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金简大揭秘”系列之四 武则天身高166.66667厘米？
http://www. 大河报 B20 厚重河南 2007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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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于茂世
１９８２年的初夏，屈西怀捡到“宝贝”的消息冲天而“飞”。这一“飞”，就从嵩山“飞”到了泰山。
那时，登封县城的电话都是手摇的，而屈西怀所在的王河大队，更没有任何通向外界的现代传播工具。这一“飞”，“飞”得蹊跷，难道真能“飞”到千里之外的山东？盗购武则天金简的家伙，难道真是山东的文物贩子？
在山东文物贩子飙天价、书血盟，把屈西怀的魂儿都吓丢的时候，嵩山脚下的登封，自上而下，除唐庄公社王河大队的几位社员外，５ ０天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耳闻什么风声雨声！
这似乎不合乎信息的传播规律。
“山东的文物贩子来到登封盗购金简，这只是一种说法。也有人说，是巩县（巩义）人听到金简的事儿，转告了山东的文物贩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王河大队毗邻巩县。”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说。
总之，屈西怀被打扮成捐献文物的先进人物后，有损于“登封形象”的有关武则天金简的流言蜚语，没能在这块土地上诞生。
屈西怀成为炙手可热的先进人物、登封人民的榜样，按照那个时代的逻辑，给他安排一个下井挖煤的工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何况登封煤窑多多！
但在登封县主持召开了一个万人表彰大会后，屈西怀又回归到他往日的生活轨道上，领导们也似乎忘记了给他安排工作的应承，他仍耕田种地，年复一年，直到今天……
１９８２年，登封县以１５００元“了结”了与屈西怀的恩怨是非，这与２００６年登封市以一辆价值１００万元的豪华轿车奖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惊人雷同——当释永信站在轿车前会心一笑时，坊间知情者与媒体的解读，竟然大相径庭。释永信方丈的“笑傲江湖”，可以说与一位出家人的“贪财”毫不相干。但与释永信不同的是，屈西怀在领到１５００元后，成为不折不扣的失落者，媒体很快把他忘得近乎一干二净，他连个下煤窑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到手。
在传言和舆论面前，屈西怀与释永信的“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登封县（市）驾驭舆论导向的能耐，可谓炉火纯青——坊间流传，屈西怀因为“贪财”，非向领导要钱，也就是那１５００元的奖金，所以他没能得到一份工作。而屈西怀则有口难辩：“我信球（缺心眼）呀？要１５００元？（东西就）给拿走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领导“食言”，不给屈西怀安排工作，让屈西怀“含冤”，而他却有“冤”不辩。
“当时怀疑他剪了金简，公安部门审问他，他死也不承认。当然，他害怕戴上‘破坏文物’的帽子，那还了得！”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说，“另外，他也没有提供有关文物贩子盗买武则天金简的任何线索。”
也许，就是在这博弈中，双方达到了一种均衡——政府奖励他１５００元，把他视为捐献文物的先进人物；而他，也就此不敢再向政府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
登封县轰轰烈烈的造势，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屈西怀人在江湖不言真相，也是应该尊重的。但无论如何，还原武则天金简的本来面目，都是我们认知历史的需要；而掩盖真相，恰恰让我们难以走进历史的天空。
“禹步”是洪水时代的标准尺度？
“以身作则”简单明了，妇孺皆知。中国度量衡源出“以身作则”。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可以用一个人来“衡量”的，而“衡量”这个世界的人，自可为纲为纪。
关乎度量衡与这个人的“天人合一”，最早、最经典的记载是《史记·夏本纪》：“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 穆穆，为纲为纪。”这段话译成白话文，约略是：“禹为人聪敏机智，能吃苦耐劳，他遵守道德，仁爱可亲，言语可信。他的声音就是标准的音律，他的身躯就是标准的尺度，量、衡之器也都是以禹之身为标准制定出来的。他勤勉不倦，庄重严肃，堪为典范，纲纪四方。”
律、度、量、衡都是以禹为标准制定出来的，这是《史记》经典注释者的经典解释。以禹的身高、重量作度量衡还好理解，而禹的声音被《史记·索隐》为“应钟律”，就有些费解了——禹的声音，怎么就和“乐”挂上钩了呢？他的讲话，怎么就成了律吕的标准呢？
在这儿，礼乐征伐皆由天子出，也许影响了《史记》注释者的解释。《史记·夏本纪》说的这段话，其历史背景是，“尧崩”舜继，于是舜命禹：“女（汝）平水土。”此时此刻，禹只是舜的一位治水“特派员”，若把其“声为律”解读为“他的声音就是标准的音律”，是不是有些夸张呢？
在舜下达给禹治水任务之后、禹开始治水之前，司马迁写下的这段话，如若按照逻辑解读的话，说道的无非是“大禹治水”前的动员与准备——在这儿，司马迁首先肯定禹是一位合格的治水领导者；接下来，“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是不是大禹治水的技术准备呢？而“穆穆，为纲为纪”，是不是说以禹的威望与技术准备，他能够胜任领导四方治水的工作呢？
照着这样的思路解读，“声为律”可能是以禹的声音（讲话）为“标准音韵”，也就是说，治水需要推广“普通话”——在文字标准化之前，中国似乎还该有个语言标准化的进程。
大禹治水是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奋力而起的第一次天下总动员——没有语言标准化，不可能有顺畅的交流；没有顺畅的交流，即便大禹的治水思想再先进，在部族利益的纷争中也难以又好又快地落到实处……也因此，语言标准化或者说思想的统一，可能比治水技术层面上的度量衡标准化更为重要，这该是“声为律”摆在“身为度”之前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治水也迫切需要统一度量衡，没有这，禹就难以对治水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不能进行统一的工作管理，那么禹的治水，就有可能如他的父亲（鲧）一样，走向破产。
禹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语言与思想交流的障碍；禹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躯，都是衡量治水工作的技术标准——如此，在大禹治水时，天下被整合为一局大棋。
“身为度”，是说禹的身高就是丈量治水工作的一把尺子。但作为领导者，禹检查、验收工作，当然不能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翻跟头打滚，丈量哪儿的工作量——禹也许一如现在的领导人，是迈着庄重肃穆的步伐，检查工作的。
禹这么一走，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工作给检查了，什么人也别想骗他。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禹步”就是一把尺子——“身为度”在此被禹转换为“禹步”为度，因为人的“一步”与自己的身高相当。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也许这句话太流行了，以致“跬步”发展到现在，竟然是“一步”了。在古代中国，“跬步”只是跨一次脚，是半步而不是“一步”；左右脚各跨一次，才是“一步”。其实，这种解释还是不那么精准——在街头、田间散步，就是“积跬步”，而不是“一步”！
“步”是什么？其实就是“禹步”。因为散步时，即便走了“两步”，还不是你的身高；但走一“禹步”，是你的身高，是“身为度”。
“禹步”是怎么走的呢？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爷爷迈开大步丈量土地，但见他走得有劲，却很不自然。为什么，因为“禹步”是“瘸子步”。
古文献说，大禹治水时积劳成疾，得了偏枯（半身不遂），因此禹走路，两条腿不能前后交替，只能一腿前迈，一腿拖行。这种步式，遂称“禹步”——大禹偏枯，是先秦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就是这“瘸子步”划定的。“禹步”的基本步法是“禹步三”、“三步九迹”，禹走三步留下九个脚印，是谓“九州”之来源。
南开大学李剑国教授认为，“禹步”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但绝非一个疾病概念。“禹步”神圣，俗巫多效，而巫行跛步，只不过是对“禹步”的一种模仿。道教对此更是大加附会，认为“禹步”乃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
其实，“禹步”与一般巫舞舞步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程式化步法，《抱朴子》曰：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并步）。如此，三大步走过，留下九个脚印，长度当是二丈一尺。
“一步七尺”，三步“合二丈一尺，顾视九迹”，这既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相吻合，也与道家的“三元九星，三极九宫”相照应。如此，“禹步”是法天地造化之象与日月运行之度，“步罡踏斗”是踩于北斗九星之上与置身三极九宫之中。
在这神秘主义的笼罩下，武则天把金简投向了“禹步”的起点、“配天作镇”的嵩山——这也许就是她为什么定在中岳嵩山向上天告白，“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
金简是举世罕见的标准唐尺？
非踏“禹步”，难通上天。
神秘兮兮的“禹步”，让记者越来越难以解读下去。再说太过关注“禹步”，似乎也有些偏离主题。记者之所以在此费了些笔墨，当然不全是为了张扬武则天嵩山投金简的神秘。说到底，还是为了借“禹步”、借“身为度”，把武则天金简拉回平凡的世界，把其还原为大唐时代的度量衡——唐尺。
依据《旧唐书·礼仪志》，唐高宗封禅泰山时所投的玉简，形制当为“每简长一尺二寸，广（宽）一寸二分”，这与道教经典所载的所投龙简的形制非常相似。南朝刘宋的道教领袖陆修静道士（４０６年~４７７年）在其撰写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曾明确规范过“投龙之仪”：凡简长一尺二寸、阔（宽）二寸四分。唐高宗封禅泰山所投玉简虽未发现，但从《旧唐书·礼仪志》中我们可以知道，封禅玉简与道家龙简相较，长完全相同，只是宽减去一半。
封禅是道家味道非常浓郁的国家大典，虽然有道士参与其间，甚至做过高级顾问，但这还不是纯粹意义的道家行为。武则天投简嵩山，虽与嵩山封禅难脱干系，但从“乞三官九府除武 罪名”看，更是一场纯粹意义的道家行动。何况，从金简落款“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看，此次投简执行人胡超，不是朝廷官员，而是一位道士。而这次行动，很可能就是道士胡超一手策划的。
武则天能把自己祈神求仙的圣事委予胡超，可见胡超绝非等闲道士。作为一位“自云数百岁”的“洪州（江西南昌）道士”，胡超效法南朝道教领袖陆修静的“投龙之仪”，将武则天金简规制为“长一尺二寸、阔（宽）二寸四分”，也顺理成章。
问题是，胡超打造金简，是以武则天“身为度”，还是以“唐尺”（准确地说应为“周尺”，因为武则天已经建国大周）为度呢？
此次嵩山投简，从金简内容看，可以说是武则天的“嵩山私语”，完全是她的一次私人行动。在金简上两度虔诚地刻下自己的名讳“武 ”，也是她“私人行为”的一种证明。更何况，落实投简的事，也不像封禅那样，动用的是朝廷官员。
把“”字与金简上的其他刻字相比照，还不难发现，“”要比其他字小得多。因此，有学者提出“”是后来补刻的；“”刻得之所以小很多，也是武则天虔诚向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敢写皇帝的名字，都是死罪，那谁还敢“冒女皇之大不韪”，把“”字刻得既“丑”又小呢（“丑”是相对其他刻字而言的，从刻工上看刻写“”字者似乎未受过专业训练）？也因此，有学者提出更大胆的猜想——“”，是武则天自己的名字，也许是武则天本人后来补刻上去的。
猜想虽然难以证实，但嵩山投简是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虔诚中实施，则毫无疑问。而在宗教事务中一向以“复古”为能事的道，其道士胡超效法大禹，以武则天“身为度”打造金简，则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武则天效法成汤乃至她自认的祖先周公，借此“身为度”象征自己质于上天，以求神灵除罪保佑，还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按照金简长一尺二寸、宽二寸四分的规制，武则天的身高应是１６６．６６６６７厘米——这个数字，是从河南博物院发布的金简宽为８厘米推算而来的，具体推算步骤是：１÷０．２４×８=３３．３３３３３厘米，这是一唐尺的长度；唐代一步五尺，那么，３３．３３３３３×５=１６６．６６６６７厘米。而这１６６．６６６６７厘米，正是武则天的身高。
河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康国义认为，关于１６６．６６６６７厘米，更应视为大唐男性公民的平均身高，而不是武则天本人的身高。
如果按康国义先生的解读，则会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那就是在盛唐时代，一尺=３３．３３３３３厘米！这唐尺的长度，与当下市尺等值！
盛唐时代的尺子有这么大吗？唐代男性的平均身高有这么高吗？
王国维等大家先前对唐尺遗物的研究表明，一唐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３１厘米，这该当何解释？难道武则天金简，能够颠覆王国维先生研究所得的大唐的“尺度”？
从金简内容看，嵩山投简可说是武则天的“嵩山私语”。而胡超效法南朝道教领袖陆修静的“投龙之仪”，将武则天金简规制为“长一尺二寸、阔（宽）二寸四分”，也顺理成章。至于胡超打造金简是以武则天“身为度”，还是以“唐尺”为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图为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武则天金简。 牛爱红 摄
网络版编辑：实习编辑连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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