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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医院院长 记者/孙茜 近年来，社会办医一方面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但另一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壁垒。除了财政补助、医保资格等显性壁垒外，更多的隐性壁垒就像横在这些机构面前的玻璃墙，使其步履维艰，发展受阻。 “小规模”靠边站 在社会办医的资格上，其实在初始阶段，就已经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虽然国家政策一再强调放宽社会资本办医条件，但在医院审批的实际操作方面，不少地方不喜欢小打小闹，要上就上大项目。床位少、规模小，投资少的根本看不上眼。这就无形中给社会资本办医造成了一种阻碍，因为投资大意味着成本的攀升。 “投资人不是慈善家”，一位社会办医机构的院长直言不讳。要投资一所医院，从选址、建设、后续规划都要有一套详实的报告，而这一切都会以市场需求为准则，并不会因为当地政策的喜好而盲目投资。这就导致社会资本谨慎投资，不少地方没有盼来他们的“大项目”。 不少地方一心想要“大项目”，忽视“小项目”可能更符合当地的需求的现实，其原因不言自明。而“小项目”差一等往往成为其吃闭门羹的借口，即使这个“小项目”实力不俗。 因为一些历史和客观原因，一提社会资本办医，往往就和欺诈、庸医、价高联系在一起，这些不仅让很多“高大上”的社会资本办医机构捶胸顿足，更让“小”医院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诚然，“小项目”可能不合规的偏多，但这并不能成为边缘化他们的理由。而是应该加强监管，把不合规的排除在外，合规的无论规模大小都应予以批准，消除这无形的歧视。 求大项目而不得，对于小项目又不屑一顾或者避之不及。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当地社会办医的死局：没有“大项目”投资，没有“小项目”获批。要想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就要拆掉审批上的玻璃墙。 “小项目”要迈审批坎儿，“大项目”的日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过。作为社会资本办医的医疗机构，即使实力再强，有些医疗服务还是“不能碰”。 妇产医院一直是社会资本办医热衷的领域之一，有很多医院的实力已经与公立医院不相上下。但北京某大型民营妇产医院院长就坦言，政府在鼓励社会办医上“后劲不足”，在一些医疗服务上“不让碰”。他认为在促进社会资本办医方面，政府的力度应该再加强一些。“除了拓宽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外，更需要在后续政策上予以倾斜，多批一些医疗服务项目给非公立医疗机构。” “以羊水穿刺的资格为例，北京目前只有8家公立医院可以做。这样的项目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否可以开放给高端私立医院呢？试管婴儿资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位院长如是问道。 “严格管控质量以保障民众权益是应该的，但是过度严格的准入标准也会相对剥夺了民众就医的便利性。” 他认为，“在目前医改做为重点项目的大环境下，医务政策的制订也可以加入新的思维。” 也有业内专家直言，放开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的确会给监管上带来一些“复杂性问题”，但相关部门不应因为这种“麻烦”而选择“闭关”。对于社会资本办医来说，政府要搭好两个平台：一个是方便百姓就医的平台，一个是鼓励投资人进入的平台。如果“后劲不足”，那投资人就会三思而行了。 “对这些医疗机构的歧视，也是对百姓健康权的一种无形损害。他们要的不仅是优惠政策，更是一个公平发展的环境。这需要政府在医疗服务的投入和产出上，给予公平的制度安排，使其也能提供质量可靠、成本合理、服务便利的医疗服务。”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以目前最火热的“儿科荒”为例，市场有需求，但社会资本却要“绕道走”。一是“儿科”不讨好，医师本就少；二是稀缺的儿科医师还都愿意留在体制内。 作为北京市第三家三级儿童专科医院，也是唯一一家社会资本举办的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北京京都儿童医院院长童奔曾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儿科专科医院的发展太难，社会上优质的儿童专科医院少之又少。” 单就北京市的儿科医疗市场来看，北京市儿童医院是在50年代建立的，80年代初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建立，之间时隔30年。2015年，北京京都儿童医院的建立恰巧又是30年，30年才能出一家三级儿童专科医院，可见儿童专科医院发展之难，更别说建立一所有实力的医院。 记者曾走访过这家位于北京回龙观地区的儿童医院，从外观看它更像是一所童趣盎然的幼儿园，而其“内在”实力也不容小视。该院院长童奔在儿研所做了10多年所长，此外还聘有原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小儿呼吸道疾病危重症方面的专家宋国维，儿童血液系统及免疫系统疾病方面的专家孙媛，以及现任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副院长、呼吸哮喘中心主任的孙绪丁等数十名国内知名儿科专家坐诊。不过，该院不少专家大都是以外聘形式加入的，该院倡导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虽然是一种全新的用人理念，但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有实力，但依然摆脱不了“缺人才”的困局，这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密切相关。不公平的政策环境，让公立医院垄断了最优秀的人才，数量上、质量上占绝对优势。 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具有事业单位编制身份，在这一身份上捆绑着职称、科研、退休保障等附加因素。如果离开了公立医院，则意味着同时也失去了这些福利。虽然在很多省市的深化医改方案中，都可以看见“取消行政编制”的身影，但“编制”依然是医务人员在现行体制下，选择去留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只要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办医的地位不对等，资源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自由流动，竞争环境也就有失公平。所以，比不断提出鼓励社会办医政策更重要的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彻底“解放人才”，拆除医疗人才这道玻璃墙。 没有政府背书，以及受到某些民营医院的不良影响，社会资本办医的医院即使实力再强，也面临着患者不买账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却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 政府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举办医疗机构的同时，却没有成为他们发展的后盾。在民众无法区分优劣之时，政府在管理中又存在缺位现象。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一竿子打死”的现象。而面对这种现象，这些医院显得无能为力。 在广西某些地方，甚至有社会资本办医的医疗机构直接在门前摆出“本院与某系医院无关”的标语放在医院门前，试图“挽救”自己的名声。可见这些医院的生存现状是多么的无助，他们的“品牌”是多么不堪一击。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澄清自己，更别说品牌的进一步打造了。一个市场化成熟的环境中，品牌对一家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是至关重要的。而现在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想提升品牌，却又不敢提升品牌。如今每一次宣传都如履薄冰。”某大型社会资本办医机构的市场总监无奈地表示。前段时间受某系民营医院影响，该院暂停了一切市场活动，包括义诊的宣传。“社会资本办医本来就只能靠自身宣传，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只能跟着躺枪。即使正规有实力的民营医疗机构，百姓也不认了。” 而更让这些社会资本办医机构担忧的是品牌差就留不住患者，因为这对于花重金打造医务团队的他们来说，长期入不敷出是致命。 “医院为了提升实力，会采取各种方式高薪聘用一些顶级专家来坐诊，但因为就诊量的不足，使投入与收入严重失衡，长久下来，无疑让这些医院吃不消。”该市场总监坦言，该院聘用的一些顶级专家在原来的医院每天能看几十个号，而到了该院，来问诊的只有10几个号。就诊量不足，而该院的收费和其他公立医院又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样一来，医院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我国，患者认医院要大过认医生。因为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品牌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政府就是他们品牌的强大后盾。”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社会资本办医的医疗机构在品牌上肯定是吃亏的，而这个亏要吃多久，要看政府对他们的后续支持。仅仅靠放宽准入条件，实施优惠政策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措施已经无法吸引与助力民营医院的发展了，未来迫在眉睫的是帮助他们树立品牌形象，而这不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还需要一些政策为正规有实力的医院“正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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