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开放了，为什么女性却不敢生了？

“如今大陆已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减缓老龄化进程。但是，观诸东亚各国，过去20年为刺激生育率回升所做的努力，似乎多数呈现徒劳无功的结果。”

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沪台妇女文化周专题论坛上，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副教授陈玉华的担忧，引发了沪台两地专家的思考：仅靠放开二孩政策，是否足够解决少子化问题？

儿童教育重压下，家庭再生育意愿不强

陈玉华在研究中发现，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基本是同步的，即低生育率就意味着低结婚率。而取得高等教育学位对于两性结婚机会的影响大不相同，其中女性晚婚或不婚的比例与大学或以上教育程度有直接关联。

 

她调查1960年-1989年出生的台湾女性曾婚率（有过婚史）时看到，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晚婚或者不婚。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无论再高的学历，结婚率都在70%以上。如今，“85后”女性，大学及以上学历曾婚率不到15%，且初婚年龄大多都在25岁以上，甚至更晚。她推测，未来台湾或许会出现所谓的“9034”现象，即1990年代出生的人里，可能会三成没有小孩，四成没有孙子。

 

“现在，上海家庭的生育观念已由政策导致的强制少生变为由观念导致的自愿少生。”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李苏华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压力，儿童教育的压力也是导致不少家庭生育意愿无法转变成生育行为的一大主因。

 

李苏华说，很多家庭不愿再生二孩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找不到理想的公共托育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近几年0-3岁儿童家庭照料的比例高达99%，其中90%是父母和祖辈联合照料，只有0.2%的儿童送过托儿所。“绝大多数幼儿园都没有托班，导致0-3岁的孩子入托无门。”她说，上海托育服务资源基本集中在民办幼儿园，0-3岁孩子托管服务的社会资源也很欠缺，根本无法满足上海50万0-3岁儿童家庭的需要。

父母健康与子女“红包”没多大关系

在专家看来，公共托育服务的不足，使得儿童的照料和养育都由家庭承担。对于一般的双职工家庭而言，一旦有了小孩，女方职业势必受到影响，长期而言会恶化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在夫妻双方都工作的情况下，孩子出生后由谁来照看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且不说祖辈已不健在或是年事已高，无法帮忙，即使他们可照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一家五六口人需同住一屋檐下，居住环境略显局促，经济压力并不会随之减少。”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看来，女性很难做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女性有一个‘性别税’——作为女性，职业生涯或多或少会被生育孩子所影响。有的女性因为事业心强，或不敢放弃固定工作的收入，或担心职位受影响，即使想生孩子，也不敢生。”在一些专家看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性别税”叠加，他们担心女性就业会受到不公正待遇。政策放开后，不少女性也表示不敢“跃跃一试”。

 

如今，不少生育二孩的家庭，更多借助于雇主家保姆来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据统计，2014年上海住家保姆的平均工资为每月4742元，同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有每月3976元。根据李苏华的调查，对收入不高的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他们对公共托育支付费用的期望值在每月2000元左右——这样的价位，才是他们可正常负担的，“能否获得儿童照料支持，成为生育或再生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要有‘儿童优先’共识，像办幼儿园那样办好托儿所，建立一个政府责任明确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蔡明璋报出了一组调查数据。他曾四次追踪调查上海、浙江、福建三省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发现有50%的受访者给过父母生活资助，每月平均数额仅百余元。“中国成年子女将固定收入的一部分给父母作为孝亲的习俗，正常情况下不会无故不给父母。这侧面说明了中国大城市存在育儿成本过高的情况，经济资源向下倾斜，自然就没有多余的钱给老人了。”杨菊华说。

 

成年子女收入高，给父母的生活资助会更多，这并不奇怪。蔡明璋在调研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父母的健康与否，并不受子女资助多少的影响。不少受访老人表示，子女给的生活费或逢年过节发送“红包”大不大，并不非常影响他们的心情或健康。或许，对老人来说，子女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才是他们更乐于看到的。当然，如果子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则更令他们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