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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重要。 2．《荷马史诗》以来，诗歌的叙述功能逐渐剥离，当代诗人很难在长诗中保持足够的张力。我确实只喜欢短诗，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现代抒情诗根本没有过时，它的潜力有待人们发现。当今“抒情”几乎已经成了贬抑词，那完全是误解。 3．作家的写作应与生活保持古老的敌意，包括应与这个世界、母语以及作家自己都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佳作便诞生于这份紧张之中。 4．我所试图描述的外在风景或许多少像面镜子，危险在于作者是否能从中看到自己。说到写作，其实更主要来自内部的动力。这动力神秘而难以言传，往往要回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在那遥远的经验深处，诸多潜因盘根错节，任何描述都会是徒劳的。 5．写作与生命，于我，有一种平行交错的关系。当我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中，往往是诗歌离我最近，有时带着历史的愁容，听我倾诉，帮我渡过一个个难关。 6．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如果有意义的话，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在桌上，文字越过边缘，甚至延展到大地。如果说，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 7．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这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 8．说到宿命，其实诗人和语言之间就有一种宿命关系：疼和伤口的关系，守夜人与夜的关系。如果说什么是这种宿命的整体隐喻的话，那不是觉悟，而是下沉，或沉沦。写作的形式，显然与这种沉沦相对应。 9．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与缺憾”的问题所在，即在中国新诗的传统中，要么缺少真正的忧郁，要么缺少其载体。这样说似乎有点儿耸人听闻，但细想想是有道理的。你看看，如果一个诗人不是被悲哀打倒的人，他能写些什么呢？而那些被悲哀打倒的人，往往又找不到形式的载体。回顾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历史，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我想这和我们民族总体上缺乏信仰注重功利及时行乐的倾向有关。 10．写作是孤独的事，总想着露脸，能写出好作品吗？ 11．这（文学圈的粉丝文化）是一场商业化的阴谋，作家和读者形成了共谋的关系。最危险的是，作家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写作原来也可以赚钱。 12．作为诗人，我永远不需要粉丝，也是反粉丝的。再说，诗歌是文化的标高，它不需要被很多人接受！ （根据北岛各种访谈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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