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我愿是杭州的一碧秋水,只因你是杭州的东坡。杭州接纳了东坡，她的美丽在四溢的墨香中得到永恒。东坡邂逅了杭州，他的诗意在如画的山水中得以流传。我愿是杭州的一碧秋水,看你的一世风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古往今来，多少人正是从东坡的这首诗开始认识西湖这方美景，了解杭州这座城市，又有多少人为了领略西湖淡妆浓抹的风采，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沉醉萧鼓，吟赏烟霞。可此时的苏轼并非只知游山玩水，杭州通判的职责让他更多地了解到了民间的疾苦，以及它们疾苦的根源——王安石的“新法”，甚至在丰收的年景里，神州大地依然是饿殍遍野，流民满地。他在奏折里反对新法，他在诗歌里揭露民情，结果，换来的是罢官的圣旨，是御史的审讯，是中国历史上一出有名的冤案，是赵宋王朝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接着，他被贬蛮荒的黄州之地。如果说杭州用天下无双的美景激发了苏轼的灵感，那么黄州则用艰难坎坷的岁月催生了苏轼的涅盘。出狱后的苏轼，带着“乌台诗案”的阴影，顶着“团练副使”的虚名，在黄州申请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半囚犯、半农夫、半文人的流放生涯。那片荒地，其实是城东的一块坡地，苏轼就以它作为自己的雅号，从那时起，“苏东坡”这个称号，在苦地黄州，在东京汴梁，在如画杭州，在偏远琼崖，在所有中国人的心里，流传开来。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么，诗人不幸，却又是文学幸甚，历史幸甚了。黄州的生活，让东坡的诗词不再只徘徊于花鸟鱼虫，不再只流连于山水风月，带着对人生的感悟，对世事的洞察，他的诗词也就“赋到沧桑句便工”了。于是，黄州赤壁在这些机缘巧合中成为东坡创作的最高峰，也成了中国文学最辉煌的瞬间。当后人谈到赤壁时，嘴上念叨的是曹操、周瑜、孙权这些穿越历史尘埃的风流人物，而脑海里浮现的，必定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景象。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把宋词这位大家闺秀，从深深的庭院里请出来，暂别风花雪月，儿女情长，转身走向梁红玉的校场，穆桂英的大帐。可东坡觉得赤壁的江水山石，远远不是一首的《念奴娇》能吟唱得了的，所以，先生挥动他的如椽巨笔，扬扬洒洒地又写下了两篇《赤壁赋》，终于，赤壁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中，在“明月之诗，窈窕之章”中，被牢牢地镶嵌在了中国文学的版图上。而东坡，也从“吾生之须臾”和“长江之无穷”的纠缠里解脱出来，如同达摩祖师在万顷茫然中一苇渡江那样，驾一叶扁舟，满载着“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驶出赤壁，驶出黄州。几经辗转，东坡竟又回到了杭州，由当年的通判升为今日的太守，卸去满身风尘的他已经脱胎换骨，可抬眼望去，无人打理的西湖却变得黯淡无光。好在，如今的东坡已不是初到杭州的那个只会吟诗作赋的苏轼，黄州的躬耕生涯里，他给自己播下的务实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他带领杭州人“浚西湖，聚葑泥，筑长堤，自南之北，横截湖中”，又“夹植桃柳，中为六桥”。东坡留给了西湖一道风景，一个记忆，而杭州人像当年把白堤送给白乐天一样，也把这道长堤慷慨地赠给了东坡，从此，苏堤的绿柳呼应着白堤的红桃，白堤的残雪也眺望着苏堤的春晓。再到杭州的东坡，搁下了笔墨纸砚，收敛了年少时的锋芒，一头扎进烟雾缭绕的江南佛国。可谈经论道的东坡依然那么幽默风趣，一点也不像个严肃的居士。这也难怪，他本来就是寺院里点染了凡心的和尚，也是红尘中通明了禅意的常人。又是一年草长莺飞，“苏堤春晓”应该已经吸引了无数慕名的游客，有追逐蝴蝶的孩童，有携手并肩的情侣，有相互扶持的老人，他们或在清晨寻觅雾霭中的栖霞岭，或在晌午眺望湖光上的小瀛洲，或在黄昏凝视夕阳下的雷峰塔。可当我走过苏堤时，在某个角落里，先生的雕像正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风风雨雨的岁月，静静地伫立着，一立就是千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