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但尚未有深入而系统的专著出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由于陶器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他误以为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5]他的研究助手负责整理齐家和汉堂遗址文物，发现一些陶器例如在兰州收购的那件陶盉有仿造铜器的嫌疑，指出齐家文化不会是早期而是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6]不约而同，夏鼐在甘肃重新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了齐家文化墓葬和地层证据，改订了齐家文化年代。[7]六、七十年代谢端琚等发掘了多处齐家文化重要墓葬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大何庄遗址和秦魏家遗址进一步揭示了齐家文化的面貌。[8]八十年代张忠培主要根据上述遗址报告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段分期研究后指出齐家文化晚期进入了夏代：畜牧业和制铜业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父权制极端重要的基础，由此萌发出来的社会分工包括一个巫师阶层是父权制总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9]最近十来年新发现了民和喇家、临潭磨沟遗址，不仅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亦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者视野。叶茂林等正致力于喇家遗址或齐家文化多学科综合研究。[10]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之间或过渡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黄河经过齐家文化分布区，或者说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青海乐都柳湾、民和喇家，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遗址均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沿黄河到宁夏、陕北由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有齐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齐家文化分布区正好也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区，生态多样性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条件，自然可能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区。
??????中国考古学家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根据是陶器，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陶器明显不同。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可能性早就有人讨论[11]，但还没有得到考古学界权威的肯定。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兴起的青铜时代文化，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近来，叶舒宪倡导“玉石之路”研究，认为上古从西域到中原特别是从昆仑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与互动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质与器形研究已经显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还有许多其他证据可以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齐家文化以青海甘肃宁夏为中心，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古，影响到了河南山西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山西为中心，也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右，亦影响到了甘青齐家文化核心区。本文将从青铜、作物、家畜、玉器、卜骨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发现二头里文化与齐家文化时空接近，性质与内容又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二、中国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已成共识，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亦不难证明，齐家二头里时代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老一辈考古学学多半认为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具有国际眼光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已认定齐家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考古学》正式将齐家文化列入青铜时代。[12]《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认为齐家文化是夏商时代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总数已超过130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13]出土红铜或青铜器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尕马台49件，甘肃武威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积石山县新庄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互助总寨4件、广河齐家坪2件等，种类包括刀、斧、环、匕和镜等。[14]
宗日遗址出土铜器超过10件，在中国早期冶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土的3件齐家文化铜器实验结果表明含砷量均较高，无疑是砷铜。这批砷铜不仅是在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而且也是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铜，它对中国早期冶金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5]
青海贵南尕马台四十多座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9件，包括铜镜、镯、环和泡等。七角星纹铜镜重109克，直径89mm，厚约3mm；是铜锡合金制成。[16]铜泡为锡青铜；而铜镯含砷7%，是砷铜。[17]二里头遗址亦出土了类似的铜镜和泡。龙山文化中没有发现比二里头更早的铜镜，铜镜显然不是东方文化传统，其源头只能是西北或西方。[18]
二里头遗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甘肃康乐商罐地遗址采集的环首刀相似。[19]只是后者刀身弧度更大、没有纹饰，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宁沈那铜矛横空出世，是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兵器东进的极好例证。[20]出土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叶中部两面有高1.5厘米的脊梁，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属齐家文化。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厘米、宽12.5厘米。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沈那遗址采集铜矛形制一致。[21]
?铜铃见于陶寺和二里头，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黄家寨遗址齐家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铜铃。[22]二里头玉舌铜铃和铜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萨满的法器。[23]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萨满法器铜铃，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留传到了当代。
??值得特别指出的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绿松石铜牌亦见于齐家文化。[24]刘学堂、李文瑛提出天水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铜镜等均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25]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简朴的镂空铜牌饰，其中天山北路墓地3件，一件属于第一期，一件属于第四期。[26]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遗存内涵复杂：第一组遗存和河西走廊地区的“过渡类型”内涵相似，年代和齐家文化大致同时；第二组是风格特殊的贯耳彩陶罐，和古墓沟及小河墓地发现的草编篓类似；第三组则是典型的四坝文化陶器。[27]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牌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到1500年之间。另一件见于腐殖酸厂墓地，其最早的彩陶双耳罐年代与天山北路墓地第一、二段遗存相当。[28]哈密地区所见的牌饰可能是祖型，其余牌饰可分为两类风格：甲类以四川盆地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图案表明与哈密地区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乙类以二里头遗址以及甘肃天水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纹饰逐渐演变为兽纹。[29]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镶嵌绿松石腕饰精细，而陶寺文化中绿松石镶嵌粗糙，由此可见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镶嵌绿松石牌饰工艺上可能和齐家文化有关。[30]
???二里头文化铜器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驻马店杨庄、登封王城岗、洛阳东干沟、荥阳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有明显的早晚差异，一、二期仅见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器形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或礼器。相对于商周青铜器或中原青铜器，林沄提出过“北方系青铜器”概念；[31]空间上可延伸到欧亚大草原，时间上可以扩展到夏代。[32]先有“北方系青铜器”，后有中原系青铜器。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包括齐家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青铜器传统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外来青铜传统。[33]所谓中原青铜器或商周青铜器主要是青铜容器或礼器。从二里头三、四期开始的中原青铜礼器铸造传统固然很有特色，但从冶金技术而言没有任何创新，只是铸造工艺略有改进而已。两者不是并立的，中原系青铜器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技术的继承和发展。齐家有铜矛二里头有铜鼎，青铜文化似乎迥然不同。其实，青铜容器或礼器仅见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或文化层与齐家文化非常类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王朝建立或战胜之后偃旗息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是常有的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楚幽王时期大败秦军之后，用缴获的兵器铸造了“熊悍”青铜鼎。从铜矛到铜鼎是驯化青铜，从而迈向重器时代。[34]北方系青铜器是欧亚草原青铜大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原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小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子传统。相同的冶炼技术，不同的铸造工艺，同源异流的齐家与二里头青铜文化大同而小异。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数量和质量相当，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是已知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龙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遗址中偶有青铜踪迹，但其绝对年代未能早过齐家文化。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只有齐家文化，相当的有朱开沟文化，亦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来自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或马家窑文化，早于四坝、卡约、辛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4100-3700BP。从考古学角度看，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文化，有人称之为铜石并用文化。其实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Age）又称红铜时代（CopperAge），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西亚在公元前6千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千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四千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中国或东亚没有经历红铜文化时代，而是直接进入青铜时代。
猪、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家畜，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喂猪养狗，不证自明。牛、羊、马是三大外来家畜，其出现次第有待仔细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六畜齐全，但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要早且多，可证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
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和阿里·库什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42]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3]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六、卜骨
占卜是一种决策方式。中国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时而异[65]，但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卜骨发现，骨卜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容；骨卜体现了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考古证据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见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见于甘肃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层。[66]牛、羊、猪骨卜常见于齐家文化遗址，骨卜文化源于西北方，龙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
李济早就指出:“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地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卜骨。卜骨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67]盛行于殷商时代的卜骨习俗齐家文化时代就开始流行，二里头文化时代是过渡阶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马家窑文化或赵宝沟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传到当代。
??几乎所有重要齐家文化遗址或齐家文化层均有卜骨出土。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前三次共发现39件卜骨，其中30件羊骨，9件猪骨，有明显的灼痕，有些具有轻微的刮削或修治痕迹。这个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又出土了13件卜骨，其中9件羊骨，4件猪骨；都未加整治，有灼无钻凿痕迹。[68]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14件卜骨，均为羊骨，也无钻凿的痕迹，但有灼痕；T45:2长20厘米，灼痕多达24处。在“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3块备用的卜骨。[69]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类似的卜骨，不仅有羊、牛和猪骨，而且有鹿骨。在陕县七里铺、渑池郑窖、渑池鹿寺、巩县稍柴、淅川下王岗、偃师灰嘴、荥阳西史村等遗址均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发现了灼、钻兼施的肩胛骨。这种有灼、有钻、无凿的卜骨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三期到六期的地层中亦有发现，灼、钻兼施的卜骨均为牛的肩胛骨。豫东杞县段岗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地层中也发现有灼、钻兼施的卜骨，为羊的肩胛骨。另外，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中也出土了较多灼、钻兼施的卜骨，这种类型的卜骨为猪、牛、鹿的肩胛骨。[70]二里头文化晚期骨卜方式略有改进，或者说稍微复杂了些。相比之下，齐家文化骨卜更单纯更原始。[1]L.G.Fitzgerald-Huber:QijiaandErlitou:TheQuestionofContactswithDistantCultures,EarlyChina,20,1995,pp.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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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著名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齐家文化，至今已经90年了。齐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尚未有深入而系统的专著出版，其性质和意义也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重视。还有不少专家和民众依然认为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几乎与华夏文明无关。
曲折的认知历程
民国初年，一流地质学家安特生应聘为中国政府矿业顾问，他逐渐将兴趣转移到探索中国史前文化，发现了仰韶、马家窑、半山、齐家坪、辛店、沙井等重要文化遗址，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遗址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已成共识，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亦不难证明，齐家二头里时代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老一辈考古学者多半认为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具有国际眼光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已认定齐家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考古学》正式将齐家文化列入青铜时代，《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认为齐家文化是夏商时代西北地区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
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或马家窑文化，早于四坝、沙井、卡约、四洼和辛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300—3700年。最新研究表明齐家文化最可能是夏代早期或中期文化；不久将会证明齐家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源，而且标志着中国或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前丝绸之路”奠基者的齐家文化，探源揭秘人类灿烂古代文化，共谋其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1973年至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广河县齐家坪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墓葬118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牙角骨器以及金器等千余件随葬品。其中，发掘出土一面铜镜和一把铜斧成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器。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1960年Solocki夫妇在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萨威?克米（ZawiChemi）野营地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距此四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Shanidar）,其中BI层与萨威?克米B层时代相当，文化相同。由此推断沙尼达洞穴是当时狩猎采集者冬天的住所，他们夏天到萨威?克米营地生活，并开始了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活动。帕金斯从中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
???类似的野营地、洞穴遗址和动物骨骼不是孤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C14年代为公元前6460±200。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Dareh）和阿里?库什（Ali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目前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毛织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毛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的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料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从纺织技术史的角度看，与西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与羊毛纺织技术与羊一起传播到了东亚的边缘。
???毛料的应用是构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剪毛、打毛、制毡、纺线、制绳是牧民的日常劳动。不过蒙古草原羊毛与毛织品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并未形成产业。
岑仲勉早就注意到渠搜是上古东迁的游牧部落。据马雍考证渠搜意为氍（叟毛）毹，是一种毛织品的名称。渠搜可能是一个生产、使用或从事毛制品贸易的部落集团。相传尧、舜、禹、汤时代已有渠搜。《尚书·禹贡·雍州》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夏本记》、《汉书·地理志》中有类似记载。师古曰：“昆仑、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余太山认为渠搜出于少昊，亦译为“允姓”。允姓之戎不止活跃于西域，也可能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因此，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在夏、商、周三代传入东亚是完全可能的。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沿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播的科技发明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a龙骨水车，b石碾，c水力冶金鼓风机，d旋转风扇或扬谷机，e活塞风箱，f提花机，g缫丝机，h独轮车，……w火药，x指南针，y造纸与印刷术，z瓷器。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他只提到了四项：a螺丝钉，b液体压力唧筒，c曲轴，d发条装置。大体而言，丝绸之路是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源于东亚，但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且加速了工业革命和殖民活动。相此相反，青铜之路大体上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其中重要的技术也不止26项，试列举如下：A日晒砖，B日晷，C车轮，D滑轮，E玻璃，F琉璃，G犁，H规矩，I天平，J水准仪，K桔槔，L滴漏，M蜂蜜，N小麦，O大麦，P印章，Q剪刀，S咂酒，T苹果，U无花果，V葡萄，W山羊、绵羊、羊毛加工技术，X黄牛及牛奶加工技术，Y马及乘骑技术，Z青铜冶铸技术。而同一时期由东向西传播的技术屈指可数：A玉器，B漆器，C蚕桑，D水稻，对西方古代文化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时代上相呼应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商人最重视的占卜，在夏家店下
随葬品90%以上为玉器。n墓共出玉器3200多件,其中M12:98一件被称为“琼王”,重达6.5公斤。咨瑶山
n墓出随葬品707件(组),其中玉器635件(组)。③
广东石峡遗址是岭南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所出的一件玉琼与江苏草鞋山所出者,从玉料、钻孔
到纹饰]L乎一模一样④。距今四千多年前,相距约三千里的两地,所出琼如此雷同,实在耐人寻味。
红山文化玉器既有各地常见的璧、瑛、珠等,又有颇具特色的鸟、兽形玉,以及形制奇特的勾云形玉佩、马
蹄形玉箍。勿
龙山文化的陕北神木石如遗址,所出玉器形制多样、数量惊人。冬
中国文明的源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精美玉器的制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工艺水平,而成批随葬或用作礼器又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因此有学者建议把那个时代称作“玉器时代”,⑦笔者深表赞同。但
首先要弄清的是,这些玉器是否系真玉?若然,其原料来自何处?
所谓“玉”,是一种被现代地质矿物学家称为“软玉”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其硬度比翡翠软,但用小刀是刻不动的;其晶体呈纤维束状交织结构,因此具有极强的韧性,不易碎裂。玉料刨光面呈半透明或微透明的
油脂或蜡状光泽,给人以柔润细腻的感觉。
矿物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古玉所作的分析证明,“软玉”是古玉器的主要质材。例如:
自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来，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使这个新名词演化出一门大学问。相关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经汗牛充栋。好像真的存在这样一条专门从事丝绸贸易的贯通欧亚大陆之大通道似的。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希霍芬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所谓西域是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李希霍芬为什么要以公元前114年为丝绸之路开端之年呢?因为中国史书记载的这一年是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也就是说中国官方主动向西交通欧亚各国的尝试。由此有了汉文叙事中正式的中西交通相关记录。我们近年来倡导改造人类学的原有概念，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将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1]。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着眼于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也就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缺乏更加深远的大传统之关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的重要战略资源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正是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之所以由西方人加以命名，理由就在于形象学所说的“异国想象”。西方人在历史上很久以前就知道丝绸这种美丽而华贵的衣料来自遥远的东方之邦中国。从中国向外运送丝绸的商道也一直若隐若现的在历史上延续至今，李希霍芬称之为丝绸之路只不过在学术上将西方人古老的常识变为一个专业术语而已。我们翻阅中世纪阿拉伯航海商人的东方旅行记，就不难看出对东方丝绸之国的乌托邦式想象，很早以前就在西亚-欧洲地区形成了。如九世纪阿拉伯作家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就把中国写成典型的丝绸之国：
世纪阿拉伯作家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就把中国写成典型的丝绸之国：
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王公穿上等丝绸，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财力而衣着不同。冬季，人们穿两条裤子，有时三条、四条、五条，按其财力甚至穿得更多……夏季，他们只穿一件丝绸衬衣，或某种类似的衣服。[2]
若按照中国本土文献的记录，穿丝绸只是达官贵人的奢侈品，远不是贫民百姓所能享用的。孟子所描绘的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有“老者衣帛食肉”的景象，这是将穿丝绸的富贵者特权与敬老文化理念相结合起来的说法。相比之下，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无论少长和贵贱一律穿丝绸衣服的情况，自古及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由此看，西方人把西方通往中国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虽然不能说是出于想象和虚构，却毕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称呼，其中不乏乌托邦化的理念投射成分。如今，借助于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视角，可以将此种西方人的乌托邦化的神话化观念剥离出来。
法国学者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序言开篇说：“在那些古典作家们所憧憬的遥远国土中，‘黄金之国’和‘丝绸之国’似乎是他们特别钟情的对象。诗人们的隐喻和学者们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这些近乎神话般的地区的准确资料却极为罕见，文献学家们至今一致认为这些神话地区就是恒河两岸的印度和中国。”[3]
[2][法]索瓦杰译注《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0页。
[3]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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