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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里的“奇怪”先生们 来源：清华大学小研在线（ID：xiaoyanthu） 编辑：学妹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于清华园内，轻启历史长卷，我们便会知晓梅贻琦老校长“所谓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一言之真正含义。百余年间，大师们设帐清华教大同，以自己精深之学问、开阔之视野、严谨之态度，为清华，乃至全中国开创了荟萃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今日，小研就带领大家走近这些自强不息，坚毅拼搏的老先生们，领略他们高瞻远瞩和独树一帜的教育观。 “三不讲”先生  清华国学研究所开办时，陈寅恪在国内属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可就是这么个“三无“学者在游学海外近三十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却未曾拿一个学位。他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这个“三无”学者到清华开设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时，以奉行“三不讲”主义而闻名：“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这个不囿于世俗观念的学者进而被称为“三不讲”教授。正如他日后在王静安纪念碑中所书，“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追求的学术和教育是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三不讲”主义看上去有几分不通人情和傲气，而正是这种独立创新的思维方式和严谨苛刻的教育模式，他才剔除一切桎梏，精于学，优于教。 “蝉鸣”先生  
“蝉鸣”先生笔下的荷塘月色“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与其他人所见所感所言不同。而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都记住了。有一次，一个学生没来上课，第二天走廊上看到他的背影，便叫他的名字，问为什么要缺席，吓得那同学连忙道歉，从此再不敢逃课了。 他改作业也和在中学时一样十分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是否应该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从不看教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则反，认为学生是珍视老师评改的。俞平伯立即掏钱请人到街头买一包花生米，结果发现那包花生米的纸张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抓住这个证据，乐得哈哈大笑，朱自清却不认账，认为这仅是特殊现象，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实事求是，谦逊严谨的朱自清先生对于学生的重视和信任正是教学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八哥”先生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因熟练掌握了33门语言，而被誉为“八哥”先生。作为人类历史上文理兼修的典范，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自赵元任门下，他1926年夏天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随赵元任学习语言学。 王力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是在梁启超和赵元任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写成的。梁启超给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他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总批：“精学妙语，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论文中还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的做法正好与梁启超相反，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没有一句褒语。 若干年后，王力为纪念赵元任去世，出版这篇论文。他在《序》中说：“我们要像梁启超先生那样鼓励我们的研究生，使他们有信心攀登科学的高峰；我们更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严格要求我们的研究生，指出缺点，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 “我不懂”先生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流。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曾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向其求教，就住在他的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讲课之时，遇到某些问题，他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 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尚未考虑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此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 “我不懂”三字，看上去有几分敷衍，实则是王老对学术的严谨和务实，对学生的信任和鼓舞。 “体育”先生  清华西区体育馆南侧，在十一个国学大师和科学巨擘的雕像旁，屹立着唯一一位因体育而闻名的教授——马约翰的塑像。正是他建立了优良的清华体育传统，才有了之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无体育不清华”等理念。 时值乱世，中国人被打上了“东亚病夫”和“支那人”等屈辱的标签。那时清华已有强迫锻炼的制度，但仍有学生不愿积极、科学地锻炼。一到锻炼时间，马约翰就拿着小本子到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到外国时不被人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他还制定了至今看来仍很严厉的规定：学生在校学习8年，必须通过“五项测验”指标，从百米跑，到铅球，到足球篮球的基本常识——不过关者不能出国留学。 当年，著名学者吴宓跳远只能跳到3米5，而3米65是及格线。吴在被马约翰扣了半年，体育及格后才得以去美国留学。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刚入学时，身高只有1.49米，体重不到50公斤。在马约翰的督促下，钱伟长在大学期间从没停过一天运动，成为清华著名中长跑运动员。 作家梁实秋在毕业前的体育测验中，游泳一直不过关，补考时，他拼尽全力游完全程，才得到马约翰的肯定：“好啦，算你及格了。 科学家周培源也是在马约翰的调教下，获得过清华三个中距离赛跑项目的全校冠军。 是这位“体育”先生倾尽全力使得体育成为清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得那些有志之士，有才之辈能以健康的体魄去大展宏图，报效祖国。正如马约翰先生所说，“体育可以带给人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体育武装了所有清华人，而马约翰先生武装了整个清华。 清华历史上大师辈出，他们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一代代清华学子。导师是我们学术道路上的良师，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益友，他们值得我们铭记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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