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为德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刘金祥 当今时代是一个文化产品繁盛勃兴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生产者灿若星河的年代。在市场逻辑和商业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下，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消费者的视野。在市场中，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种用来交易的商品，无论是作家出书还是画家售画，抑或导演拍影视剧等行为，都是知识产权被社会的认可与转让。但笔者想说的是，如果将文化产品作为智慧结晶加以审视，它首先是一种心智行为，是无形的精神价值与有形的功利因素的结合物，若用价值尺度进行评判，文化产品的第一要义应在于人文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在当下这个注重功利讲究实用的社会生态中，更应厘清文化产品“有”与“无”的辩证关系，秉持文化产品的人文属性。 黑格尔说：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动辄惟金钱至上。毋庸讳言，有些人即沉湎金钱耽于物欲，无视精神生活“有无相生”的主要属性。无论何种文化产品，就其本质而言，均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征，均是天地之心的彰显。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其意就是只有将文心与天心相贯通相融汇，文章才能传之久远，它表明最高境界的文化生产是在遵循道德律令下完成的。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曾指出：“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在我心者神圣之道德”，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生产或精神劳作，往往听命于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的感召与吁求，所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笔者昔时初次接触章太炎《訄书》时，竟不知“訄”字作何解释，后来借助康熙字典和相关研究文章，才知晓“訄”乃急迫之意。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身份是学者，当时年轻气盛，其写《訄书》原本是通过治学为文之道，表露和阐述自己民族主义革命的理念和抱负，于是他早期的学术研究辉耀着浓郁的时代色彩，昭示着高远而深彻的社会理想。待到他晚年心境平和淡定之时，遂只追求学术研究本身，并将《訄书》中若干针砭时弊的文章摈落，重新命名为《检论》。鲁迅对章太炎前后抵牾的处世态度是持批评态度的，且指出“这种做法其实是要吃亏的”。 中外文明史表明，当时代发生重大变革、国运面临不测时，种种内忧外患便自觉不自觉地在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那里得以反映，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写作（或创作）目的。同时，鉴于这种动机更多是不自觉或下意识的，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得已”的精神状态。孟子在谈到自己好辩时曾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曾引征《论语》中“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一语，向后人阐明孔子、庄子等圣贤代天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写作动机。当知识分子的心绪心事与整个时代、社会及其人生际遇发生紧密联系时，就会不期然地生发出一种“心事浩渺连广宇”的旷达而超迈的心境。今天我们读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苏轼、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等文化先辈的著述，能够体味和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思想魅力。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有过这样一段内心倾诉：“夜九时候，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感时忧世的鲁迅写作此文时正值悲怆凄楚的1927年，此文是先生心迹的真实表白与自然流露，体现出对时代与人生深切的省思与激愤，远远超出普通知识分子嗟老叹卑式的感慨。这种省思和激愤超越了功利与欲念，构成了鲁迅作品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这种既“充实”又“空虚”的省思与激愤潜蕴着“有无相生”的属性，也成为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诸多优秀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钱钟书先生曾深刻地提醒世人：真正的文化产品，都具有非商性的特征，强迫文化都纳入商业化的机制，这只会给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些世俗的有形的东西如果没有无形的精神来制导与净化，社会的世俗产品也不可能得以长久。有些文化产品制作，弥漫着浓厚的世俗气味，它凭借商业与传媒的力量，正在构建一种新文化专制力量与“权力话语”，即使某些文化产品尚存一点闪光灵异之处，也被个别经销商狂炒一番后几乎销蚀殆尽，沦为文化商人们的营利工具，原本具有美学价值和人文质素的文化产品经此“包装”，大都失去了应有的格调与品位。所以在文化发展繁荣的今天，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将道德感召和格调品味置于创作之先。（刘金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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