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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篆刻家润格小议

 脩心 2016-09-06

 某专业网站推出的《当代篆刻名家润格授权发布》显示,当代大家的润格已经达到数万元一字,中坚人物每字也已数千逾万,即使青年才俊最低也没有下来每字千元的,看了以后让人热血喷张──篆刻艺术市场的春天真的来到了吗?

  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研究篆刻市场的课题,撰写了《明代篆刻艺术市场发微初探》、《从丁敬润格看清代篆刻市场》、《近代篆刻艺术市场考略》等,对明代以来篆刻市场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过粗线条的梳理、研究。2013年,又撰写了《当代篆刻艺术市场浅窥》,参加了全国首届中国书法产业高峰论坛,提出了当代篆刻市场“不温不火,喜忧参半”的观点。尤其是这几年,篆刻家润格提高幅度很大,引起我们的反思:当代篆刻市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篆刻家的润格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

  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们选择发展比较规范成熟,一度达到巅峰的近代篆刻市场和当时印人的润格以及生存状态作为参照,进行比较和初步探讨,从中寻求答案。

  一、近代篆刻市场概况

  近代篆刻艺术创造了印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同时,篆刻市场也发展迅猛,达到繁盛:

  1、“从业”印人众多,人员构成丰厚。近代篆刻家人数众多,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收录著名印家有125人;孙询《民国篆刻艺术》涉及约190余人;《中国篆刻全集》收录478人;而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约有近千人。篆刻家人员构成丰厚,几乎涵盖了官、商、学、工、农、医等社会各阶层;

  2、印章需求量增加,印人普遍定润。主要消费群体包括:书画家、收藏家、学者、名人政要、社会各等人员,相当广泛。近代时期,几乎所有印人都订有鬻印润格,许多印人刻印量常常达到数千上万方,多的甚至达十几万方;

  3、介入形式、经营方式丰富多样,市场逐步规范。篆刻家介入市场的形式多样、方式灵活。概括讲主要有五种:一是制订润例,家中收件。印人将印制的润例散发于扇笺庄、书画店、古玩店、书店或公共场合等处,告知家庭地址,联系方式,自家经营;二是店铺挂单,中介经销。委托店铺代为收件、收费、付件,支付一定的中介费用;三是报刊登润,宣传促销。利用宣传媒介广为传播,扩大影响、拓展市场;四是社团推介,群体上市。如“题襟馆”等都为其会员制订润格,代会员收件。许多外地来沪的印人也通过“题襟馆”介绍出售印章。团体推介能够维护印人的权益,并且提高印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五是展会、经纪人代理。利用展览会的形式销售作品,是展厅形式出现后的一种尝试。也有许多篆刻家有专门的经纪人,由他们出面,既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客户,掩饰些文人的颜面,又可以由专业人员运作,使自己的价位和市场达到最佳。据记载,当时,上海“题襟馆”几乎每晚都有掮客(经纪人)兜售书画古玩或代买主向书画家、印人预订书画篆刻;

  4、篆刻市场繁荣,形成几大重镇。全国各地的扇笺店、古玩书画店几乎都有印人挂单鬻印,篆刻市场逐步兴起,迅速扩张。按照市场分布,主要形成三大中心:一是沪宁地区;二是江浙地区;三是京津地区等,引领辐射全国。

  二、近代印人润格举要

  据朱琪《清末民国篆刻润例汇辑》,胡志平辑《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润例集束》等资料,摘录近代以来代表印人润例如下:

  1、吴昌硕 1890年,石章,每字六角;1919年,每字四两;1922年,每字四两;1921—1926年每字5-6元;

  2、王福厂 1918年,石章每字半两,牙竹木1两;1927年,石章每字2元,牙3元;1934年,石章每字2元,朱文3元,牙3元;1936年,石章每字2元,朱文3元,牙3元;

  3、吴隐 1920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金玉瓷铜8元;

  4、叶铭 1927年,石章每字1元,牙木根琥珀2元;

  5、唐醉石 1936年,石章每字2元,牙3元,殳篆4元,晶玉玛瑙等阳文6元、阴文5元,金银铜竹木4元;

  6、河井仙郎 1900年,石章每字每字5角,牙竹木犀1.2元,晶玉铜2.5元;

  7、陈巨来 1928-1929年,石章每字2元,牙5元,犀角6元,铜10元,元朱文加半;1940年,石章每字5元,牙犀8元,金玉12元,元朱文加半;1946年5月,石章每字2500元,牙3750元,元朱文倍之;1946年秋,石章每字5000元,牙7500元,元朱文倍之;1947年,石章每字2万元,牙3万元,元朱文倍之;1948年,石章每字20万元,牙30万元,元朱文倍之;

  8、方介堪1926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1927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竹木3元,犀角4元,铜5元,金银6元,晶玉10元;1929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1936年,石章每字2元,牙竹木犀角3元,琥珀绿松5元,瓷铜铁6元,银7元,赤金8元,白金水晶15元,玉20元;

  9、童大年1929-1930年,石章每字朱文2元,白文1.5元,牙朱文4元,白文3元;1936年,石章每字朱文2元,白文1.5元,牙朱文4元,白文3元;1936年,石章每字朱文3元,白文2元,牙朱文5元,白文4元;

  10、楼 村1922-1923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1924年,石章每字1元(朱文加2成),牙2元(朱文加3成),竹根黄杨3元,金银4元;

  11、吴 涵1923年,石章每字1两,牙2两;1923年,石章每字1两,牙2两;

  12、韩登安1933-1934年,石章每字1元;1946年,石章每字1000元,金银铜4000元;

  13、钱君匋1935年,石章每字1元;1936年,石章每字1元,牙4元,铜10元,金银晶玉15元,朱文加倍;1948年,石章每字5元,牙10元,晶20元,玛瑙40元;

  14、朱复戡1925年,石章每字1.5元,牙2.5元,金铜玉5元;1931年,石章每字8元,牙16元,金晶翠玉玛瑙30元;1942年,石章每字24元,牙48元,金晶翠玉玛瑙90元;

  15、吴 朴1941年,石章每字1元,牙竹木1.5元,铜2元,金银 3元,晶4元,翠玉6元;

  16、马公愚1926-1929年,石章每字2元,牙4元;1936年,石章每字3元,牙6元,晶玉14元;

  17、沙孟海1927年,石章每字2元,牙4元;

  18、顿立夫1941年,石章每字1元,牙1元,竹木角2元,银铜2元,金4元,晶4元,翠玉玛瑙6元;

  19、邹梦禅1932年,石章每字1元,牙3元,铜5元,金银7元,晶玉10元;1936年,石章每字1元,牙3元(朱文加倍),铜5元(朱文加倍),金银7元(朱文加倍),晶玉10元(朱文加倍);1948年11月,石章每字20元(金圆券);1948年12月,石章每字100元(金圆券);

  20、来楚生1935年,石章每字1元,牙2元,铜4元;

  ……

  三、近代印人润格构成及生存状态

  近代篆刻家的润格已经形成梯次结构,篆刻市场渐趋规范。根据作品的市场属性、认知度和需求量来确定价位,根据市场变化来调整价格,这些都显示出篆刻艺术市场已逐渐秩序化、规范化。如20年代初印人润例:吴昌硕毎字5元 、赵云壑毎字4元 、许昭毎字4元、朱复戡、吴涵、朱其石、方岩、寿石工、王贤、钱厓等仅为1元。30年代初期赵叔孺、邓散木为毎字5元,童大年、马公愚为毎字3元、王福厂、唐醉石为毎字2元、来楚生、钱君匋、赵林、邹梦禅等均为毎字1元。从价格分布看有了高、中、低之分,且高低之间有5倍左右的差距。当然,一般印人是不敢喊这么高的价位,许多小名头印人只有半元毎字,甚至几角钱毎字,或者更低,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从印人润格构成看,可以大致划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五大流派领军人物

  吴昌硕每字5-6元;赵时棡每字4-5元;黄牧甫1892年润资是每字约2角8分;赵古泥每字一两五钱;齐白石每字2元4角。

  第二层次:代表性印人

  王福厂每字2元,朱文3元;唐醉石每字2元;童大年每字朱文2元,白文1.5元;楼村每字1元(朱文加2成)。

  第三层次:知名年轻印人

  韩登安每字1元;沙孟海每字2元;钱君匋每字1元;朱复戡每字1.5元;来楚生每字1元;吴朴每字1元等。

  根据当时的社会生活指数,再看看篆刻家们的生存境况:

  我们假定,吴昌硕、赵叔孺等大家每月接件10方,按每印3字计,则月刻印的名义收入为150─160元。

  马公愚、王福厂、唐醉石等每月接件10方,则月刻印的名义收入为60─90元。

  来楚生、钱君匋、赵林、朱复戡等年轻印人每月接件10--20方,则月刻印的名义收入即达30─60元。

  以王福厂为例。吴昌硕在1918年代他订润为每字银半两。1920年王福厂自武昌抵京,自存《印稿》录印90方。其后十年中平均每年刻印约为220方。1927年润例改为每字2元至1936年未变。按新标准计算,每印也作3字,鬻印年均收入约1300元,平均月收入为110元。王福厂此期任印铸局技正,在京雇用专有人力车夫。职务薪金加上印艺收入已在中等生活水平之上。

  据记载,在1920年─1926年,一银元的购买力大约为18斤大米或7斤猪肉。按《中国劳动问题》所提出的标准,当时上海五口之家每月收入66元为一般市民家庭经济水平。据《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当时,上海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房租价格为: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只有10块钱,上海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余元。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元。那时北京租一四合院,月仅20元左右。

  如此看来,像吴昌硕等大家每月只需刻十几个印,便可做到丰裕富足。即便像钱君匋、朱复戡、赵林等年轻印人,辛苦一点每月刻个一、二十印就足以养家。像朱其石刻印10万方,韩登安、方介堪等4万余方,陈巨来3万方……即便润例不是很高,收入也应该十分可观,生活衣食无虞。所以说,近代时期(抗战前)是篆刻艺术市场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印人的流金岁月。

  四、当代篆刻艺术市场概况

  那么,当代篆刻艺术市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结合篆刻市场史,观照当代篆刻艺术市场发展现状,总的感觉是:“不温不火、喜忧参半”,并且未来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一)、当代篆刻市场“喜”从何来?

  1、篆刻拍卖频创佳绩

  近年来,当代篆刻拍卖趋热。在当代篆刻拍卖中,韩天衡无疑是顶尖人物。据报道,其为新民晚报书画善会所制“龙”生肖印,在2013年7月的拍卖中以40万人民币为买家拍去。朵云轩2012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当代海派名家篆刻专场”,成交率达93.9%,拍卖总成交366.79万元。其中,韩天衡的单方青田石闲章创出34.5万元的历史记录,童衍方篆刻闲章21.85万元成交,徐云叔篆刻闲章25.3万元成交,刘一闻篆刻闲章7.475万元成交,孙慰祖篆刻闲章17.25万元成交,徐庆华篆刻闲章《上善若水》以10万元成交,另一方《无为》印也拍出7万元。2007年长风拍卖公司举行当代篆刻专场拍卖会,中国当代篆刻界的46位篆刻家创作的共计242方篆刻作品全部拍出,总成交额达122万元。嘉德2004年12月拍卖会,张公者的巨印“爱心中国”以16万元的高价落槌,曾经轰动一时;

  2、篆刻家润例逐年提高

  近几年,篆刻家润格提高的频率、幅度很大,大多数每年均作调整,许多年轻印人以“身份”为依据,任意抬高润格,有些甚至是成倍增长。从当代印人润例和市场表现看,大致可分四个层次:一是顶端市场。大体价格为每字数万元;二是高端市场。每印数万元以上;三是较高市场。以中青年篆刻精锐为主,大多每印万元左右,部分人已经每字超过万元;四是普通市场。价格从数百元到千余元不等,参差不齐。

  (二)、当代篆刻市场“忧”在何处?

  从拍卖记录和印人润例等数据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篆刻市场全线飘红,一片大好。其实,结论并非如此。试想,目前全国具备一定水准的印人有四、五千人,具有相当名气的印人不会低于千人,那么,真正靠“鬻印”来维持生活的能有多少人?即便是篆刻大家,一年卖印的数量有多少?收入又有多少?

  从现实情况看,许多当代大家如韩天衡、王镛、石开等,其市场还是以书画为主,篆刻量很少。查询《中国书法超市》等网上画廊,石开作品售卖量很大,篆刻却也是寥若晨星,其公布的润例也基本没有篆刻项目。同时,国内许多中青年篆刻名家也逐步转向书画发展,其市场也多是书画,有的甚至放弃了篆刻创作。放眼当今,专门以篆刻主打市场的印人屈指可数。所以,蔡树农曾认为:“职业篆刻家的市场生存率几乎为零。⑴”绝非过辞。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萎靡”状况的原因大致如下:

  1、篆刻发展的历史所决定

  虽然印章与书画相比有着同样长的历史,但是作为艺术意义上的篆刻则出现于明代,标志是石印的采用,前后不过500多年时间。且篆刻一直是作为凭信的实用品和书画的附属存在,成为独立艺术品类只有一百多年时间,与书画相比是地地道道的“小兄弟”。且篆刻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最早始于明代中叶,与唐宋时期就已经发展成熟的书画市场相比,只能甘居下风。当代篆刻复兴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市场则只有区区几十年的时间,相当稚嫩;

  2、书、画、印价格比的延续

  明代时期,篆刻的价格即远低于书画。仇英当时画价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文征明“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当时,除了何震等顶级大家印价较高,即便如著名印人文嘉,他给项子京书画刻印,也只得到果饼和白银五钱。可见当时刻印与书画润笔相比,有相当差距。清代丁敬号称“白镪十金为镌一字。”白镪十金即白银十两,可说是要价甚昂,其他印人价格并不很高。与“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的郑板桥、金农等书画家相比,相距还是很远的。从近代看,篆刻家一字的价格约略与同等书家一平尺书法相同,而同等画家一平尺画一般在篆刻一字的3到5倍左右,包括兼擅书画的印人,订润也基本是按这个比例。今天的篆刻家,其润例也是如此;

  3、篆刻的基本特性决定

  笔者把篆刻的特性概括为:弱观赏性、使用性、专业性、可复制性、耐用性等几个方面,这些对篆刻市场带来极大限制。

  ⑴弱观赏性。篆刻的观赏不同于书画,至今仍处于专业层面,受众面很小。自古篆刻的欣赏不外两种,一是对印拓的观赏,包括印谱形式和屏幅展示形式;二是对印章材质、印饰、边款的赏玩。正是这种比较单一的观赏形式以及印屏装饰效果的缺乏,减弱了普通人对印屏的认知和欣赏。我们很少见到在公共场所和家庭中悬挂印屏,即便圈里人都很少悬挂,篆刻飞入寻常百姓家,谈何容易;

  ⑵使用性。现在,作为需求量最大的、一般意义上的凭信实用功能已经不复存在。只保留在艺术作品、收藏品领域使用,而这种使用又有极大的专属性、局限性,尤其是姓名印,只对印主有价值,无法像书画一样,即便题有上款也不影响买卖、收藏;

  ⑶专业性。因为篆刻文字的难以辨认,因为实用的不复存在,也因为从事人群的稀少,使得很少有人知道篆刻为何物,篆刻美在哪里,篆刻有什么用处。即便是文化人,甚至文学、艺术阶层的很多人也是“不知有印,无论篆刻”;

  ⑷耐用性。一方印章只要不损坏丢失可以使用很多年,据称,画家林风眠一生就只用过两方印章。崔子范先生多年一直使用苏白所刻姓名章,很少更换。许多书画家不重视用印的更新,几方印章常年使用;

  ⑸可复制性。印拓可以反复制作,印屏的形式又有一定的局限。具体到一方印章是一种创作,但制作的印拓又是一种重复,印拓无法做到绝版发行、仅此一件;

  4、受众范围决定

  作为市场的存在,关键在于需求,也就是说什么人能够用到篆刻,刻了印卖给谁?我们粗分了一下,客户群主要有:书画家、学者、收藏家、送礼人、书画爱好者和印章收藏家。

  ⑴书画家。书画家是印章的最大需求群体。近代以来,书画家用印数量很多,张大千一生用印3000多方。当时,多数书画家求印,是遵循市场规律付给润金的。如朱屺瞻付费请老师齐白石刻印,徐悲鸿付费请潘稚亮刻印等等。当代,韩天衡先生曾给陆俨少刻印300余方,而李可染、刘海粟、谢稚柳、程十发、黄胄等的常用印也多为韩先生所作。但是,实际上篆刻家从这一块拿到的润金却并不多。因为,这部分印章多为请托而作,最多不过是互相交换。石开先生自述为陆俨少刻印“换画”就是一例。30方印刻了一个月,换回了陆老山水一幅,后来陆老又补寄一幅梅花请石开再刻两方闲章。石开曾说,像当年韩天衡“一印换一画”的故事,听来像是神话一般,当为特例⑵。并且,多数书画家与篆刻家的交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据说,文革时期,有一著名画家向钱君匋先生索印,信中就带有命令的口吻。眼下许多书画家、甚至大家的用印存在许多低劣之作,一是不重视印章所致,另一方面或许受其素质修养的局限。不愿花钱请名家刻印,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⑵学者、收藏家。民国时,许多学者、收藏家都出资请名家刻印。吴湖帆夫妇有收藏印180余方、钱镜塘常用印有80余方。而庞元济、张伯驹、傅曾湘等都拥有大量收藏印。现在,收藏家对印章的重视大不如前,这其中一是因为收藏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保值增值成为主要因素,藏品的流动频率加快,过手者不愿在藏品上留下“印记”;二是新的收藏理念导致,藏家不再抱有占据心理,不会贸然在藏品上钤盖印记,让后人指责“破坏文物”。既如此,收藏家们还要那么多印章何用?而现代的学者文人们使用印章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书画雅兴、诗文酬唱等已经不时兴,赠、售书更无需钤印,传统的印章也就不被文人们“宠幸”了;

  ⑶送礼人。印章作为礼品自古有之,现在也是一个重要市场。据称,因为情谊往还、利益需要、公关需要等,对印章的需求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当然,这其中也免不了“雅贿”的带动。多数印人的订单基本来源于此,价位冲高也多依赖于此。中央“八项规定”等廉政举措,礼品市场萎缩,篆刻市场也受到相当大影响,礼品公款消费篆刻的份额肯定会越来越少;

  ⑷书画爱好者和印章收藏家。书画爱好者多集中在低层市场,千元以内、甚至几百元、百余元。多数印人市场皆有赖于此。近几年,印章作为收藏品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一种是对于篆刻的喜好,一种是对印石的偏爱。据称,近年来有数亿资金流入寿山石收藏,篆刻与印石交相辉映,是区别于书画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应该是有待培养、发掘的市场,是最有潜力的市场。

  受众的局限决定了篆刻市场的发展。张公者曾说:“篆刻集中了书法文字、绘画构成、雕刻技艺三个门类……具有这么高的技术与艺术含量,可价格呢,还不及书画作品的一角。识者寡,知音少啊⑶”!

  5、篆刻家的地位所决定

  篆刻艺术近代以来逐渐显现出独立的特性,出现了摆脱书画依附的趋向,特别是民国以来,由于印人身份的多元化,由于文人学者的介入,提高了篆刻的文化品级,提高了篆刻家的地位,但是客观的看,篆刻家与书法家、画家相比,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篆刻的自身特性所决定,一方面根于受众认识的误读和社会认可度的狭小。篆刻从学理观念、体制空间、专业定位等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滞后”。这其中也包括了社会和组织对篆刻家地位的“不公”待遇。对此,王镛先生颇多感触:“在花心思上,刻一方印章和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来比较,我觉得要把印章搞得比较满意是很费劲的。现在的篆刻价格跟它的艺术价值来比较,还是低不少的” ⑷。

  6、中介环节薄弱的因素

  当前,画廊、经纪人等中介普遍不看重篆刻、很少经营篆刻。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对看好的书画家投资,屯积相当数量的书画作品,同时也舍得为他们宣传“包装”,提升他们的身价、画价。但是,投资屯积篆刻的几乎没有,更不要说宣传“包装”了,画廊中很少摆放篆刻作品,甚至篆刻家们都很少在画廊“挂单”。

  综上观之,篆刻市场“不温不火”的局面恐怕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当代篆刻市场不容乐观。

  五、近、当代篆刻家润格同比

  那么,通过对近代篆刻艺术市场的回顾,以同比的方法来观照,今天篆刻家们的润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高了还是低了?当下印人的润格合乎实际吗?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20世纪初的社会收入情况:据1912年10月颁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法》规定:特任官(部长级)月薪1000元,简任官(副部长、司局级)分3级,月薪400-600元,荐任官(处级)分7级,月工资200-360元,委任官(科长及以下)分12级,月工资50-150元。1929年国民政府修改官俸,特任官降为800元,其他人员基本不变。从社会收入情况看,当时作为公务员的上海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一般在30元左右,公安局的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商店店员月薪在40-50元左右,而纺织工人的月薪能达到20-30元。据记载,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仅4年的沈雁冰月薪就有100余元。上世纪20年代初,北大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元,次高260元,最低的240元。

  我们选择代表篆刻大家的吴昌硕和代表年轻俊彦的来楚生的润格与当时社会收入情况进行折算:

  吴昌硕:

  润格为每字5─6元。刻一印,平均按3字计,大约16.8元左右,据以推论:

  刻60个印≈政府部长的月薪;刻36个印≈政府司局长的月薪;刻21个印≈政府处长的月薪;刻9个印≈政府科长的月薪;刻17个印≈北大一级教授月薪;刻2个印≈店员或者工人的月薪。

  来楚生:

  润格为每字1元,以每印3元计,据以推论:

  刻267个印≈政府部长(降为800)的月薪;刻200个印≈政府司局长的月薪;刻120个印≈政府处长的月薪;刻50个印≈政府科长的月薪;刻93个印≈北大一级教授月薪;刻10个印≈店员或者工人的月薪。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假若吴昌硕生活在今天,其润格与社会收入的折算情况又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政府公务员的收入,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市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清理整顿机关津贴、补贴、奖金,规范公务员收入的通知》规定,实行所谓3581的工程,即通过改革,使科级、处级、厅级和部级人员的月收入分别达到3000元、5000元、8000元和10000元。从事业单位看,目前,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在8000元上下,其它大学的教授月薪一般在4000─6000元上下。社会一般职员、工人月薪在1500─3000元左右。

  根据当年上海银元购买力情况换算,1920─1926年,1银元合今人民币34.8─33.1元之间(附表1)⑸。姑且以当时1元折合今天34元推算,则吴昌硕1印润格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71元左右。那么,吴昌硕放在今天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刻18个印≈政府部长的月薪;刻14个印≈政府司局长的月薪;刻9个印≈政府处长的月薪;刻5个印≈政府科长的月薪;刻14个印≈北大教授月薪;刻3-5个印≈职员或者工人的月薪。

  也就是说,如果在今天,吴昌硕只须拿出大约二分之一左右的工作量,就能轻松达到当年的同等收入水平。

  下面我们拿当代印人的润格进行比较,当今篆刻大家姑且以每字2万元计、篆刻名家以每字1万元计、年轻名家以每印3000元计,结论是:

  篆刻大家刻0.5个字≈部长月收入≈吴昌硕刻18个印;篆刻名家刻1个字≈部长月收入≈吴昌硕刻18个印;年轻名家刻4个印≈部长月收入≈吴昌硕刻18个印≈来楚生刻98个印。

  如此看来,今天一个年轻名家的名义同比价格就已经超过吴昌硕好几倍了,而来楚生的润格折算后仅相当于当今年轻篆刻名家的二十九分之一,结果令人惊诧!

  当然,这是仅就润格和官员的名义工资来比较的,与官员的实际收入、与印人的实际收入有一定差距。当然,也还没有考虑物价增长的因素。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经济环境、货币购买力以及社会消费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还不能简单划等。如现在北京的房价已经达到数万一平,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与上世纪20年代相比同比上涨了许多倍,更由于现在的房、学、医等支出提高比率很大,收入的含金量也确实降低了很多。但是,即便是这样,当代印人的润格和国内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13年2月20日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为3046.61元(被平均,实际没这么高)。也就是说,当下普通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不吃不喝最多能收藏到年轻篆刻名家的1个印章,与近代民国时期同等印人相比,同比价格提高了十倍左右。

  通过近、当代篆刻家润格的同比,基于当代篆刻市场的发展状况,结论昭然若揭:当代篆刻家的润格确实“虚高”了,已经脱离了市场、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民众。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代民国时期印人的篆刻是“有价有市”名副其实,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印人的篆刻“产量”得到印证。如朱其石、张樾臣治印10余万方,韩登安、方介堪等4万余方,陈巨来3万方,齐白石、王褆、童雪鸿、钱君匋等刻印逾万方等。近代篆刻市场之所以繁盛、近代印人生存状态之所以良好,是与篆刻的社会需求量和印人的高“产量”密切关联的。客观地看,今天篆刻的社会需求量与近代已经无法相比,加之篆刻家队伍增加,按照崔志强先生的说法大约有五千至一万人在搞篆刻⑹,印人市场化运作的个体“产量”必定大大减少。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篆刻家的润格逐年调整不断攀升;一方面市场萎缩,篆刻“需求量”低下,印人实际收入相当有限。

  当前,市场对于艺术的反哺作用、艺术对市场的依赖作用尤为明显。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篆刻家仅靠提高润格来拯救市场显然无法奏效,甚至会起到相反效果。润格的高企,会直接影响到篆刻的社会供求,从而导致篆刻市场的萎靡,进而甚至会危及到篆刻艺术的传承和延续。

  为此,建言当代篆刻家们:正视现实,不唯市场,制订出合理合适的“接地气”的润格,让社会和民众能够接受,消费得起,让篆刻艺术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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