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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作嫁 | 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大败亏输(上)

 汉青的马甲 2016-09-07



为人作嫁----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大败亏输

(上)



引言:


在趁东突厥和高句丽内乱而先后将其击破后,唐帝国一时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大唐君臣也志得意满,弹冠而庆,并于高句丽故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都督府,试图将除新罗本土之外的朝鲜半岛全部化为大唐领土。


然而大唐虽然在第三次攻打高句丽时战果辉煌,但其成绩却有水分,这种靠对手内乱分崩才勉强得来的胜利颇有投机取巧的意味,唐帝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并不具备对这些边陲之国的太大优势,所以仅仅在东北亚一隅,大唐的霸主地位就并不稳固,之后遭遇的局面也远比唐朝君臣事先预期的更为艰难,一旦对手不再内乱,唐帝国便遭遇到难以应对的挑战。就在唐朝君臣们还在之前靠讨巧得来的胜利之上高卧,正做着将朝鲜半岛全数化为本土的美梦之时,却突然遭遇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步步为营的新罗、舍死忘生反抗唐朝侵略军的高句丽复国义军、横空出世的渤海国、日益强大的契丹……大唐有心无力,节节败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上的局面日益败坏,终至不可收拾。


由于大唐帝国惨败于新罗之手,最终几乎被彻底逐出朝鲜半岛,而中国史书又向有讳言失败,夸大胜利,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优良传统,所以唐史中关于唐罗战争的史料十分匮乏,各家史书对这段丢人历史的记载都少得出奇,而且遮遮掩掩,语焉不详。相较而言,新罗方面的记载则相对丰富一些,虽然如今的韩国因为频频篡改历史而臭名昭著,和中国一样,都成为知名的假史国,但在一千多年前,朝鲜半岛上的史官在记述历史时,还是比较客观地,至少比中国的史官要客观许多,所以这些半岛上的史料还是颇有价值地,是分析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唯有聆听双方不同的声音,用扬弃的态度去分别判断甄别,选择性借鉴吸纳,才能对这段历史得出更为客观的认知。有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基本引用了所有与唐、罗战争相关的史料,范围包括半岛人的史书和所有唐史,不过由于唐史避讳了所有吃的败仗,所以在这些地方会显得只有一家之言,降低了说服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不过结合前后的事件和史料,还是能够看出,《三国史记》中的记述基本还是可信地。


下面,笔者就依据唐罗双方史料,对这场战事做一个尽量客观的解析。


1、劳苦功高


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高句丽最强,百济最弱,两家联合起来欺负新罗。645年,李世民大举进攻高句丽,期间曾“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悉会”,令藩属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二个藩属国态度迥异,新罗积极出兵,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然而之后新罗却并未再攻取高句丽的城池,《三国史记》卷5中的一条记载诠释了原因:“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不过新罗与力助高句丽的百济互相牵制,也算对唐军首次征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高句丽因此深恨新罗。


李世民征辽铩羽而归后,令唐帝国高层不得不开始正视高句丽这个顽强的对手,放弃了先前一举攻陷高句丽的臆想,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首先在战略上转硬攻为骚扰,其次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扶持态度。此前新罗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自己,但唐太宗都只是搞些下诏劝和之类的表面文章,不肯真正出力(一征高句丽也不是为了援助新罗)。其实李世民起初未尝就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一举将半岛三国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打算,所以一直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新罗也未尝不明白唐帝国对半岛的野心,只不过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强力打压下,已经无暇他顾,被迫引狼入室罢了。


李世民征辽令半岛三国间的矛盾加剧,此后更是变本加厉地相互打压,争抢利益。655年,高句丽和百济再度联手,抢占了新罗不少地盘,作为对其先前勾结外敌打击自己的报复。新罗向大唐求援,此时唐帝国对新罗的态度已然转变,本就要力保这个爪牙;更何况高宗早有对辽东用兵之意,此时见师出有名,便决定充分利用半岛三国间的矛盾,灭亡百济,好在半岛上获得一个支点,从而为之后大举攻伐高句丽做好铺垫,建立一个向南进攻高句丽的桥头堡、后勤供应基地,好形成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而百济一亡,就等于把数万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就可以帮助自己夹击高句丽。出于多方利益考量,高宗痛快地答应出兵援助,双方一拍即合,唐帝国出动了十余万大军,而新罗也出兵五万全力配合,两家携力灭了百济。


然而由于唐军在百济故地上大肆残虐百姓,很快就导致义军蜂起,百济大将黑齿常之在夺取“二百余城”后,马上又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刘仁愿不能支撑,赶忙向新罗求援,新罗出动大军前往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的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得以继续固守。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由“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这则记载可知,此役取胜主要是倚靠新罗兵马。等到泗沘城之围解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之后“上(高宗)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不过第四次赴援的新罗军被义军击败,唐军顿失倚仗。高宗深恐在百济的两支唐军被百济义军全歼,所以一度曾试图彻底放弃百济,让唐军不战而退,撤回国内(“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将士咸欲西归”,处境极其被动。


不过大唐的运气不错,转机很快就出现了。复国军出现内讧,“福信寻杀道琛”,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内部开始各存异心,整体实力锐减,唐、罗联军趁机协力反扑。据《资治通鉴》记载:“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而这次胜利主要也是靠新罗人。“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这句话清楚地说明刘仁轨是带着新罗军攻入真岘城,取得本次胜利地。


在百济的局势好转后,唐、罗又趁高句丽内乱,合作将其灭国。在唐帝国三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的过程中,二十多年来新罗人始终鼎力相助,661年大唐二征高句丽时,新罗王金法敏亲统数万主力北上,配合大唐夹击。等到苏定方统重兵围攻平壤时,八个月不能下,粮草耗尽,形势急剧逆转,反倒自身有覆灭之危,只得急遣新罗使者文泉向文武王哀告:“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济,其危殆甚矣。”由于从新罗运粮到平壤城下需要深入高句丽敌境,抵达对方都城之下,粮队又行动缓慢,无法隐蔽,危险和困难极大,所以当文武王向群臣咨询时,众人“皆言深入敌境输粮,势不得达矣”,只有大将金庚信知道文武王不好推脱,才挺身而出:“国家之事,虽死不避,今日是老臣尽节之日也。当向敌国,以副<苏>将军之意”,最终携粮出发。“至<七重河>,人皆恐惧,不敢先登。<庾信>曰:‘诸君若死,岂合来此。’遂先自上船而济……至<障塞>之险,会天寒烈,人马疲惫,<庾信>露肩执鞭,策马以前驱。衆人见之,努力奔走出汗,不敢言寒。遂过险“。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次运粮相当艰难,新罗人为了援助唐军,下了很大的功夫,金庚信甚至还抱着全军覆没,为国死节的心态,可见也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儿。这批粮草对唐军至关重要,由“<定方>以食尽兵疲,不能力战,及得粮,便廻<唐>”这则记载能够看出,苏定方由于粮尽,连撤退都不敢,只能在城外苦苦支撑,直到得了这批粮秣才得以逃回国内。当年隋军三十万精兵起初也是势如破竹,但围攻平壤至缺粮后,当时半岛上又无新罗这样的盟友给送粮,只得仓促撤退,最终全军溃乱,被高句丽人全歼。此次唐军如果等不到这批粮秣,多半也会重蹈隋军的覆辙。


之后大唐三征高句丽,新罗又于667年倾力配合,金法敏亲自率军夹击平壤。668年会攻平壤时,新罗大将文颖所部又在蛇川原表现出色,重创了高句丽南线的野战部队,然后与唐军合围平壤,最终率先破城,俘高句丽王的也是新罗军。


总而言之,在唐帝国对辽东用兵的二十三年中,新罗是出了大力地,出兵出粮,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伤亡。而新罗数年中的努力也令高句丽疲于应付,损耗了其大量国力,牵制其大量兵力,为后来唐帝国灭亡高句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新罗也因与大唐合作而摆脱了被高句丽和百济合力打压的窘境,但在战争刚结束时,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无疑还是唐朝,夺占了整个辽东半岛和四分之三个朝鲜半岛。


2、贪婪贾祸


新罗人协助大唐灭掉了百济,又助唐镇压了百济复兴军,可谓劳苦功高,本指望能在胜利后分到一块百济故地,但在熊津山会盟时,唐朝于百济故地设立了五个都督府,七十二县,驻军五千,直接将朝鲜半岛西南部全部纳入了自己的统治,没有给新罗分半点好处。新罗因此对大唐心存不满,只是因大敌高句丽未灭,所以才顾全联盟大局,隐忍不发,但两国关系已有裂痕。


之后高句丽因内乱而变得贫弱不堪,唐、罗联军最终将其灭国。当初在李世民征辽时,为得新罗助力,曾经许过承诺,答允在灭高句丽后,将大同江和元山一线以南地区全部划归新罗。虽然李世民最终铩羽辽东,此约一时无法兑现,但约定却始终存在,新罗也正是因为大唐许下此诺,才一直任劳任怨,不计代价牺牲地出兵襄助。灭掉高句丽后,新罗人眼巴巴等着大唐兑现先前的承诺,可大唐这个宗主国的表现却令新罗人嗔目结舌。


在攻占高句丽首都平壤后,唐廷贪欲大炽,遂背信弃义,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派大将薛仁贵统两万驻屯军戍守,还将投降的高句丽王高藏立为辽东都督,受安东都护府管辖,令其担任薛仁贵的下属,建立了一个军管下的傀儡政权,意欲将整个高句丽故地都纳入版图。


唐廷不仅将与新罗共同夺取的高句丽故地尽收囊中,还逼迫新罗将自己之前从百济人手中抢来的,早已纳入版图的一大片土地交出,纳入安东都护府的管辖。至于李世民当年的承诺,更是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唐帝国这样做,摆明了就是仗恃国大兵强,欺负新罗这个小国,颇有点欺人太甚的味道,这种不信不义的行为也激起了新罗人的普遍怨恨,最终将这个多年的盟友逼成了敌人。


新罗不甘被大唐如此欺压,虽然没有明着翻脸,却在暗地里搞了一些小动作,不仅蚕食了一些百济故地,还收纳了一些百济遗民。唐廷得知此事,十分恼怒,马上严辞责问。此时新罗的态度还是比较恭顺地,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669年)夏五月,遣<祇珍山>级湌等,入<唐>献磁石二箱,又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湌入<唐>谢罪。”新罗文武王大概是认为,自己在之前的战争中付出巨大,此时稍稍得些好处,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是大唐先做得过分,所以这些小动作虽然会令大唐不快,但自己马上遣使谢罪,给足唐帝国面子,大家各让一步,也就能相安无事,然而大唐的骄横却出乎他的想象。


670年正月,唐廷将带着礼物前来谢罪的新罗使臣金钦纯和金良图扣留,一段时间后将正使金钦纯放回,而副使金良图则继续被软禁,最终莫名其妙死于狱中(“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从“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这句话中的“再”字可以看出,此次已经不是大唐第一次囚禁新罗使者了。


新罗一再遣使赔罪,大唐却不依不饶,频频出现傲慢且轻辱新罗的举动。两国相争尚且要礼待对方使者,大唐自诩为礼仪之邦,可其为难前来赔罪的臣属国使者的行为,却委实显得狭隘浅薄。金良图是重臣,他以使者身份蹊跷地死于大唐狱中,这是性质恶劣的外交事故,也可以视作大唐对新罗丝毫不留情面的羞辱。此次事件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新罗终于忍无可忍,遂决意用更为强硬的姿态与大唐争夺半岛之地。


670年三月,新罗文武王遣大将薛乌儒与一直不肯降唐,坚持战斗的高句丽太大兄(高句丽高官名)高延武合作,二人各率精兵一万渡过鸭绿江,攻取了唐军(含靺鞨部)把守的要冲乌骨城(今辽宁凤凰山)。据《三国史记》记载:“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斩获不可胜计”,唐与新罗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据文理和常情判断,“靺鞨”前的三个空缺可能是“唐军与”三字,因为当时边境上的许多地区都是由唐军与当地附唐的部族军共同驻守地。乌骨城北望辽东,东接鸭绿江水路,西南通白岩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罗和高句丽联军攻占乌骨城后,既能轻易进攻留守半岛北部的唐军,也能阻止唐军从辽东增援平壤,更能将唐朝的注意力吸引到辽东一带,以利于之后新罗在百济的军事行动,可谓一举数得,一战而获先机。


由于实力不及高句丽,兼且新罗是一个半岛意识浓重的国家,因此对外扩张的野心远不及高句丽强烈,对辽东半岛也从无染指之念,唯一的愿望就是统一朝鲜半岛,先前之所以与唐朝结盟,共同灭掉野心勃勃的高句丽,是打着统一半岛,之后与大唐和平共处的念头。然而这却不过是新罗一厢情愿的想法,笔者认为,唐廷趁半岛内乱,以军事援助为由介入半岛事宜,绝不仅仅是要把高句丽这个野心勃勃的对手易为一个无害的邻居新罗,很可能还有在站稳脚跟后,继图新罗,进而彻底囊括朝鲜半岛的野望,而这种野心在攻灭高句丽后便很快彰显出来。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唐、罗间因争抢领土和利益而形成的矛盾日益激化,不久便反目成仇。大唐欲图将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化为“本土”,而新罗则希望得到百济和部分高句丽的领土以壮大自身。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权,双发很快就爆发了长达七年的大战。


3、高句丽人的复国梦


高句丽人自亡国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唐的斗争,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大唐号称灭亡了高句丽,其实在攻破平壤前,只不过攻克了新城、扶余、平壤等寥寥几个城池而已。直到高句丽王投降后,才又有一些城池表面上归顺(实则闭门自守),可就算加上这些也总共不过只有十四个城池归附,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包括当年让李世民铩羽而归的安市城在内,仍有十八个城市连口头上的归附都不肯做,坚决抗击大唐侵略军。所以即便是在安东都护府势力最大时,所能直接掌控的,也只不过是朝鲜半岛西北部,从鸭绿江到平壤间的狭长平原地区而已(《三国史記-地理誌》)。等到剑牟岑和安舜振臂一呼,众多城池马上便闻风景从,共同抗击入侵的唐帝国。


而在民间,高句丽遗民的反抗更是接踵而发,大唐应接不暇,不得不釜底抽薪,采用“迁民弱边”的战略来削弱高句丽,强迁高句丽二十余万口回唐(《三国史记》卷6:“<英公>以王<宝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廻<唐>”。唐朝原本试图通过先占领,再归化,最后将高句丽故地变为本土的方式来一步步实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大唐化”,但大规模强迁的进行,则清楚说明大唐很快便对教化高句丽遗民感到了信心不足。而大唐这种逼迫百姓背井离乡的暴行更令大批原本想反抗,却又畏惧犹豫的高句丽百姓下定了决心,纷纷舍出性命反抗唐朝侵略军,最终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剑牟岑起义。


薛乌儒和高延武攻取乌骨城的行为清楚表明了新罗反唐的意图,而广大遗民也因强迁令而怨声载道,原高句丽将领剑牟岑见事有可为,便于670年六月挟民怨和高句丽遗民的拳拳复国之心,在大同江畔聚众反唐,试图复兴故国。起义爆发后,各地百姓群起而应,抛家舍业相从,复兴军迅速壮大,很快便攻克平壤,还扶持高句丽王室安舜在百济故地建立了高句丽复兴政权。


剑牟岑起义标志着高句丽遗民在新罗人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兴运动,由于安东都护府在高句丽故土上的统治本就相当薄弱,立时便落入风雨飘摇的窘境之中。唐军被士气如虹的复兴军打得节节败退,安东都护府被迫回撤到辽东州。而早有积怨的新罗也趁机对百济故地发起进攻,令唐帝国在辽东地区本就吃力的局面更是变得雪上加霜。


4、百济易手


新罗一面出兵一万协助高句丽复兴军复国,一面趁大唐被复兴军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于670年七月出动主力,对已经被大唐纳入版图的百济故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举攻陷八十二座城池,斩杀五千唐军和七千百济仆从军,击伤击溃无数,还将唐廷委任的各县县令处死,唐罗战争自此大规模爆发。


在大败之后,残余的几万唐、百联军死守熊津都督府所在的百济旧都泗沘城和剩余的几座小城,苦苦支撑。唐廷得知百济局势危急,赶忙委任刚在青海惨败,丧师十余万,被免职在家的大唐战神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令其统军自海路救援辽东。671年六月,援军到达百济,会合百济残存的守军(有唐军也有百济仆从兵),与新罗战于石城。结果唐、百联军遭到了新罗军的迎头痛击,被“斩首五千级”,两名百济将军、六名唐军果毅被俘(《三国史记》:“六月……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当时每个折冲府有兵千人上下,而一个折冲府又分为左右两个果毅,所以此次仅这六名被俘的果毅麾下就有三千士兵,其中大量士兵估计都随他们的长官被俘了,并不在被斩首的行列,所以此役唐军的实际损失要远大于五千三百。


新罗知唐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于是随后便出兵打击唐军的补给线。671年十月,新罗水师攻破唐军护粮船队,击毁粮船七十余艘,斩首千余唐军,唐军溺水而死者更是不计其数。由督运粮草的莱州司马王益和兵船郎将钳耳大侯等统军将领均被俘可知,粮队基本是覆没了。(《三国史记》:“冬十月六日,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捉郞将<钳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沦没死者不可胜数級當千功第一授位沙”。)


石城大败和粮船被劫沉重打击了大唐援兵和熊津都督府残余力量的士气,唐军也因补给困难而处境维艰,新罗军则士气高涨,先扫荡外围城池,再对熊津都督府形成合围之势,逐渐控制了百济故地上的大部分领土,唐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熊津府城等寥寥几座城池。由于薛仁贵在之前灭高句丽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唐廷本对他寄以厚望,所以才在他惨败青海后仍然再给他一次机会,然而薛仁贵上次的胜捷只是因为对手因内乱变得弱小才得以体现,其军事才能远没有唐高宗想象的那么强,因此此次非但无力收复百济失地,连自保都成问题,完全无法达成先前的战略目标,表现着实令人失望。宰相魏元忠便曾因此上书弹劾薛仁贵,指斥他作战不力,毫无建树(“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其实薛仁贵从一开始便对此次作战信心不足,他在战前通过僧人送信(《与新罗王金法敏书》),明显是存了斡旋和外交解决的想法,这与其一贯强硬狠辣的作风是并不相符地。


虽然在百济战场上,唐军远非新罗人的对手,但仍然在薛仁贵的指挥下负隅顽抗,不肯放弃百济。672年初,在百济战场上占尽上风的新罗军对熊津府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新罗军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古省城和加林城,古省城很快就被攻克,加林城守军较众,新罗军猛攻数次均不能下。(王遣将攻<百济><古省城>,克之。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


此后的战事在罗、唐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提及,但结合前后记载可以基本推知其概况。据《百济地理志》记载,672年九月,新罗置百济旧都泗沘城为所夫里州,同时还肃清了内部的亲唐分子。由所夫里州的建立能够基本确定,此时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已经易手,熊津都督府名存实亡,唐扶植的扶余隆百济傀儡政权被彻底推翻。而在《三国史记-职官下》中也记载:“白衿誓幢,文武王十二年,以百济民为幢。”这说明在672年,新罗人在唐军撤出之后便控制了百济故地全境,还将百济遗民编成了白衿誓幢。


而据《全唐文补遗-录文第七册》记载,在河南洛阳,曾发现了咸亨四年(673年)五月的一篇薛仁贵造像记,这证明了薛仁贵于673年五月前便已经回到洛阳。从675和676年薛仁贵再次领军进攻新罗可知,他并不是因先前屡屡战败而被唐廷半道免职地,那么如果此时百济战事尚未结束,他这个主帅自然不可能安居洛阳,所以显然百济战事于673年五月之前便已结束。


就在新罗主力于百济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北线唐军也于672年八月在石门大破复兴军,在高句丽故地上取得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在这种复杂情势下,新罗文武王于672年九月上表请罪,还将所俘的唐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等人送还,并释放了一百七十名唐军俘虏(估计就是记载中随钳耳大侯一起被俘的百余唐军)。这些被释放的官员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员,熟知百济情势,新罗人应该不会在百济战事尚未结束前就将他们释放,由此也可推知此时在百济战场上大局已定。


综合各种因素,基本可以确定,在672年九月前,新罗已经攻占了加林城和熊津府城,在百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残了薛仁贵部,薛仁贵无法继续在百济立足,被迫率余部自海路撤回国内。在大局已定后,新罗置百济旧都泗沘城为所夫里州,将百济故地彻底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新罗此次虽然态度谦卑地遣使请罪,但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新罗军主力刚刚在南线战场上大破唐军,攻占了百济全境;虽然复兴军在北线失利,但唐军击败的不过是新罗的偏师和一群高句丽遗民,还是侥幸趁其内部不和才勉强取胜地,唐军在面对新罗主力时,其实并不具备什么优势,所以新罗人根本就不畏惧唐朝,这仅从新罗只归还了一百多战俘,却不肯归还之前在石城大战中俘获的大量唐军便可见端倪。而且金法敏虽然在请罪表中以臣属自居,但对自己攻取百济故地的行为毫无愧意,反倒对熊津都督府大加指责,所谓的请罪表中的言辞,与那种势弱下卑躬屈漆的乞和书有着天壤之别。新罗此次与大唐开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百济故地,如今目的既然已经达到,而唐军又在北线战场上占据了优势,那占到实惠的新罗于九月向唐归还战俘以示好,并遣使谢罪,给大唐一个台阶下,从而试图促成和谈,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表面恭顺,实则说一套做一套,私底下蚕食扩张不断,谋取切实利益的策略半岛人用得非常娴熟,当初高句丽就是这样一次次耍了杨广,用诈降、请罪之类的低姿态反复争取时间,但在实际利益上却寸土不让,最终成功击败了百万隋军。新罗是一个比高句丽更加狡猾、务实的国家,而且始终把自己定位为小国,轻虚名,重实利,从来不与唐帝国公然翻脸,尤其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或不利时,选择低调服软,缓过一口气就继续攻城掠地,打起来毫不留情,有时甚至服软和扩张同时进行,这种诡异的行事风格贯穿了整个唐罗战争,所以不要把新罗的请罪看做是山穷水尽下的屈膝认输。


而此时唐廷也在做着表面文章,虽然被新罗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都搞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却仍然没有将新罗列为叛逆。可以说,双方都留下了余地,做足了表面功夫。可笑一些历史知识贫乏的人,或是别有用心之辈,抓住“请罪”二字不放,反复宣扬,洋洋得意,好像新罗人此时真地对大唐很恭顺似的,这种想法委实浅薄可笑得很。


5、复国梦的破碎


新罗军于670年七月大举进攻百济,八月一日,新罗王金法敏便正式册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招聚高句丽残众,掀起更为猛烈的复国运动,从而牢牢牵制住北线唐军,以策应新罗在百济故地的军事行动。就在新罗人于百济故地频频取胜,多次重创薛仁贵统率的南线唐军的同时,在原高句丽的国土上,北线唐军正与高句丽复兴军和前来襄助的新罗军激战。在战争前期,由于高句丽人的复国行动得到了新罗的支持,又深得民心,所以一度曾大败唐军,还攻取了安东都护府所在的高句丽旧都平壤城,迫使安东都护府逃往辽东州,由此也能看出,唐帝国在辽东当地的驻军并不是复兴军的对手。


唐廷闻知占领区百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国救亡运动,不禁大为震怒,立即调遣重兵前往镇压。高侃统一万唐军,李谨行率三万靺鞨军自陆路兼程赴援,于670年九月抵达平壤附近,深沟高垒,暂时稳住了战局。671年七月,唐军破复兴军于安市,复夺平壤,安东都护府又随军迁回了平壤城。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说明安东都护府回撤发生于在安市之战前,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平壤确实曾经失守,安东唐军一度处境不利。


在670年,唐帝国需要增援的战场有两个。新罗的兵力在五万以上,且是战斗力强于高句丽起义军的正规军,可想而知百济战场上遭受的压力颇大,按理说唐军主力应该派往百济,可最终李谨行却带着四万主力去与高句丽义军作战,而让薛仁贵领几万偏师去救百济,由此也可看出,复兴军势大,高句丽局势危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高句丽百姓对唐帝国的反抗情绪是何等高涨。


唐军之后的进展并不顺利,战局陷入胶着,直到672年八月仍滞留在平壤一带,无法突入半岛南部,策应百济战局。而由《新唐书-东夷传》中记载的“平壤痍残不能军”也能看出,当时在平壤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当地百姓深受其苦。


到了672年八月,也就是百济战事基本结束之时,僵持的局面出现了变化,高侃和李谨行部唐军在平壤附近的白水城被击败,被“斬首數千級”,俘三千余,狼狈退至石门。复兴军主力大举追击,却被唐军大破于石门,伤亡惨重。(《资治通鉴》记载此战发生于十二月,因九月新罗请和,故《三国史记》中记载的唐军于八月大捷更为可信。)


此次唐军能够反败为胜,并非是因为自身骁勇,或指挥高明,而主要是因为运气好,正赶上复兴军内部出现了问题。《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中对此战的经过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唐>军与<靺鞨>,营于<石门>之野,王遣将军<义福>、<春长>等御之,营于<带方>之野。时,长枪幢独别营,遇<唐>兵三千余人,捉送大将军之营。于是,诸幢共言:‘长枪营独处成功,必得厚赏,吾等不宜屯聚,徒自劳耳。’遂各别兵分散。<唐>兵与<靺鞨>,乘其未阵击之,吾人大败,将军<晓川>、<义文>等死之……随上将军出<芜荑岭>,<唐>兵追及之。<居烈州>大监<阿珍含>一吉干,谓上将军曰:‘公等努力速去。吾年已七十,能得几时活也!此时是吾死日也。’便横戟突阵而死,其子亦随而死。”


在此役中,复兴军与新罗联军起初打了胜仗,斩杀数千唐军,原本已经占据上风,掌控了战场的主动权,但因为长枪幢生擒三千唐军,立下功劳,所以遭到众人艳羡,导致“各别兵分散”,不仅分散了力量,从而被唐军各个击破;更因放弃了先前牢不可破的阵型,而被唐军趁其变阵之时击溃。显而易见,唐军此次固然有准确把握战机之长,但终究是捡了个漏,以其之前一年多都无力进展,又新败受挫来看,在复兴军主力面前,唐军的战斗力并不具备优势,甚至还落于下风,如果复兴军团结一心,那唐军很可能会被对方击败,只不过复兴军内部存在不顾大局的争功心态,这才促成了唐军的胜捷。


672年九月,唐、罗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在之前的数年大战中,唐帝国镇压了高句丽遗民轰轰烈烈的的复国运动,而新罗则成功从大唐手中夺取了百济故地。新罗人见好就收,遣使向唐廷请和,并送还了一些之前俘虏的将领和士兵。唐廷接受了俘虏,却又下令前线的唐军再次发动进攻。673年闰五月,李谨行再次催动北线唐军,大举进攻复兴军余部。由于复兴军主力已经在先前的石门大败中丧失大半,无力再与唐军抗衡,遂败于瓠泸河(今临津江)西,被俘获数千人,残余的复兴军大多退入新罗境内,唐军把锋头推进到今三八线一带。(《三国史记》:“<燕山道>摠管大将军<李谨行>,破我人於<瓠泸河>, 获数千人。余衆皆奔<新罗>。”)


673年九月,趁新罗威信最高的大将金庾信新丧,高官阿湌<大吐>又谋划叛乱投唐之机,李谨行挥军南下,试图攻入新罗北部本土,却在强攻瓠泸河和王逢河(汉江下游段)时连败九仗,狼狈退回。此战在《三国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余级。唐兵溺瓠滤、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也有某个版本的《三国史记》记为斩首二百,但考虑到斩二百根本不足以击退数万唐军,所以“二千”的数字更为可信。


经此大败之后,唐军发觉自己并无南下新罗本土的能力,唯有退而求其次,着力于肃清势力范围内并未撤入新罗,还在坚持战斗的复兴军余部。据《三国史记》记载:“(673年)冬,<唐>兵攻<高句丽><牛岑城>,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杨城>、<童子城>,灭之。”即唐军不仅迫降了孤立无援的牛岑城(今北朝鲜开城),还屠灭了大杨城和童子城(如果只是攻取,《三国史记》中一般会像记述石岘城丢失一样记为“拔之”、“降之”,而非“灭之”)。


此时唐军被迫止步于瓠泸河和王逢河前,难以寸进;复兴军在石门大败中元气大伤,也完全无力反攻;新罗主力虽然刚刚重创了薛仁贵率领的南线唐军,士气正盛,但立足未稳,正急于巩固自己在百济的统治,又担心薛仁贵残部自海路再次反扑,所以也不敢大量调往北线做战。此时新罗对大唐用兵的战略目标(即攻取百济)已然实现,短期内无心再大举用兵;兼且唐、罗双方都被三年多残酷的拉锯战拖得疲惫不堪,一时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在674年中,两军都偃旗息鼓,休养兵卒,以待来年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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