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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围场一名，是清朝康熙设围的产物。 木兰满语意为“哨鹿”，木兰围场是满汉混合语地名。 从地名演替的角度看，本地区辽、金以前的古地名已经找不到了；康熙设立的七十二围中有六十四围地名属蒙古语，在现代四十万分之一河北省地图中，蒙古语地名已经很少。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七十二围的蒙古语地名与地面自然条件关系十分密切，基本上是由地物特征决定的。随着地理环境的逐步改变，尤其是社会和经济现象产生的地名名称越来越多，而初期反映自然条件的地名的比例逐渐减少。国外也有相似的例证。“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所有地名几乎都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联系。现代白俄罗斯的这类名称约占居民地名称总数的23.5%，但是，根据正式图书资料来看，在十六世纪时这个数字大概是35—40%。”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具体地址，是地理事物与地区的具体联系。地名不仅表示地理环境本身，而且表示了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本文试图从地名学角度探讨木兰围场的环境变迁。 一、地名反映设围前的自然面貌 围场县全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的最北部，东经116°—118°，北纬41°35’—42°40’。全县总面积9219平方公里，东邻内蒙赤峰市，西北接多伦县，北邻克什克腾旗，西南与南部和丰宁、隆化县相接。 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生息繁衍。解放以后出土的石刀、石斧、石锤、石杵、石凿，石铲、石磨棒、砺石、石核、刮削器等，都是先民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五十年代后期，亦出土商代玉环、玉块和兽形状礼器。周代属燕国，燕筑长城于此，后经秦汉继续加筑，统称为燕秦长城。1977年普查发现有两条长城，北线长城呈东北西南走向，有遗址32段，长385华里。南线长城，发现一段东西走向的长约4华里的土筑长城遗址。其附近出土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铁权五件。秦汉至清初，这里先后是东胡、山戎、乌桓、鲜卑、奚、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相继活动的场所。 清初康熙划定木兰围场作为秋狝之地，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习武绥远”，保持八旗官兵能征善战的传统；其次是和好蒙古诸部，抵御来自北方沙俄的侵略及蒙古内部分裂分子的颠覆。平定三藩后，稳定北方边疆局势已列入议事日程。康熙不修长城，而以蒙古诸部为坚强后盾无疑为高明之见。诚如嘉庆《木兰记》中所云：“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第三是围场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当蒙古诸部里之中”，“万里山河通远徼，九边形胜抱神京”，居京师、蒙古诸部及清朝发源地之三角核心地区。第四是围场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宜游猎。《木兰记》载“周环千余里，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兽蕃育”。光绪《围场厅志》“围场为山深林茂之区，历代之据有此地者，皆于此驻牧，故自古多未垦辟，其辽、金已辟之境之东南一隅及南鄙数十里之地耳。围中及西北一带则大木参天，古松蟠荫，千百年来，绝鲜居民之迹，意辽金以前只资游牧，自元迄明，终未垦辟耳”。康熙极喜少人为干扰的自然风光，这在后来避暑山庄的选址与建筑风格上有充分的体现。综上述原因，于康熙二十年（1681）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蒙古诸部敬献的名义，划该区为木兰围场，并设立了七十二围（一说六十七围）。 木兰围场建围前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地，围名多是用蒙古语命名的，其含义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环境概况。现根据“七十二围名称汉译”及有关文献核实，除五个围名未确定其汉语意思外，其它地名的汉译及地理意义，如：
蒙古语地名主由形容词即专名与地理通名所组成。形容词置于地理通名之前，以数字、颜色、方位以及形容自然持点的形容词尤为普遍。围名中有数字出现的有5围，另外表示自然资源丰富度的词语“富裕的、富饶的”出现9次，占围名总数的八分之一。另有“万株灌木林”言其林木之茂。I“繁盛的”“丰富的”也有出现。表示颜色的有金色，黑、白、青、纯黑、油绿等。表示位置的有高处的、村旁的、后面的、旁边的等。对地貌的形象描述如“旋转环绕的岩峰”“心脏形的岩石”“圆的白草甸子”等。有一些可能是对自然植被的描述，如“黑色的帽子”“黑色的褥子”等。布都尔的汉语意思是“容易跌倒的地方”，推测可能该处地形崎岖，人马难行。该围位于塔镇乡布都沟村，属浅山丘陵地带，并无极陡的山路。因此，林深草密路滑，或许是容易跌倒的原因。塔里雅图的汉语意思是有耕地的地方，在今围场县城东南20公里处四棵树乡乌苏沟村，正是《围场厅志》中讲的开垦土地的东南一隅。英图围的汉意为“有碾子”。该地距元代村落半截塔约9公里，生产石料，因此有人以石匠为业，该围名当是以手工业产品——碾子为名，该名一直沿用至今，称碾子沟乡。另外三个围名一个表示吉祥，另外两个表示赞美。如果我们舍弃不知汉语意思的五个围名，可以看出，在木兰围场表示自然资源丰富的形容词至少出现了11次，占围名总数的六分之一。山地、丘陵、河谷、沙地、地貌类型齐全复杂，森林、灌木林、灌丛、草甸应有尽有，多种野兽优游其间。需要指出的是围与围之间距离不等，或相距十里，或相距数里，根据地形的变化和禽兽分布状况划分。七十二围地名反映了人类轻微作用的环境。 二、地名所反映的围场管理制度与环境变迁 围场建围后出现的第一批地名与军事有关，如营房、卡伦和拨等，它们反映了围场的管理制度。为了保护好木兰围场这一皇家猎苑，康熙发布了“蒙古，民人不得阑入”的禁令，并在木兰围场的四面，以树栅为界区别内外，称之为柳条边。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围场总管大臣一员，并首次派驻围场满蒙八旗兵一百一十名，以后各朝屡有增加。为了便于管理和互相监督，八旗兵每旗设一个营房，统五卡伦，卡伦下设临时哨所为拨。 八旗兵常驻地叫营房，是八旗兵丁家属的住所和外理兵丁事务的地方。
卡伦即哨所，大都设在主要路口，驻守兵丁，不准百姓进围。
又在接近卡伦，深入围内不远的地方设有“拨”，作为八旗兵的临时驻地。根据《承德府志》记载，四十卡伦的名字基本上为蒙语或满语，只有姜家营、东、西燕子窝三个卡伦是汉语名称。驻兵按时轮换，每个兵丁每年到拨和卡伦值班时间为四个月，其余时间在家耕牧。旧拨人多地狭住不下，就开设新拨，新拨乡的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根据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不完全统计，仅今围场县境计有卡伦（拉）地名13处，与拨有关的地名13处。同时，历史上围场的面积比现在为大，其周围出现卡伦与拨的地名应当出于同一原因。 清廷从保护围场，优待驻守八旗兵丁的目的出发，每兵给地120亩，自己耕种，永作养赡，勿庸升课，以便使守军安居乐业，忠于职守，但随着兵丁家口的不断增加，势必要新垦荒地，另辟住处，旧拨、新拨即是一例。到光绪年间，每旗兵丁达128名、总数超千人，如仍按每兵120亩计之，占地超过120000亩。因此营房、卡伦和拨子地名，成为最初开发围场的代名词。 三、开围后地名的特点与土地开发 开围后围场地名的突出特点是聚落地名迅速增多。表二（略）是乡镇级聚落形成时期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乡镇聚落出现的时间断续，大起大落；二是移民来自河北、内蒙、北京、天津、山东等多个省区。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地名资料，可以发现地名反映了聚落兴起和土地开发的待征，这在围场地区尤为典型。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也就是环境变迁的过程。 村落是居民定居的标志。永久性的村落表示了人们对周围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换句话来说，村落表示了人们对土地依赖性日益增强，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日趋多样；村落的逐步发展扩张也反映了对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 木兰围场由于清朝法律限制蒙古及民人入内，因此可以称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围禁的解除使得这块宝地成为周围及远方饥民的栖身之所，官僚买办也纷纷经营地产，从中渔利。众所周知，最初的聚落由于人口较少，或因经济、自然的原因，时常会发生变动，而较大的村镇则有较强的稳定性。为了排除随机性因素，并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本文以围场县现在的乡镇级聚落为代表，分析其形成时间与发展过程，从中寻求一般规律。 围场县目前共有50个乡镇。其中有11个乡镇地名是历史沿袭的，多为设围时的围名、营房、哨所等名称，如蓝旗卡伦、新地（营房新迁之地）、新拨、燕格柏（由“永安湃”围名演化而来），这些乡镇聚落在开围过程中多数一开始就变成了开发基地，只有一两处大规模的开发较晚（如老富铺、腰站）。 开围中涌现出来的39个乡镇，其命名方式可分为
根据统计，围场开垦者来自今河北、北京地区、内蒙、天津、山东等省区，而以山东来的比例最高。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围场地名增加最快的时期。锡良提出在平宽大川处，每十顷编为一号，山沟狭窄处随地段多寡，每段另编一号的方法逐步实行。到何道台上任，基本上按每五顷四为一号，因此在围场地名中出现了一些较为奇特的现象。如（1）以沟的自然形状命名，如头道沟、然后按顺序有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等，每一条沟从沟头开始为XX沟沟门，XX沟内，或者为头号、二号、三号……。（2）以字头为名，然后编号。如大罗字沟、小罗字沟、代字号、对号、廷号、汉号、三义号、叉字号、隆字号、棋字号，顺序编号按字又按自然地形，这样有的号数就可以排得很长，后来成为聚落的名称，如八十三号。有的成为乡镇驻地，如第三乡驻地（六十二号）。民国年间，当时的政府为了统调木材，设立了木局子，后来形成集市，因为往返人多，生意兴隆，因而形成买卖街，该地名沿用至今。买卖街位于郊区乡驻地偏南5公里处。地名中也有日伪时期的烙印。1937年日伪为了修建牧场，把战乱中四处逃散的老百姓迁回原处，称为重新整建故乡，按照迁民建场的顺序，依次称为一复兴地、二复兴地、三复兴地等。 地名与它所标定的地理事物不相符合，往往说明了环境的变迁。松树沟门、杨树湾、苇子沟门、榆树沟、桦木林等反映了命名时的植被状况，对比地名含义与现在环境的相符程度，根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推测环境植被要素乃至整个环境的变迁过程。当然，对任一地名不能望文生义地想当然，从点到面进行演绎。例如“松树圈”这个地名，是由户主张景春于光绪二年（1876）迁入此地后，为了美化庄园，在院子后面的山坡上栽了椅子圈式的松树，以后村庄形成，人们就命名该村为“松树圈”。如果以为这里是天然松林，而且成片分布，那就会得出不合实际的结论。 在进行地名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能应用植物地理学的知识，利用一些植物的指示作用，反映生境特征，当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柳塘子沟、柳条子沟反映的是柳灌丛，应该位于河谷或沟谷中并达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之上，在木兰围场位于1200米高度以上。杨树沟门，即沟谷中的杨树林与坡角的山杨林，海拔在1600米左右。红松洼，指落叶松，海拔在1800米左右。扦松沟则是指之杉林。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证明植物所处的演替阶段，是退化还是良性循环。 三、焦虑与希望 围场开围以来，环境的变迁总的来说是逆向的。令人担忧的。根据调查，解放四十年来，动物、植物、河流水文、小气候的变化都反映出围场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 首先是动物数量的减少。黄羊是坝上的三宝之一。50年代成群出现的黄羊，一帮可达200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以各种现代化武器捕杀的结果，至70年代已经绝迹。野鹿又称马鹿，个头大，每头可出肉300—400斤，过去也是成群出现，这几年也基本绝迹。偷猎屡禁不止，狍子现在也濒临危险的境地。据围场县外贸部门介绍，光1989年就收购狍子6000多只，可见捕杀之凶猛。60年代估计有天然次生林地18—19万亩（指御道口牧场区域内），每个阴坡上都有成片的林地，到七十年代末的统计，减少为14.7万亩，其主要原因是乱砍乱伐，加上森林火灾，小的火灾每年总有一到二次，间有大面积的火灾；与50年代比，小滦河变宽了，水变浅了，水的颜色也变红了。50年代牧场建立时，小滦河中可以瓢舀鱼。著名的小滦河细鳞鱼属于冷水鱼类，味美肉鲜，满语称为箬漠藓。康熙皇帝曾专门赋诗盛赞。最近三年，细麟鱼几近绝迹。用电鱼器捕鱼，对细鳞鱼的危害更大。据当地同志讲，1989年一日本专家专门来围场研究细鳞鱼，专人陪同，捕捞一天，一无所获。因过度放牧，河床中的河柳变少，河床中的塔头（冻融作用的结果）也越变越小。草场退化的标志是鼢鼠、草原鼠（俗名大眼贼）、跳鼠等鼠类增多，鼠类的天敌狐狸与鹰的数量减少。气候逐渐变暖，1981年统计20年平均气温为-0.6℃，现在为-0.3℃。 令人欣慰的是50年代和60年代，围场县坝上出现了两个新地名：御道口和赛罕坎机械林场。 御道口牧场始建于1953年，现有职工2700人，总人口4706人。
另一居民点机械林场，全称河北省赛罕坝机械林场，1962年建场，面积144万亩。
牧场与林场两个新地名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人类致力于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的标志。牧场和林场取得的成绩是人类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实践，促使环境良性循环的伟业。
纵观木兰围场的地名演替过程：
木兰围场属于承德地区，该地区既是三北防护林的组成部分，又是北京绿化带的边缘部分。同时承德地区是北京、天津用水的主要来源，供应密云水库的水量占密云水库年经流量57.6%；而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库年经流量93.4%来自承德。因此承德地区的环境研究不仅仅涉及本地区，而且与下游的京津地区密切相关。认真研究其环境特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保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文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7月历史地理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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