条最隐蔽的街道里。在兰佩杜萨街的门牌是 17 号。那时奇数是不祥的，只用来给施舍来的好事闹着玩似的增添些邪气。（后来把马厩改建成货栈时，我们要求换个号码，到最后快建成时改成了 23 号。这样看 17 号毕竟挺吉祥的。）那些街道虽然隐蔽但并不窄小，而且路况很好。它们也没想象得那么肮脏，因为与我家门相对的是一排楼房，一直延伸到古老的皮埃特拉佩尔西亚府邸。府邸的底层没有商店或住户。它威严干净的正面呈现带有地方色彩的黄白颜色，上面分布着许多窗户，窗户上都装有密集的护栏，显露出一所老式的修道院或国家监狱才有的庄重和威严气势。后来炸弹炸掉这里许多沉重的护栏，把它们炸飞到对面我家的屋子里，砸在陈旧的拉毛粉饰上，呈现出怪异好玩的图形，可以想象成一些穆拉诺枝形吊灯。 但是如果兰佩杜萨街，至少我家房子这一段够气派的话，附近的街道就不行了。通到马西莫广场的巴拉阿奥利维拉街就又脏又臭，令人不得不掩鼻而过。在经过罗马街后才稍有好转，可是也总是留下大片肮脏的地带，恐怖得叫人不敢横穿。 房子的正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特点；它是白色的，在宽阔的边界处有硫磺色的圆窗户。这其实是纯粹的 17 世纪、18 世纪的西西里风格。它沿着兰佩杜萨街的院墙延伸了大约 60 米左右，在它的前部有九个大阳台。在临近房子的拐角处，有两个大门。它们很宽大，为的是早年间能让马车从窄小的街道拐进来。其实，我家还有为四匹马的马队专建的马房。我父亲熟练地赶着它们去拉法沃利塔赛马。 一进我们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里面，便是升起的楼梯。楼梯面对着一排灰色的比列米石柱廊。柱廊上方是悬着的顶层眺台。过了这道门，就是我家的主要院落。铺着石子路，几行大石板把院子分成几大块。在另外一头，有三个很大的拱形门，也是用比列米石柱做的。这里有和两侧厢房都相通的一条巷子。 主楼梯非常精美，全是灰色比列米石头做的。在黄色墙壁之间，两边各有 15 个台阶的两段阶梯。在第二段阶梯开始处是一块宽大的长椭圆形平地，还有两扇红木门。门各自对着两段阶梯中的一个，楼梯顶端是显得稍大的漂亮的小阳台。 就在通往楼梯的门过去一点儿的地方，不过是在院墙的外面，挂着一连接铃铛的红色纽结。这个铃铛应该是门房提醒仆人们主人回家了，或是来访的客人用的。门房发出多少声铃声，非常有讲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铃声应该不会让人烦恼，而是订有严格的协议的。我的女亲王的祖母按四下，她的客人按两下；我的女公爵的母亲按三下，她的客人按一下。可是误会时有发生，就造成这样的情况：我祖母、我母亲和朋友经常是乘同一辆马车进来，于是四声、三声和一声同时响起，响个没完，真的成了一曲交响乐。男主人，我祖父和父亲，离家和回家时反倒没有任何铃声。 第二段楼梯伸到头是那个宽阔而明亮的顶层眺台。眺台就是最高楼座，上面有一些柱子，柱子间的空当形成大窗户，为了舒适，在上面镶着菱形的不透明的玻璃。这里保存着一些稀稀拉拉的家具，一些大型的祖先们的肖像画，左边则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搁着几封来信。（当时我读过某个法国女人从巴黎寄给我叔叔的明信片，上面用法文写道：“告诉你的朋友，他是个粗人。” ）走到外面，是一个铺着白灰色大理石的门廊，它很开阔，有三个阳台，下面是兰佩杜萨街。令我父母遗憾的是，它的装饰完全是现代式样，譬如，1848 年一颗炮弹炸坏了它新漆的顶棚，破坏了不可修复的壁画。很长时间里，它立在那里就像是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我祖父结婚时（是 1866 年或 1867 年时的事了）修建的门廊也坏了，全是白灰泥抹的，配上一圈灰色的大理石壁板。就是在这个宽大门廊里，仆人们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随时等着听到下面的铃声一响，就跑到顶层眺台里。 一扇挂着绿色饰物的门通向前堂。六幅祖先的肖像挂在前堂的阳台和阳台的两个门的上方，那里还挂着灰丝帷幕和其他一些画。而且从这里，顺着卧室的透视线，可以逐个房间地一眼望到整个房子的正面。我就是从这里发现光的魔力的。像巴勒莫这样的一座城市里的阳光，或者聚集成束，或者由于天气的原因，甚至是因为街道过于狭窄而呈现出斑驳的杂色。这样的阳光常常被挂在阳台前的丝帷帷幕冲淡，或者经过椅子上的金黄色绸缎的反射更加强烈。有的时候，特别是夏季，这些屋子里面很暗，虽然隔着关闭的百叶窗，仍能感觉到外面的光明的力量；有时在一定的时间，会透进一道光线，清晰得有如西奈之光，其中充满将会腐蚀毛毯色泽的灰尘颗粒，各个起居室里都充满一样浓淡的红宝石颜色：使我一生都对明亮与颜色的真实魔力痴迷。有时我会在某个古老的宫殿或者教堂，再次发现明亮的这种品质，如果我不用“一笑置之的玩笑”将它撇开，它会揪住我的心不放。 过了前厅，是“护壁板”房。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它的墙围子都是嵌入的桃木板；下一间屋子叫“晚餐”屋，它的四壁则覆盖着深色绣花的橙色丝绸，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保留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在左侧，是那个很大的舞厅，地板和天花板都是搪瓷的，上面是一些娱人的金黄色螺旋曲线，描绘神话故事里充满原始活力的场景，其中尽是身穿长袍的奥林匹亚诸神。 再过去就是我母亲的房间了。非常可爱，天花板上星星点点布满彩色拉毛粉饰的花朵与花枝图案，设计文雅而又肉感，有如一支莫扎特的乐曲。  豹: 兰佩杜萨文集 作者: [意]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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