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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非文中人物，来自网络 给曾经和现在的老师们 教师节快乐 明天是教师节。 今天中午，和一桌作家吃饭，我的身份是媒体人，主办方介绍的时候，只念单位的名称。 我的右手边坐着朋友孙智正，他比我大一年，但也是同龄人。念他的名字，“青年小说家孙智正”，他鼓掌，也没有站起来给生人熟人看看。今年我正式出版了两本书，算是作家了吧，在很多人那里，我的身份还是媒体人，这是近十年攒下来的名声，一时难改掉的。 因此，吃完饭回去，我没有得到送给作为嘉宾作家的两个茶饼，小说家石一枫开心地挂在胸前比着的那两个，三寸左右的。这是我当时的身份造成的。 “陈老师”，我的父亲，今年六十大寿，正在准备着我弟弟的婚礼。 我弟弟三十三岁，还没有正经工作，靠烧电焊养活自己。我也没有帮过他什么大忙，有时候想起来，心里有愧疚的。 这倒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父亲今年六十岁，他前年动过一次小手术，身体就渐渐不好了，比起前几年那个额前闪光的父亲，显然是不如了啊。我的一位近亲伯伯也和我说过：严彬啊，你爸爸这两年的身体，真是不大好了啊！ 我那时在千里之外就觉得，他老了。早些年，我父亲是有腹肌的人。 他也曾是一位乡村教师，和我去世的母亲一样，八十年代的乡村教师，九十年代的代课老师。虽然我父亲自八十年代初，我出生后几年，就放下教师工作不做，第一次辞职回家，勤勤恳恳做了农民。我母亲也跟着回来了——天知道他们当初怎么想的。发财致富。 我的死去十五年的爷爷曾和我说多次：他们当初不听话啊。 他说的是我的父亲和我母亲。他们怎么能双双辞了老师不干，回来做农民？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 我也不知道。 辞了乡村教师不干，我也就成了农民的儿子，从小被逼着去做农活：拔秧，插秧，我是七八岁就学会了的。和我弟弟比起来，从小我就是瘦弱的那个，力气小，学会了做饭。八九岁——也许吧，我常常和妻子说——我可以在双抢期间提前一个小时回家，开始做饭。 我父亲做农活是很弱的，这是平心而论，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大概都是这样觉得。记得父亲常常在田埂上走来走去，担担子，担不了重的，我们在田里插秧，他去别的田里插秧，总是要很久才能一个来回。那时候我和弟弟虽然年纪不大，但我心里也会想：如果我们五六个人（早年爷爷也会去插秧，我姑姑也时常来帮忙）都像我母亲那样手脚麻利，多好，那样速度就快多了。 我父亲就是那样，直到现在六十岁，似乎都活在一种飘飘荡荡的状态里，自己似乎高出地面几厘米。他也渴望发点财，只是没有财运。我不是说他的坏话，这是他的人生，就像我如今飘飘荡荡在文学里一般——谁能来说我们，并让我们改变习性呢？如果，如果当初他们还是教师？ 如果当初他们一直做了乡村教师，也许我会和彭小舟一样，成为一个学习更好的人，他考清华，我上北大，两个人对门在北京站着。 当然，人生不是这样走的，尽管在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前后，我父亲又被返聘回去，重新做了教师，代课教师，依然没有让他摆脱后来做回农民的命运。 而我的母亲，早已经习惯了常常独自坐在自己家门口，搬张木头凳子坐在外面，发呆，叹气。我为她写过几首诗，有几句提到这个： 她是孤独的 坐在门头叹气 是一本小说的中间部分 有时候她给我钱，给我饭盒 有时候骂我—— 她的忧伤看不到尽头 月月坐在门口等我回来 远处的草绿了 远处的草黄了 远处的草枯了 我认得她和木门构成的影子 她从不说孤独，不说穷困 她只说每个月没有钱 她的头又痛起来了 ——《给母亲的十四行诗》 她就是这样。在她去世前后的很多年前，我觉得我很能体会她的心境。当然，我不能帮她什么，尽管我带她在北京几家三甲医院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情况还是没有好。医生总是会在安排了一大堆检测后说：没什么，不是大病，没有癌症。 我唯一没有带我母亲查过的是精神科。后来我想，如果查了，她也许不会那么早死掉吧。 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不能假设。现在我父亲已经六十岁，我弟弟即将结婚，我母亲已经去世七年，我离开湖南已经十一年了，我离开家已经十五年了。想起小时候，我父亲总是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书，读出去。 如今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 如今我父亲和一位同时代的阿姨又结合在一起生活，她叫他“陈老师”。这是我父亲半辈子以来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在他生活的世界总算拥有一点稳定的名声——而不是财富——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丢掉过，尽管他早已不是老师了，那所他和他妻子工作过的学校，也早就改成了敬老院，后园是一片荒草，长得那么高。 （作者：严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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