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原先不产茶,茶是从中国传去的,所以日本没有中国起初把茶叫作荼,视为普通树叶子的那段历史。在平安时代,茶虽已传入日本,但只在大内辟有茶园,且归典药寮管理,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带回茶种,开始在日本推广饮茶。不过荣西的着眼点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他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又说:“贵哉茶乎!上通神灵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万病之药而已。”把茶当成“万病之药”,在其原产地中国,人们恐难以置信;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出对来之不易的外国物品之作用的习惯性夸张。 荣西之后,饮茶在日本逐渐兴盛,起初在禅院中流行,后来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赏饮茶之趣,在日本兴起了举办茶会的风气。根据《吃茶往来》(约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记,当时高级武士修建了讲究的茶亭,在这里举办茶会。点茶献客之后,要玩一种叫“四种十服茶”的赌赛游戏,它有点像我国那种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茶。但当时日本茶的种类没有中国那么多,他们主要是猜测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栂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胜负。之后,“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先三迟而论户,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式歌式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吃茶往来》)。但这种豪华的茶会被认为是“无礼讲”、“破礼讲”,是一种败坏风气的行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9—1473年)时,遂命能阿弥(1397—1471年)创立起在书院建筑里进行的“书院茶”,这是一种气氛严肃的贵族茶仪。之后又命村田珠光(1423—1502年)为主持茶会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礼、民间的“茶寄合”和贵族书院的台子茶相结合,并注入禅的精神,排除一切豪华陈设,形成了朴素的草庵茶风。日文中的“茶道”一词,就是由他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称为“茶汤”而已。珠光认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指唐代的从谂禅师,778—897年)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问答》)。所以其终极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说,是为巩固日本社会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到了16世纪中叶,千利休(1522—1592年)将草庵茶进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谛“谨敬清寂”改为“和敬清寂”,即将带有严肃意味的“谨”改为冲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强调“敬”,敬体现在茶道的礼法上,这是日本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纪的日本是一个以武士为中心的社会,所以武家礼法的地位很崇高,影响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禅院清规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礼法中的茶礼,更在颇大的程度上为茶道所接纳。千利休说:“茶道的技法以台子技法为中心,其诸事的规则、法度有成千上万种,茶道界的先人们在学习茶道时,主要是熟记、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将此作为学习茶道的目的”(《南方录》)。从千利休那里流传下来并渐趋定型的日本茶道,在茶室建筑、茶具、烹点技法、服饰、动作乃至应对语言等方面,无不规定得很细致。甚至连进茶室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哪种茶具放在室内所铺之草席的哪一行编织纹路即所谓“目”(标准的草席长1.9米,有62.5目)上;移动茶具时在空中经过的途径是直线还是曲线;一碗茶要分几口喝光;于何时提哪些问题并如何作答;均须按照成规一丝不苟地进行。而且其间参加茶会的主客双方须频频致礼。一次茶会大约用四小时,据统计,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间共行礼二百一十三人次,还要依场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种形式;如果行礼的次数过多、动作过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真可谓繁琐已极。礼法,无论在日本或古代中国,都是用来维护和养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礼法也是如此。而且从千利休的三世孙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传嫡的家元制度。长子称为“家元”,继承祖上的事业和姓名,仅标明几世,以为区别;其他诸子不但不能继承茶人之业,还要改姓。家元则向入门求艺的弟子传授茶技并发给不同段位的证明书,通过这些活动对弟子进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 但茶道并不仅以演习一套繁文缛节为满足,从“茶禅一味”的观点出发,它有自己对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无心无碍,对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态度。比如茶室内不取世俗喜爱的豪华秾丽之色,而以暗淡的朽叶色为基调。饮茶之碗起初曾珍视中国建窑、吉州窑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称天目茶碗;后来根据茶道美的标准,改用朝鲜陶碗,这种碗的胎土未经仔细淘洗,夹杂石粒,表面有黑斑,相当粗糙,却被日本茶人看重,称作荞麦茶碗,视之为艺术品(下图)。继而日本茶人自行设计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导下生产的乐窑茶碗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制坯时不用陶轮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规整。这种茶碗呈筒形,器壁较厚,通体施深色釉,但浓淡不匀,釉面出现隐约的斑块。
再如织部窑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织部(1544—1615年)的指导下生产的,这种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称为“马盥型”(下图)。 日本桃山时代织部窑马盥型茶碗 他如“鞋型”、“洲滨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较怪,其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茶具大不相同。不仅如此,用中国的眼光看起来,日本茶道中还有不少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进行茶事活动之规范化的草庵茶室,其门户(躙口)的高、宽均为70厘米许,客人须匍匐爬行才能进去,如此待客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茶人却认为,茶室是一处超脱凡俗的清净世界,必须用这样一道窄门把它和尘寰隔开。所以英语把茶室翻译成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匀称的屋子)。这里的情趣日文称之为“佗”,正统的茶道称为“佗茶”。佗的含义颇不易界定,简言之,佗就是扬弃俗物,而从禅悦的无相了悟中去寻求毫无造作的清寂之美。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物件上。甚至在进入清净的茶室的客人中,也还要根据其社会地位区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来,更不要说那些不胜其烦的礼节了。所以,茶道标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而这样的一种矛盾统一体当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一种生活艺术或一种礼仪性的社交活动。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冈仓天心在《茶书》(1906年)中所说:茶道“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是超越饮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东西。即:它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宗教。”“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会在一起,共饮艺术鉴赏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画等为情节的即兴剧。”这种走向超现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与中国的茶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 日本茶道中饮用末茶,原是从南宋饮末茶的做法中学来的。但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茶道却一直沿用那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因而无法与中国茶事的新发展相接续。日本生产不出像中国宋代那样的高质量的茶饼,却又要保持饮末茶的成规,乃将茶叶直接粉碎为茶末,其色绿,其味苦涩;特别是点出的浓茶,几乎难以下咽。日本人也觉得如果空腹饮这种浓茶恐损伤胃黏膜,所以要先吃“茶怀石”(一顿茶食,包括拌凉菜、炖菜、烤鱼、酒、米饭和大酱汤)垫补之后才饮。虽然这和荣西所说“茶是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国六朝以前的咸汤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绝不相同。同时日本点茶时多不用汤瓶而从茶釜中舀取,与宋代之烹点手法相较,也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 中国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认知亦有别,本无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识》上撰文介绍中日茶文化时曾说:“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的‘道’,中国无,日本有。”“茶道是日本茶汤之道的俗称。日本饮茶之风已兴起七百多年,才由村田珠光从中悟出‘道’来。至千利休时,日本茶道的体系始告完成。经过千余年的历史积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态。它在交友恳亲的茶会上,形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鉴赏,及主客心领神会为环节的一整套繁缛复杂的礼仪,既细腻典雅,又莫测高深,同时还对时令、场所、道具、等级、规格的考究费尽心机”(见该刊1991年第12期)。而中国自唐以来,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长庆间左拾遗李珏语,见《唐会要》卷八四)。宋代王安石的《议茶法》也认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的俗谚说:“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国人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茶。不仅中国平民从不把喝茶视作特殊的“道”,而且连被尊称为茶神的陆羽像有时也逃不脱以滚汤浇头的遭遇;在实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来,同样会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了。 选自《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孙机著,三联书店,2016;本文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下半部分 预读/校对:小小悟饭、zzj、陈涛、杜沁伊、一茶、Turquoise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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