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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449个故事 创造亚当 英格 2000年夏天，我在德国读书，因为一直没有排上学生宿舍，所以和两个男生一起租了一间公寓。两个男生住客厅，我住唯一的房间。我们三个人各自生活，除了厨房和洗手间，没有更多有交集的空间。两个男生中有一个姓蒋，比我小，所以我叫他小蒋。小蒋来自上海，有着上海男人共有的特点，节省、抠门、会过日子。小蒋有一项“神技”，经常晚上去马路边溜达，寻回来许多德国人丢弃的家具和电器。有一次，小蒋捡拾回来一台Grundig牌的电视机，这个品牌在德国人民心中，可是等同于“永久牌”自行车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尽管20年后这个品牌已经归属于一个家土耳其公司，但只要Grundig的招牌一出现，商品必定大卖。那段时间，那台电视成了公寓里学习和欢乐的源泉。小蒋因为特别擅长钻犄角旮旯，找寻有用的“废品”，颇得中国同学青睐，由此也在短时间里交上很多朋友。“ 一日，小蒋领回来一个男孩。男孩叫李，来自西安。李长得挺结实，皮肤黝黑，中等个头，说着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李笑起来，一弯明月样的嘴，很迷人。李到公寓里作客，我们聊起各自在国内时的生活，德语学习的状况，讨论DSH考试。那天，小蒋做了素菜，我做了荤菜，李带来一瓶红酒，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痛快吃了一顿。这是我第一次见李，萍水相逢。 两三个月过后的一天，小蒋和我提起李，说李经常和一些德国老头在一起，也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李是同性恋。但我什么都没有对小蒋说，小蒋一脸稚嫩和困惑地问我：“姐，你觉得他们干嘛老在一起？”我笑笑，回答：“喜欢呗。” 那个时代，同性恋对中国人，是个新鲜又令人惊恐的词。我不愿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小蒋，因为我觉得他接着会问我：“什么叫同性恋？”小蒋大学刚毕业就出了国，而我是工作后才选择出国读书的，人生的阅历上还是比他成熟，所以，我知道了真相，却可以守口如瓶。 2001年夏天，我怀孕六个月。孩子他爸同样是留学生，但不在我的城市，在柏林。我发现怀孕是2001年初的事。我问孩子他爸：“要不要这孩子？”孩子他爸说：“这由你决定。”我决定要这个孩子。在国内我动过子宫内膜异位手术，术后医生下了不孕不育的通知书，最后补充了一句：这也不是绝对，你还年轻，只要各种条件和环境适合，还是可以怀孕的。这个孩子就是那个条件和环境都适合的结晶，所以我打算要他。尽管我和他爸不能结婚，尽管我要成为单亲妈妈，尽管要独立抚养他，我也愿意把他生下来。于是，我在中国留学生里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后来，我和小蒋他们都有了各自的住处，我们各过各的生活。怀孕期间，我一直独来独往。孩子他爸在他的城市学习和打工，为了节省更多的费用留到我生孩子的时候用，他很少来看我。那时候，我住的房子是个阁楼。每天清晨五点，我都被楼顶的鸟儿们吵醒。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热牛奶，然后一边喝牛奶，一边从阁楼的窗户往外眺望。摩泽河在远方蜿蜒而过，河谷两岸是雾气浓稠的葡萄园。摩泽河谷地毗邻法国和卢森堡，盛产白葡萄，这里的白葡萄酒闻名遐迩。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从我的视野走入内心，我的内心藏着满满的焦虑和忧伤--单亲妈妈的焦虑和忧伤。 一日，我坐在大学旁的河边，看着鸭子悠闲地游弋。鸭子们穿梭于荒草间的身影，似嬉戏的情侣，接吻着，拥抱着。我看得发呆。 “你还好吗？”有人在身后说话，我扭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黝黑，结实，是李。 “嘿，你好，好久不见。可好？”我心里高兴起来。李在我身旁坐下。 “你什么时候生？”李也看着游弋的鸭子，问我。 “十月底啊，也很快了。” “今天，你来我家做客吧。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吃的”这三个字，让我两眼放光。从怀孕开始，我就没有吃过可口的饭菜，不是为了营养吃下难咽的黑面包，就是为了省钱买超市里打折的肉，几乎没有吃过鱼。我很怀念中国的饭菜，又因为是广东人，我更怀念母亲炖的汤。但在异国求学，一切得从俭，只要营养够了，就不去追求味道。 “好啊！”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的家门一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两只手。多年以后，我在巴黎的塞纳河左岸，看了很多关于这两只手的画。原来，它是从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中最着名的那幅《创造亚当》中截取下来的。那两只手，是灵与肉的结合，是颓废和力量的对比，是给予和迎接的交融。这幅画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萦绕，从未消散。 “我的爱人，是个男人。”李一边做饭，一边说。 “我早就猜到了。” “你怎么猜到的？你不觉得惊讶吗？” “以前，小蒋说你和很多德国老头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同性恋。没什么好惊讶的，就像你看到我未婚怀孕，独来独往一样，你惊讶吗？” “你知道学校的中国同学怎么看我吗？”李的声音很沮丧，“他们找来一个女生，对那个女生说，去，去睡他，帮他转过来。我觉得特别痛苦。” “他们不能懂你。你没必要难过，这是你的自由。”我对李说。 “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的男生总是在晚上熄灯后讨论女生，谁脸蛋漂亮，谁胸大，谁屁股大。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对劲。后来，我强迫自己和校花谈恋爱，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对女人感兴趣，结果，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我就吐了，觉得很恶心。开始想瞒着，忍着，可实在瞒不了，身体特别抗拒女人，一接近她，我就害怕，想吐。最后，只有老老实实告诉她。” “她能理解吗？” “开始挺痛苦的，她真的爱上我了。不过后来，她看到我吐，就觉得可能我真的接受不了她，慢慢就放弃了。” “你来德国，不单纯为了读书吧？” “是啊，想去荷兰的，那里同性恋可以结婚，但没有合适我的大学，所以先来德国了。” 李给我端上一碗鸡汤，我感动，好久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求学，怀孕生子，在那样的环境里，任何一丝关怀都会触发全身心的感动。人靠意志历练出来的僵硬和冷漠，在温情面前一溃千里。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好奇李的动机。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同样勇敢的人。不是吗？” 我去做产检，医生问我，你先生呢？我幽幽地回答：我没有先生。医生似乎像明白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你可以去领取一种补助，是宗教组织提供的社会救助金，如果不知道申请手续，可以找一个懂中文的德国人帮你，外国人也可以申请的。 “好的，谢谢你，我可以找我的邻居，他能帮我沟通。”我万分感激我的医生。从怀孕四个月开始，我就从宗教团体领取每个月2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8000元）的补助，那时候的2000马克对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上天的一笔巨大馈赠。 “我并不是勇敢，是到了想做母亲的年龄。女人和男人可以完全区分开来的，就是生孩子。我希望体验这种完整区别。我要在性别之轴的这一头，以身心彻底交付完成一个女人的角色。” “所以你是勇敢的。”李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我。 “你也一样。”我回报李以同样热烈的目光。 和李再见时，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我在初冬前第一场飘雪里生下孩子。孩子很漂亮，像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小猪的出生让我温情百倍，又坚强有力。在医院呆了一周后，我出院了。 我并没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去坐月子，出院后我马上推着孩子去上学。中国同学们都认为我是个异类，而我的生活在孩子的到来后更加忙碌和疲惫。 一日在超市买菜，有人叫我：“你好啊，孩子可好？”是李。我心里咯噔一下。李依然是如月般的笑容，只是笑容里多了酸楚，默默的，如同每颗石头滚动后必会留下伤痕一样，李应该经历了一些事情。 “坐坐？”李露出我熟悉的那种眼光，想找人说话。 “就一会儿吧，我呆不了太久，孩子要休息呢。” “我想把我的性取向扭转过来。”李的声音穿过氤氲的咖啡。 我吓了一跳，“为什么？” “我父亲病重，要我回家结婚。我从小没有母亲，父亲特别爱我，我们相依为命。”李的声音哽咽。 “可，你不喜欢女人，和任何一个女人结婚，对她难道不是一场灾难吗？” “是啊，可是，我能怎么办？我父亲，吃了很多苦把我养大，又送我出国。你看你自己，一个人养孩子，难道没想过孩子以后给你回报吗？”李的声音里有泪。 “我啊，我是为了自己做母亲把他生下来的，我为我自己，已经很自私了，所以我不会要求他再为我做什么。”我轻轻抚摸在童车里睡着的孩子。 “你说得容易啊。父母怎么会对孩子没有期望呢？”李声音里满满的绝望。 “那，你打算怎么扭转自己的性取向？” “我联系了欧洲艾滋病研究中心，看看他们是不是能提供一些帮助。”李一直低头搅拌咖啡，没有看我。 后来，我再没有见到李。我一直带着孩子读书，偶尔去和孩子他爸相见。 亚当是上帝的第一个创造物，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把手伸向他悲哀，无力的身躯-那仿佛是人类诞生的原生状态。我们出生时是无助，弱小的，父母的力量就像上帝的双手，它强大并饱含温情。父母把创造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当作他们毕生的作品。作为被创造者，我们似乎不能违抗创造者的意愿而存在。正如《创造亚当》中上帝的那双手，他伸出双手，是为了吸引亚当的目光，一种诱惑的魔力，把亚当引向夏娃，夏娃就藏在上帝的身后。 这种诱惑的魔力从我们出生之初就已经被赋予，强大而温暖像一管吗啡，它帮我们阻挡了疼痛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承担疼痛的勇气。 我们总是要脱离那股魔力，独自成长，独自强大，直到把自己历练成为具有强大而温暖的内在气质，能为周围的人伸出有力量的双手的人。 作者：英格，心理学讲师，心理咨询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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