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作嫁----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大败亏输 （下） 6、唐军败绩 为了打开僵持的局面，唐廷于674年向辽东增派了援军，委任名将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援军前往辽东战场。675年伊始，唐军率先打破平静，对新罗发动了大举进攻，唐罗战争再次开幕。笔者认为，此次援军的数目应该较众，唐军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先前的六万（两万驻军和四万援军，此外还有一些高句丽伪军）之数，所以才有能力打破僵局，发动攻势。 这次进攻在《三国史记》中记载得较为详细：“靺鞨入阿達城劫掠 城主素那逆戰死之 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 靺鞨又圍赤木城 滅之 縣令脱起率百姓拒之 力竭倶死 唐兵又圍石岘城 拔之 縣令仙伯悉毛等 力戰死之 又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 皆勝之 斬首六千四十七級 得戰馬二百匹。” 这段记载中没有明显的时间标注，几次做战的顺序也比较混乱，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据《三国史记-素那传》记载：“上元二年（675年）乙亥春，<阿达城>大守级湌<汉宣>，教民以某日齐出种麻，不得违令。<靺鞨>谍者认之，归告其酋长。至其日，百姓皆出城在田，<靺鞨>潜师猝入城，剽掠一城，老幼狼狈，不知所为。”结合上面的史料可知，在675年春，唐军首先偷袭了边境小城阿达城，并将城内百姓劫掠一空。
675年二月，唐军在七重城外击败新罗军，《三国史记》中记载：“二月，<刘仁轨>破我兵于<七重城>。”《新唐书-高宗本纪》、《旧唐书-高宗本纪》、《新唐书东夷传》和《资治通鉴》中也都记载刘仁轨仅仅是在七重城旁击败了新罗军，而没有攻取城池。《三国史记》中还记载：“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其中“不克”二字更是清楚说明七重城未被攻下。不过唐军也确实花了力气攻城，守军中有名号的大将小守儒冬战死。但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宣称“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新唐书-刘仁轨传》中也沿用了这种攻取七重城的论调，几处史料并不一致。由于新罗人对之前和之后的城池丢失均如实做了记载，向无避讳，应该没有必要独独于此末节之处作假；而某些唐史撰写者却向有战果的动机，所言不可尽信，所以七重城多半是没有被唐军攻取地。
据《资治通鉴》记载：“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由此可知唐军在攻七重城未遂后，又派出偏师，自海路袭扰了新罗南境。之后刘仁轨被调回国内，北线唐军由李谨行接掌，并继续发起了进攻。由《三国史记》中的记载可知，赤木城和石岘城也先后被唐军攻破（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不能确定是在买肖城之战前还是后，但由于九月前没有其它做战的记载，所以发生于九月之前的可能性较大）。 675年九月，罗、唐战争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先前被新罗主力逐出朝鲜半岛，返回国内的薛仁贵再次领军，自海路从半岛南部登陆，向泉城（汉江一带）发起进攻，其目的应该是要策应北部李谨行的陆军，结果薛帅再次大败亏输。《三国史记》中对此战做了详细的记载：“秋九月，（薛仁贵）来攻泉城，我将军（文训）等，逆战胜之，斩首一千四百级，取兵船四十。（仁贵）解围退走，得战马一千匹。”在击败薛仁贵部后，新罗随即乘胜直捣唐军的大本营，与重兵驻扎于买肖城旁的李谨行部唐军主力展开决战，结果新罗人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唐军伤亡惨重，全线崩溃。 此次薛仁贵和李谨行南北夹击，协同进攻，颇有一战功成之志，结果却一败涂地，战况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对面的敌人已经从先前的新罗偏师、新罗地方驻军、高句丽义军这些二流战力，变为了新罗的野战主力。这些精锐部队先前在百济战场上对薛仁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留下来稳固了百济战区，此次再次打残了薛仁贵所率的南线唐军，从而能够腾出手来，到北线与李谨行部的唐军主力做战。 当南线的薛仁贵和北线的李谨行部唐军主力相继惨败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唐军由进攻变为溃退，先前在北线取得几次小胜的偏师也不得不放弃三座城的战果，加入溃逃行列。唐军被迫在朝鲜半岛上全线收缩，不仅放弃了复夺百济故地，连原高句丽南部地区也拱手让予新罗。新罗人则乘胜大举追击。“又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 皆勝之 斬首六千四十七級 得戰馬二百匹”，这段话应该是新罗人在追击溃退的李谨行部唐军时，对战果做出的描述，新罗军连胜十八仗，斩杀唐军六千多人，伤俘数量未载。节节败退的唐军直至退到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北岸后才稳住阵脚，也或许这里就是唐军撤退前定好的底线，所以退至此处后便据江而守。而新罗人追击到此处后，也没有继续进攻，将唐军彻底逐出朝鲜半岛，两军遂在大同江一线形成僵持态势。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并非是唐军在退至大同江后稳住了阵脚，令新罗人无隙可乘，从而在朝鲜半岛北沿残留了一线之地。而是新罗人在夺取平壤，占领了大同江以南的全部领土后，主动停止了进攻，没有继续北进追击，否则溃败的唐军在当时是守不住大同江防线地。而新罗人的攻势之所以止步于大同江，正是因为这里恰是当年李世民征高句丽时，对新罗许诺的疆界分配线，所以在唐朝毁诺（灭百济和高句丽后不按事前约定分给新罗人战果）后，新罗人只是出兵取回自己应得的“酬劳”，却并不多抢多占。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新罗兵锋止步于大同江，以及在大捷后还主动遣使请和来看，这个国家还是相当知情识趣地，并非那种贪得无厌之辈。 笔者认为，新罗人此次之所以没有乘胜继续进攻，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来新罗是一个典型的半岛国家，意识上与高句丽先天不同，对半岛之外的辽东地区（大致为今辽宁省）没有太大的兴趣。二来新罗文武王深知唐朝国力和人口都远胜于自己，只是李治担心重蹈杨广覆辙，且要留军防御吐蕃，所以才没有倾国而来。中原帝王素来最重虚名，一旦激怒高宗，迫其不惜代价与自己玩命，必将是两败俱伤之局，所以虽然取胜，却也不敢太过嚣张。三是新罗刚从唐帝国手中夺取了大量土地，吸纳了大批被大唐灭国的百济人和高句丽遗民，由一个单民族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矛盾交叠的多民族国家，急需时间和安定的外部环境来消化胜利果实，吸纳笼络各支势力。也正是因为前两个原因，唐帝国在之后的日子里，才能对辽东地区保有名义上的控制。 7、买肖城之战 买肖城之战是唐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但至今却仍然扯皮不休，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三国史记》中对买肖城之战记载明确：“<公元675年九月>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仗，称是。遣使入<唐>贡方物。”但《新唐书》中却将此战记载为：“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双方均宣称自己是胜利者。
研究历史时，要摒弃自身的立场，用客观持正的态度去分析思考，这样才能得出最接近真相的结论。当各家史料发生冲突时，不要轻率地相信其中的某一个，尤其是不可一味轻信对己方有利的内容，而把不利于己方的史料武断地斥为是无史学价值的谎言。只有具体分析，看清哪方的记载有明显的逻辑矛盾，哪方的论述更为符合情理，反复比较，才能够拨云见日，激浊扬清。 纵观双方对唐罗战争的记载，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两家撰史者的客观性大有不同。在新罗人所著的《三国史记》中，仅在七年唐罗战争这一块，就记载了唐军的十几次胜利，并坦承有数座城池被唐军攻取，各家唐史中记载的每个胜利，在《三国史记》中也都能看到战败的记载（唐史扯谎的买肖城之战除外），对败仗毫无避讳，撰史的态度比较客观。反观诸家唐史，均存在对失败遮遮掩掩的现象，有些地方明显是有意语焉不详，还有好几个地方有明显的逻辑矛盾和不合情理。纵览《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等唐方史料，竟然连一次战败的记载都没有，在《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新罗人取胜的几次战役，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好像全是新罗人虚构出来的战事，在不多的相关记载中，惟见唐军频频大捷，新罗节节败退，被迫遣使请罪，唐朝宽宏大量，放其一条生路，尽显大国风范……可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七年不断的“大捷”之后，大唐却将百济故地全部丢失，安东都护府所辖也大幅失土。几部唐史在唐罗战争处扬功掩过的做法是如此明显，其可信度不能不令人生疑，客观程度显然远不及《三国史记》，必须仔细甄别判断，不可尽信。 就买肖城之战而言，既然新罗人坦承了之前的所有失败，又何必独独在买肖城之战中把大败说成大捷？因此笔者认为，《三国史记》中的记述在宏观上更为可信。当然，《三国史记》中的记载也不能尽信，比如其中记载在买肖城之战中，金元述击败了二十万唐军，这个数字就有所失实。虽然唐军最盛时在半岛也达到了十七八万军队（详见下面第十节），连上高句丽和百济的仆从军也确实达到了二十多万，但这些兵力有一半是在南线，而北线李谨行麾下只有起初驻屯于高句丽的两万人、他自己带到辽东的四万兵马，以及之后刘仁轨又带去的数万援军，也就是十万上下，而且还有一部分没有驻扎于买肖城下，就算再加上高句丽境内扶植起来的仆从军，也就是十万出头，绝对是达不到二十万地，所以此处要么是新罗人信息有误，要么就是其撰史者在有意夸大战果。不过，唐帝国最终被基本赶出半岛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唐在主体上败于新罗之手也是毋庸置疑地。 值得一提的是，据《资治通鉴》语焉不详的记载，在七重城之役后，“仁轨引兵还”，一些人因此认为刘仁轨将自己刚带去的援军又带回国了，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刘仁轨在664年给高宗的上书中曾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赢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这其实就是在为辽东士卒请命，刘仁轨明确指出了在辽东的唐军士卒战斗力低下，毫无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先被强行征发，后又超期服役。而当他“引军还”时，正是唐军全力进攻，战争十分吃紧的时候，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算。辽东战场上急需援军，唐廷这才让他带大军前往辽东增援，而唐朝西线在675年中也一片平静，并无战事，所以他本没有任何道理于此时带兵马回国，之所以最后发生“引兵还”的事情，应该就是带回去一批早超役期，满腹怨气，战斗力低下的士兵。 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在买肖城之战后，李谨行所部主力由进攻态势突然转为节节后退，连既有的领土都大块放弃，之前刚刚费力攻取的数座城池也全部拱手相让，这显然是遭遇大败后的表现。唐军之前气势汹汹地大举攻入新罗北部，还取得了数场小胜，如果此次真地再在买肖城之战中三战三捷，大破新罗主力，那肯定会乘势大举进攻，又怎么可能突然全面后撤，放弃大同江以南的大块土地，逃到江北去了呢？这些举动明显是主力溃灭后才会发生的行为。此战之后，唐廷在辽东的整体战略急遽转变，由咄咄逼人的进攻突兀地转为软弱忍让，在放弃了大量的领土和利益后，还答应了新罗人的请和。显而易见，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肯定遭遇了惨败，损失也绝不会小。 唐罗战争结束后，主帅李谨行被立即调往西线，由安东镇抚大使转任积石道经略大使（从职务上看算是平调）。唐军素来最重军功，先前刘仁轨不过是在七重城打了一场并非决定意义的胜仗，回去后就被加为公爵，升任尚书左仆射的显职；李谨行在辽东成功镇压了高句丽复兴军，已经立下大功一件，如果在买肖城下又对新罗取得决定性的大捷，迫使新罗低头请罪，结束大唐在辽东的尴尬局面，功劳比刘仁轨将不知大过几倍，还要重用他的唐廷又怎么可能不大肆封赏，而仅仅是对其进行平调呢？显而易见，平调是因为他在买肖城大败，功过相抵所致。李谨行惨败于买肖城，迫使大唐放弃了在辽东的大把利益，后果严重，其实是过大于功，如果不是唐廷还要他在西线与吐蕃作战，如果不是为了善待他这个靺鞨族将领，以收唐军中靺鞨部士兵之心，他因之被贬黜都是有可能地。 唐罗之间虽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在起初几年中，两国却一直没有撕破脸，藩属关系也并未解除，名义上新罗王金法敏仍是大唐的鸡林州大都督，两家都还留有余地。但到了675年，唐廷的态度却突然大变，不仅令大将刘仁轨统重兵自陆路增援前线的李谨行，还命薛仁贵引海军自南线策应，准备对新罗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攻势。而伴随着军事上的部署，唐朝在政治层面也与新罗彻底翻了脸，以其“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为由，削夺了金法敏的官爵，还将正在长安当人质，同样具有王位继承权的金法敏之弟金仁问随军遣往前线。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唐廷对于675年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寄予厚望，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败新罗，再扶植傀儡金仁问上台。而由大唐此次在政治上完全不留余地也可看出，唐廷对于此次出兵信心满满。事实上，唐军此次也确实史无前例地攻入了新罗北部，这说明刘仁轨所带的援军兵力较大，足以改变僵持的战局。可在买肖城之战后，大唐不仅在军事上由进攻突然变为大幅收缩，在政治方面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罗人在数年战争中始终在表面上保持对大唐的恭敬，频频遣使谢罪，可大唐却仍在675年大举进攻前与其翻了脸，可没过几个月，买肖城之战刚刚结束，大唐便又“诏复法敏官爵”，放弃了以金仁问代之的计划。从大唐前倨后恭的态度也能推断出，买肖城之战唐军惨败，被迫改变初衷，向新罗进行了妥协。 在《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中，对此战有着更详细的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唐>兵来，攻<买苏川城>，<元述>（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这里的买苏川城应该就是买肖城，而“有功赏”三字也清楚表明唐军并未攻取过买肖城，且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取胜。结合各则史料，笔者揣测，应该是李谨行率唐军主力屯驻在买肖城外，对买肖城发起进攻，而此时新罗主力刚在南线击破了薛仁贵部，之后便急援买肖城，并在城下大破唐军。
《资治通鉴》中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这句话常被一些人拿来当做唐军在买肖城取胜的证据。其实如果这三战是指唐军在买肖城下取胜三次，那就不会用“经略”这个词了，“经略”在当时是用来特指大本营对外线部队进行远程指挥地，所以这则记载只是记述了唐军大本营屯驻在买肖城下，并远程经略外线唐军取得了三次胜利（多半就是攻取了那三座城池），而并未提及买肖城下的战事，多半是有意避讳了那幕惨败。而《新唐书》中的“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与资治通鉴中一样，都是在玩文字游戏，有意把唐军主力“屯买肖城”和经略偏师三战皆胜连起来记述，从而误导人们认为“三战虏皆北”是发生在买肖城之下。 有人试图以此时吐蕃正在唐帝国西线大举进攻，唐朝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来解释为何大唐在买肖城大捷后，会反常地放弃继续进攻，反而转取守势，并在做出巨大让步后与新罗和解，这种巧言令色颇能惑众，但却属于赤裸裸地歪曲历史。在670年新败于吐蕃后，唐廷尚有余力和锐气派遣水陆大军大举进入辽东，那就算675年西线爆发大规模战事，如果买肖城之战当真大捷，再结合上之前的数次胜利，那必将取得极大的优势，唐廷也肯定会在西线暂时苦撑，令辽东的军队乘胜追击，力求一鼓而下，彻底解决辽东边患，从而结束自己两线作战的尴尬，又怎么可能因为西线不稳就裹足不前呢？ 更何况，从671年到675年，在青海和河陇一带，唐与吐蕃间根本没有爆发任何战事，是少有的平静时光，吐蕃反倒还于675年正月“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却遭到了高宗的断然拒绝。既然唐帝国正月时还不拿吐蕃当盘菜，丝毫不惧两线作战，拒绝了吐蕃人的请和要求，二月就大举进攻新罗，那又怎么可能在九月频频胜捷后，反倒突然顾忌起吐蕃，并因之在辽东大幅让步呢？而且西线的吐蕃入寇并未导致两国间开展大规模的决战，也不至于逼迫大唐非得在关键时刻抽调辽东的这几万人前往。 大唐和吐蕃的决战发生在678年，而且是由唐帝国主动发起进攻，大唐在之前这两年中进行了充裕的准备工作，从各地招募兵勇和民壮，向西调动兵力，囤积粮草。既然吐蕃人把决战的主动权让给了唐朝，坐待唐人来自己的主场作战，大唐能够选择与之决战的时间，那在买肖城之战后，在辽东再多打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于西线晚一点出兵又有何不可呢？唐廷又何必白白浪费这个彻底击败新罗的大好机会呢？ 有些人认为，唐廷虽然确实在买肖城取得大捷，但顾虑到无法彻底消灭新罗，从而迅速自辽东抽身，所以才会在大捷之余与新罗谈和，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情理地。唐朝素来善于虚与委蛇，如果真觉得吐蕃对辽东战局有重大的掣肘，那肯定会暂时答应其修好的请求，待平定辽东后再毁盟开战。而就算唐朝真地不想再和新罗打下去，希望乘胜和谈，那以其先前在新罗人请和后仍然坚持进兵的骄横表现来看，此次刚刚大败新罗主力，也只可能挟胜谋求利益，断然没有反而做出巨大让步的道理。 显而易见，吐蕃固然确实对大唐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但至少在675年九月时，大唐在西线受到的压力并不强烈，也不急迫，因此将在买肖城之战后，唐罗战争戛然而止的原因解释为大唐西线受到吐蕃威胁是不客观地。从种种细节和逻辑分析，再结合上唐史中在此处刻意的语焉不详，我们已经能够确定，在买肖城之战中唐朝确实遭遇了惨败，只不过中原史官深以大唐帝国败于小小新罗，被逐出朝鲜半岛为耻，所以在史书上大玩文字游戏，试图藉此颠倒黑白，扭曲真相。 675年是唐、罗战争的高潮时段，也是决定胜负的一年。在僧人了然所著的《三国遗事》中，对该年的战事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上元元年（674年）甲戌二月。刘仁轨为鸡林道总管。以伐新罗……发兵之明年。高宗使召仁问等让之曰。尔请我兵以灭丽。害之何耶。乃下圆扉。炼兵五十万。以薜邦（薛仁贵）为帅。欲伐新罗……时唐罗兵未交接。风涛怒起。唐舡皆没于水……高宗召文俊曰。汝国有何密法。再发大兵无生还者。” 按僧人了然的记述，唐军覆没是因为新罗军用了妖术之类的手段，这显然是无稽地。而所谓的“炼兵五十万”，数字也明显失实，按前后文记载来看，似是僧侣为了夸大释教的神通法术而做的虚词，不足取信。但外藩的这类记述通常最多只是有水分，搞夸大，却很少有歪曲事实到颠倒黑白程度地，因此从“再发大兵无生还者”可以推知，就算唐军没有全军覆没，也多半确实大败而回，死伤无算，因此这则记载尚能做为675年新罗击败了唐军的一则辅证。 唐罗战争的情势其实并不算太复杂，内情原本应该一目了然。然而估计是中原史官认为泱泱大唐败于小小的新罗之手脸上无光，所以非但刻意记述得含混简略，而且偏颇失真，非但连无可辩驳的百济易手都不肯正面承认，还厚着脸皮将大败的买肖城之战吹嘘为三战三捷，因此唐史在这段历史中殊不可信。相较而言，《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有胜有负，显然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近现代，有大量的教授学者对买肖城之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笔者看了其中几篇，都是知名的“专家”所作，文章引证翔实，在大部分非关键的地方态度也尚算客观，可一到决定买肖城之战的胜败这个关键点上后，就开始语焉不详，失去公允，论证变成一边倒的主观臆断，有明显的立场倾向和对大唐的偏袒，七成的结论都没有依据，或者推论得十分牵强，有理有据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次要环节。而对大量可以证明买肖城战败的证据和事理装着看不见，却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和无足轻重、缺乏联系的细节大做文章，试图把水搅浑…… 对这种御用文人写出来的拙劣东西，笔者看几篇就失去兴趣了。其实笔者也知道，不是这些人的学术水平不高，更不是他们的逻辑能力和史料分析的素质就真地如此低浅，只不过在立场、名声、利益、阿Q精神的因素的影响下，不愿也不敢去客观分析罢了。而硬要把一场惨败歪曲粉饰成大捷，难度可想而知，能造假造成这样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8、遣使谢罪 在买肖城取得大捷后，新罗人非但没有恃胜而骄，洋洋不可一世，反倒于此时主动遣使入贡，甘做大唐的藩属。此举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通过这种军事胜利伴随高明外交的手段，新罗在攫取了唐帝国巨大的利益之后，还与大唐达成了和议，终于成功崛起于朝鲜半岛。 新罗遣使称臣的事件，在唐史与新罗史中的记述是一致地，均认为是发生于买肖城之战以后。《新唐书》中记载：“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仁问乃还，辞王，诏复法敏官爵”。《三国史记》中则记载：“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仗称是。遣使入唐贡方物”。而在这条之上还有一条顺序错乱的记载：“王乃遣使 入貢且謝罪 帝赦之 復王官爵 金仁問中路而還 改封臨海郡公”，其实说的也是此事。 新罗之所以在将唐军主力打得节节败退之时仍能放低姿态，保持表面上的恭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分狡猾且作风务实的国家，一贯喜欢采用表面谦恭，同时暗中夺取实际利益的伎俩，而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正是其素来的行事风格，在于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新罗也于672年九月态度谦恭地遣使赔罪示好，但同时却大肆蚕食百济故地。此次新罗一面在决定性胜利后遣使请罪，一面大举追击败退的唐军，乘胜抢占高句丽故地，其行为完全就是之前蚕食百济时的翻版。其实这种所谓的称藩纳贡，不过是个口头上的事儿，每次中原王朝对藩属的赏赐远比其朝贡的土特产价值要大得多，中原王朝看重的主要就是个“天朝上国”脸面，所以很多国家都是抢着来，一年跑好几次，明朝时甚至因此而不堪重负，对各个国家的朝觐频率加以限制。 新罗人虽然重创了唐军，取得大捷，但其整体的国力和人口仍然远不如唐，只是唐军远征，失去地利人和，又因财政负担和吐蕃掣肘而不能出动四五十万大军倾国而来，所以尽管唐军在半岛上不是新罗人的对手，但唐帝国整体看来还是比新罗强大。新罗人深知中原王朝死要面子，如果让大唐帝国在周边各藩属面前下不了台，很可能唐高宗就会像当年下不了台的杨广一样，不惜代价，拼着两败俱伤和亡国和自己玩命，那可就闹成了双输的局面，这并不符合新罗的利益。此时的新罗既得百济全境，又得到了一大块高句丽故地，已经得到了切实的好处，之前受大唐的气也出了，自然对现状十分满意，不希望再起变化，于是见好就收，给足大唐面子，让吃了大亏的唐帝国心里舒服些，尽快承认现实，达成停战。 唐廷虽然对这种亏了血本的结果极不满意，但在新败之余，底气不足，唯有暗气暗憋，趁着此次新罗知情识趣，让自己能体面下台的机会顺坡下驴，于是便对文武王进行了册封，两国达成和解，唐朝放弃了先前占据的大同江以南的所有领土，并召李谨行引败兵回国。据《资治通鉴》记载：（676年）二月，“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这两个行动也是唐帝国被迫与新罗达成和平，放弃继续在朝鲜半岛与其相争的一个标志。新罗遣使求和是在675年九月，由于新罗与长安间距离遥远，往返需要数月时间，而在新罗前线的唐军得到唐廷的命令，撤军回国是在676年二月，这两个时间恰好能够契合。 新罗此次在买肖城大捷之后，并没有耀武扬威，而是在获取了足够的实际利益后，立即遣使请和，最终达成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局面，这原本是一幕非常高明的外交手腕，谁知却被撰写唐史的无耻史官们利用来歪曲事实。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先提出主帅李谨行在买肖城驻扎时“经略”的三次外线胜利，再紧随其后记载新罗请罪，刻意误导后世读者，给其造成两个错觉：一是三次胜利发生在买肖城，二是新罗因买肖城三败而请罪。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运用得十分巧妙，司马光这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的功力着实令笔者叹服不已。 司马君实庇护李唐的态度非常鲜明，完全没有撰史者应有的客观持正之心。下面再举一个司马光删节史料，试图遮掩真相的例子。据《旧唐书》记载：“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而等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就将其删削成了“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轮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旧唐书》中的“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这句记载被司马光私自删节了，很明显是在为唐的屈辱有意讳饰，而他这种偏颇的治史态度在细读《资治通鉴》中关于唐的内容时常常能够看到。 9、毁诺进攻 虽然唐帝国此次与新罗达成了和议，又是册封又是遣使，但这些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唐廷其实并不甘心就此承认失败，舍弃在朝鲜半岛上本已获得的巨大利益，所以在缓过一口气后，便于676年撕毁和议，再次自南、北两线又对新罗发起攻击。唐廷的用心其实很清楚，一是施展缓兵之计，借和谈稳住新罗，让其不对大同江以北发动进攻，从而在新败之余为自己争取时间，度过起初的危机时刻。二来可以从容调度兵力，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战场和更为有利的时间里发起进攻，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三是先表面达成和解，这样一旦进攻失败，还可以托词为前方将领擅自行动，重拾先前的和议。这样既可以避免出现在军事失利后，遭到新罗报复性打击却无力应付的尴尬，又能在周边诸藩属面前遮掩自己无力击败小小新罗的尴尬，可谓一举两得。而从唐廷已经开始考虑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便能看出，唐廷对取得胜利，已经不再如几年前那样信心满满了。 在唐史中，对这两次毁诺后还失败的进攻并没有记载，如今仅能在新罗的史料中看到。据《三国史记》记载：“（676年）秋七月……<唐>兵来攻<道临城>，拔之，县令<居尸知>死之”，这说明唐军攻取了新罗的道临城，而这则史料之后再无相关的记载，说明唐军此次在北线的攻势也仅限于攻占了这一座县城，在之后新罗军有准备后便无力继续扩大战果。676年十一月，还不死心的唐廷又令薛仁贵统水军自锦江逆流而上，试图复夺百济。然而当唐军进至锦江下流的伎伐浦时，遭遇了新罗军的阻击，唐军先小胜，随即大败，被斩杀四千劲卒，狼狈退回。在陆军战败之后，唐朝引以为傲的海军也相继败北，唐帝国南下新罗、复夺百济的企图先后落空，自此便绝了反攻辽东之念。（《三国史记》：“（676年）冬十一月，沙湌（施得）领船兵，与（薛仁贵军）战于（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余级。”）
薛仁贵指挥的伎伐浦战役是唐、罗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此败之后，唐帝国趁朝鲜半岛上三国内战而武装干涉，试图从中渔利，并伺机彻底统治整个半岛的野心彻底破灭。在整个与新罗的作战中，薛仁贵在数年间败绩连连，几无一胜，最终更导致百济彻底丢失。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战后，“仁贵流象州”（《旧唐书》中记为“坐事徙象州”），虽然均对其被贬原因语焉不详，但从《新唐书》中“高丽余众叛，起为鸡林道总管。复坐事贬象州”中的连贯性叙述可以看出，多半与他在辽东丧师辱国不无关系，只是史官为了讳饰大唐败于小小新罗这件不光彩的事，才加以遮掩罢了。 在半岛上连续的失败向全天下昭示了唐军此时战斗力的低下，连弹丸小国新罗都极度瞧不起唐军，大唐兵将的羸弱令中原王朝自此在东北亚地区便为人所鄙，这种印象一直延续到今日。在天安舰爆沉事件发生后，陆军参谋总长出身的李镇三议员曾说过一句话：“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我军会回到过去中国唐朝时期的作战水平。”显而易见，由于在唐罗战争中唐军的表现奇差，如今在半岛人心中，唐军已经成为弱小无能军队的代称了。当年隋军三征高句丽，耗费极大，仍然未能灭其国，第一次征辽还大败而回，但高句丽人根本不敢出城野战，也自知战斗力远不如隋军，因此虽然大隋最终因征辽的庞大耗费拖垮了国内经济，最终亡国，但东北亚的各族对隋军却仍然抱持一种畏惧敬佩的态度。然而大唐以二十万之众，两倍多的兵力与新罗作战，新罗人却完全不畏惧，频频与其进行野战，最终还在野战中正面击溃了唐军主力，这也足以证明唐军的战斗力是远远不及隋军地。 10、大唐宏观战略的变化 唐帝国与新罗联手，成功灭掉了半岛上的另外两个国家。但在战后的利益分配时，唐帝国仗恃国力强大，独占了好处，将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尽收囊中。唐廷认为，新罗决计不敢与自己抗衡，只能忍气吞声，而自己在辽东地区又驻有重兵，所以决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于是便开始向西线集中力量，在青海地区与吐蕃进行战略层面的争夺，具体的军事目标就是从吐蕃手中抢回对吐谷浑的控制权。 然而令唐朝统治者万没料到的是，大唐竟于670年在青海上演了一幕全军覆没的空前惨败，而且祸不单行，新罗不甘于被大唐欺压，竟决意出手与唐朝争抢胜利果实，在670年向百济故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而高句丽故地上的百姓也因不满大唐的残暴统治，于这一年大规模起义复国，并击败了当地屯驻的唐军，唐朝整个东线的局势立时一片糜烂。 薛仁贵在大非川惨败，在被俘后，曾代表大唐与吐蕃统帅钦陵“约和”，舍弃了吐谷浑。由于大唐在西线刚刚丧师十余万，一时无力与吐蕃相争，所以薛仁贵此举深合唐廷之心。尽管吐蕃乘胜大肆扩张，大唐在西线的利益大幅受损，但唐廷仍然接受了既成事实，两国暂时达成了在青海、河陇地区休战的默契。唐廷试图趁着西线罢兵的契机，先集中精力镇压掉高句丽遗民的起义，再打服新罗，等稳定了东线局面后，再掉回头来与吐蕃争锋。 然而高句丽遗民的顽强却远远超出唐朝统治者之前的想象，其坚决抗击唐朝侵略军的英勇和坚决也与我们当年抗击日寇时毫无二致，而新罗人也比唐廷高层预想中更要强悍难缠得多，在苦战七年，付出了巨量的人力和财力之后，唐军非但没能控制住半岛局势，反倒大败而回，百济彻底丢失，高句丽故地也被新罗抢去了一大块，更关键的是，军队伤亡惨重，士卒斗志低落，已然不堪一战。 唐廷发觉东线的这块石头也很硬，自知难以击败新罗，便在万般无奈之下，趁着新罗在战胜后主动请和称藩，给自己提供了台阶之机，以放弃百济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为代价，换取了自己与新罗的和解，从而摆脱了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唐罗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唐帝国在东北地区的国策，自此大唐便对朝鲜半岛失去了征服的野心。而辽东半岛上高句丽遗民此起彼伏的起义，也令大唐深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坚韧顽强，难以统治，遂对辽东半岛也失去了彻底控制的信心，自此萌生退意，统治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先前的设县驻军，征收赋税，试图真正纳入版图，变成了松散的羁縻统治。而由于大唐不再对这里投入太大关注和太多资源，于是渐渐连松散的羁縻统治也变得名存实亡。 在675年九月前，唐军一直对新罗呈进攻态势，之后唐军兵败，新罗请和，唐朝允和，册封文武王，诏李谨行撤军，到了676年二月，又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回迁。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在买肖城之战以后，676年二月安东都护府回迁之前，唐廷对辽东地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尽管唐廷在676年中又对新罗发动了两次进攻，678年时高宗还曾不理智地想要大举进攻新罗，但实际在676年二月前，大唐就已经开始将北线的兵力和物资向国内收缩了。 675年初，大唐拂开了吐蕃人递来的橄榄枝，这清楚表明大唐对西线的领土现状并不甘心。吐蕃既知和平不可期，两国迟早再有一场大战，便先下手为强，在676和677两年间对大唐的河湟地区进行了中等规模的侵攻。676年润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不过这三次寇边都发生在唐廷转变对辽东的国策之后，所以显然唐廷并不是因此才放弃继续进攻新罗地。事实上，唐朝此次在辽东及时认栽，可谓歪打正着，恰好赶上之后没几天吐蕃人便大举进攻，而此时唐朝已在辽东收手，得以将兵力和战争资源尽数抽调到西线，开始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反攻，以期洗雪670年惨败之耻，并夺回丢失的利益。 经过近两年的认真筹备，到了677年十二月，大唐的军事准备完成，遂“诏大发兵讨吐蕃”。678年七月，唐军抵达青海地区，与吐蕃人在青海湖旁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死伤无算，副帅刘审礼被俘，主帅“敬玄仅脱”，十八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大唐在东线新败之余，又在西线相继惨败，这两次失败令其它羁縻州和属国看穿了大唐这个纸老虎的外强中干，一年之后，在唐帝国的北线，单于大都护府起义，唐朝再顾不上东、西两线的巨大损失，赶忙集中力量前往镇压，结果先后赶赴北线作战的数十万唐军死伤惨重，唐朝四分之一的领土就此丢失。从宏观上看，在大唐趁周边诸国内乱而超出自身实力强行扩张了几十年后，当年急功近利的恶果渐渐显现出来，军事实力并不足以弹压各羁縻区和藩属国的大唐帝国遭遇了来自各个方向的反攻，开始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在买肖城之战后，唐廷对辽东的态度发生了剧变，其主因自然是对新罗的军事失败，以及认识到了在这块土地上施行统治的艰难，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西线吐蕃人的潜在威胁。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之前，吐蕃对大唐本土尚未开始构成大的威胁，所以唐朝得以三次出动数十万大军倾国进攻辽东，最终击败了高句丽。然而当670年唐蕃两国撕破脸，开始大打出手后，彼此间已经势同水火，大唐此时再将举国兵力都投到辽东战场，无疑是非常不明智地，而唐帝国的财政状况也不允许大部分财力和资源被用于辽东（必须留出一部分战争潜力应对吐蕃），所以尽管大唐在整个唐罗战争中的战事都不顺利，却无法如先前般出动四五十五人前往辽东，以多欺少。 在整个唐罗战争中，唐军最多时也不过只出动了十几万人。在百济故地，先是有刘仁愿麾下的一万七千驻军；661年三月，刘仁轨又带去了一批援军；不过两军会合后，仍然无法在百济义军的攻击下支撑，于是在661年七月，唐廷又向百济派出了第二拨援军（“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后来新罗与唐反目，出兵攻打百济，唐廷又向百济派出了由薛仁贵统领的第三拨援军。 在高句丽故地，大唐先是屯有两万常驻军，后来起义爆发后，李谨行和高侃又带去四万援军，这个数字在《三国史记》中有两处先后提到，数目也一致，可信度是比较高地。（“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后来由于李谨行在进攻新罗本土时战败，刘仁轨又引重兵前去增援，唐军兵力大增，得以攻入新罗北部，并在七重城下取得了一次胜利，此时也是唐军在半岛上兵力最盛之时，大概达到了十七八万的样子，再加上百济和高句丽两地扶植起来的伪军，共有二十多万人，这其实已经是大唐此时在辽东所能投入的极限了。 十几万唐军加上数万仆从军，最终侥幸击败了高句丽起义军，却惨败于兵力不满十万的新罗。事实证明，当兵力没有数倍以上的明显优势时，唐军并不是新罗人的对手，唐朝要想在野战中占据上风，击败又有人和又占地利，士气和野战能力也都只在自己之上的新罗军，就必须出动数十万大军倾国而去，靠兵力优势才能做到。当年唐太宗在以十七万军队一征失败后，不顾百姓不堪重负，决意在二攻高句丽时征发三十万大军，数目达到了先前的近一倍，显然已经认识到如果兵力没有对方的数倍，攻破高句丽并不实际。 当年大唐攻高句丽时，还有新罗自背后配合夹击；如今整个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一大块土地上的百姓、国家都众志成城与唐帝国做战，唐朝的胜算又有几分？ 西线的吐蕃确实牵制了大唐不少兵力和战争资源，导致唐朝始终没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新罗，但即使没有吐蕃掣肘，大唐全力兵进辽东，也未必就能灭掉新罗，想真正控制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更是难上加难，成算渺茫。因为唐朝如果真地倾国而去，五十万打新罗五万，那新罗必然会像当年的高句丽一样，往坚城中一缩，和远道而来，日耗无数的唐军打持久战，逼不擅攻坚的唐军攻城。当年大隋三次倾国而来都攻不下这些坚城，而唐朝前两次大规模远征也均无功而返，李世民和李治两父子束手无策，第三次进攻时若非高句丽内乱，多半照样拿不下来，所以唐朝就算不惜耗费倾国远征，也多半会重蹈中原王朝前五次征辽的覆辙，在坚城下碰得头破血流，耗上半年后被迫退兵，徒损国力。当年大隋做了三次无用功，庞大的战争耗费令隋帝国从极盛变为天下大乱，最终亡国，而李世民征辽时也同样激起了民变，所以如果高宗旷日持久地出动大军远征辽东，必然会让大唐元气大伤，甚至因难堪重负而重蹈杨广的覆辙。形势逼人，尽管高宗始终咽不下这口气，678年还曾准备不顾一切大举进攻新罗，但仍然马上就被臣下劝阻，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 综上所述，在670年时，唐帝国在宏观战略上处于吐蕃和新罗的钳制之下。吐蕃强而新罗弱，因此唐廷起初采用的西边让步，主攻东线的思路并没有错，但最终却还是变成了在东线大幅让步，转攻西线的国策，这并非是因为唐廷决策层愚蠢，只是因为非但七年血战不能击败新罗，反倒大败而回，对东线失去信心罢了。其实早在661年时高宗就曾对彻底控制百济故地失去过信心，曾让刘仁轨放弃百济，撤军回国，不过因为恰逢百济起义军内乱，局势骤变，才在其地又多占了几年而已，不过以唐帝国此时的军力和国力，想要立足朝鲜半岛是异常勉强地，也不可能长期稳固地占据，与672年被新罗逐出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结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