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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说：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逝世，享年74岁。 今天，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一起看看，张爱玲那些故事背后的世界。 1942年夏，张爱玲与她一生的挚友炎樱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开始了写作生涯。1943年，张爱玲经由当时月刊《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之手，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在上海一炮打响文明。此后她连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等小说，名噪一时。 张爱玲和炎樱 这个天才少女的横空出世，惊艳了当时主攻法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傅雷。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了《论张爱玲小说》的评论文章，由此揭开了张爱玲研究的第一页。傅雷在文中着重点评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两部作品，肯定了张爱玲在当时盛行的斗争题材——宗法社会斗争、旧礼教斗争、资本主义斗争中对“情欲斗争”的开创和突破。
傅雷之后，便没有人宣扬张爱玲的文名。在1952年-1978年长达近30年的时间内，张爱玲一直都是一个游离于文学史之外的边缘人。直到夏志清教授在发表了《论张爱玲小说》后，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三十多页的篇章为张爱玲正名，并盛赞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这个头衔的加身甚至使张爱玲获得了凌驾于鲁迅的地位。 夏志清为张爱玲的文学史提名后至今，海外张爱玲研究一直存在着“三家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可以说，读张爱玲，他们是最懂行的三个男人。如今张爱玲及其作品所为人熟知的标签，也正是始于他们之口。 夏志清：将张爱玲写入小说史的第一人 夏志清（1921-2013），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其《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 “华丽、苍凉、世故”这些后来人评价张爱玲的高频词汇，其实都是源自夏志清的批评主张。张爱玲的小说意象丰富，夏志清第一次提出“华丽”这个词，来精准的概括，包括张爱玲作品意象群众的“月亮”意象，也是夏志清首创对其进行解读。同样，也是夏志清最先提出张爱玲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苍凉”，后成为许多人对张爱玲的标签性印象。张爱玲笔下多悲剧，多选取世俗的人情爱欲对，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张作品的震慑力，多数源其对于人情世故的渗入肌理的悲剧性描写。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用了极大的笔墨分析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对于《金锁记》，夏先生盛赞的是张爱玲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和道德意义。《金锁记》塑造了一个悲剧的女人、恶毒的母亲曹七巧。作为一个女人，她嫁给一个残疾的丈夫，欲爱而不能，像疯子一样被折磨了30年后，她变得扭曲乖戾。作为婆婆，他破坏儿子的婚姻，折磨儿媳致死；作为母亲，她诬陷女儿吸毒，亲手断送她的幸福。这样一个疯狂的女人本该被人唾弃至死，张爱玲只用一个动作便完成了她的救赎：“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便是夏志清肯定张爱玲不同于当时左翼作家的地方：“张爱玲并不标榜什么主义……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
也许当年傅雷真的一语成谶“才华最爱出卖人”、“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如今谈起文坛巨匠张爱玲，也难逃两处“败笔”——《秧歌》与《赤地之恋》。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态度，多数人选择唯恐避之而不及，要么悬而不置，要么一批到底。 《秧歌》正出现在绿背小说的高潮中，它本身也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绿背小说。小说的中心故事是中共新政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土改积极份子金根成了抢粮暴动的带头人，惨死在中共的枪口之下，隐含着一种政治诅咒。《赤地之恋》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写农村土改，后半部分是三反。 直到现在，这两部卷起政治风云的作品的评论风气依然没有解禁，而当年的夏志清，却是第一个将《秧歌》与《赤地之恋》捧上风口浪尖的人：“张爱玲的野心更大，要包括更广的范围：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盘托出来。为了求报道详尽，她有时甚至天真地用“流水帐”的记载方法，要把她在赤区所所闻的一切，一一告诉读者。” 夏志清大胆、独创的批评主张，亦影响了许多人对于这两部“禁书”的看法。龙应台在《一支淡淡的哀歌》中写道：
然而也有众多的评论家，认为夏志清力挺张爱玲本身就是出自一种政治的行为，而非文学的考量，曹征路先生在一篇文章《要科学，还是要玄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
没有争议的女人不风流，激不起浪花的作家最无用。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解读将张爱玲置于文学史的漩涡之中，逆水行舟却也激流勇进，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如今已是毋庸置疑。《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空白的填补，也建构了另一套抗衡于主流的个人文学史的书写。 李欧梵：“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李欧梵（194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研究张爱玲作品有《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范柳原忏情录》等。 如果说夏志清将张爱玲领上了文学史的舞台，那么李欧梵便是将张爱玲与都会上海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张爱玲说：“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因此，在张爱玲大量的作品中，都依稀可见上海小市民的影子，她也曾坦言，很多故事虽是以香港为背景，实则是为上海而写作。李殴梵对张爱玲的解读，将其投身于她挚爱的上海，并曰其“沦陷都会的传奇”，围绕“摩登”和“现代性”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展开。
此外，李殴梵还提出，张爱玲对于电影的极度狂热，使得她的电影如同一个“电影宫”。不懂得看电影那些蒙太奇或长镜头，不懂得电影编剧的套路，你就无法体会张爱玲作品的妙处。
王德威：寻找“张派”的传人 王德威，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2004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现代抒情传统四论》、《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等。 与夏志清、李殴梵等人将目光聚焦张爱玲作品本身不同的是，王德威将张爱玲的创作当成了一种现象，并将其创作风格称之为“张派”，张爱玲是名正言顺的“祖师奶奶”。
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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