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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从1815年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英国人的确已经控制海洋而无人敢向其挑战，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上执行警察任务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人对于其帝国的前途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只是偶然地会动摇。一次是在1859年，法国所建造的第一艘铁甲船“光荣”号（La Gloire）下水，使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认为汽船“已在海峡中建造了一座桥”。另一次在1866–1871年之间，普鲁士先后击败奥法两国，破坏欧洲的权力平衡，并充分显示其军事潜力。 当工业化和世界贸易使英国的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蒸汽动力也使海军进入转型期，此时在英国只有一个人对于帝国安危公开表示关切，他就是约翰·柯隆布（John Colombo，1836–1909）。他原服务于英国海军陆战队，1869年以上尉退役，以后40年都从事于国防问题的研究和著作，并同时投身政治，曾任国会议员达20年之久。在英国的战略家之中，可能他是第一位曾经呼吁对于帝国防卫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和整体的看法。他充分了解战略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他擅长分析贸易统计数字。以显示它们对于帝国防卫问题的重要性。当19世纪后期，海军问题日益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时，他的言论也就成为争相传诵的对象，但其前数十年间所作的深入研究却几乎不曾受到任何的奖励。 [ 注：D．M，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Strategy Thought，1867–1914（London，1965），pp．16–35． ] 当普鲁士在欧陆上的胜利激起英国公众对于国防的关切时，其立即反应即为陆军改革，但约翰·柯隆布却提醒他的读者：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国的国防问题与欧陆国家完全不同。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有三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防卫要求，必须加以协调，那就是岛国的本身、帝国的海上交通和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依照他的看法，英国人纷纷谈论入侵的防御和陆军的改革，只是讨论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已。 约翰·柯隆布是第一位指出下述事实的人：除非英国海军已如此惨败，并丧失其对本国水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而且若真是如此，则也已无入侵的必要。19世纪后期，英国已日益仰赖输入的粮食，到19世纪80年代，已超过其总消费量的一半。所以，英国的问题不是入侵（invasion），而是围困（investment）。此种观念以后也就成为所谓“蓝水学派”（blue–water school）的辩论基础。 不过，约翰·柯隆布又并非狂热的大海军主义者，他对于帝国战略情况所作的分析中指出国防绝非只是海军的问题。必须有全套的海陆军工具，然后始能适应帝国的各种不同防卫需要。他又指出有若干任务是海军所不能胜任的，譬如说，海军不能保卫遥远的殖民地以对抗其他国家的陆上攻击，也不能把战争带进敌国的领土。此时必须有陆军，而陆海两军之间更需要密切的合作与协调。经过一百年的战略辩论，事后看来，其思想的平衡稳健已经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但在当时，却不免曲高和寡，并未获得其所应享受的荣誉。 [ 注：John Colombo，Imperial Defense（London，1871），p．8． ] 知名度较高而环境也较有利，约翰·柯隆布之兄菲立普·柯隆布（Philip Colombo，1831–1899）遂有后来居上之势。菲立普·柯隆布在海军中服务时间很久，到1886年才退役，以后又获升少将（1887）和中将（1892），所以其官运也远较乃弟亨通。退役之后，他才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Royal Naval College）充任海军战略及战术讲师（instructor），差不多是与马汉受聘前往新港（Newport）任教同时。从此他才开始其学术和著作生涯。 菲立普在1877年即曾获得英国联合军事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的海军论文奖，其论文名为《大不列颠的海洋权力：如何能有最佳发展》（Great Britain’s Maritime Power： How Best Developed）。他这篇论文曾深受其弟的影响，这也是他本人所完全承认的。该文强调帝国防卫有综合检讨的必要，并分析英国的新粮食问题及其战略后果。他认为英国的主要忧虑不是入侵而是封锁。不过，他的思想似乎比其弟要较单纯，他认为英国海军的任务就是要把敌人封锁在其港内并保护英国的商业和海上交通。这种观念也使他成为“蓝水学派”的最早领导思想家之一。 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有《海防论文集》（Essays on Naval Defense，1893）和《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1891）二书。他所采取的路线与乃弟有相当差异，约翰·柯隆布重视国防的整体，而他则重视海洋战略。他认为海洋战略一向无人思考，并自以为他能发现其原则。他说： 海军战术科学仍然留在一种极空泛和不满意的状况中，但作者相信并无困难在平时将其置于绝对合理的基础上。……因此需要一种指导以帮助海军军官辨别可能与不可能，慎重与疏忽，智与愚。 [ 注：Philip Colombo，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istorically Treated（London，1891），p．5． ] 由于英国的海上优势已经面临新的挑战，菲立普·柯隆布遂引述历史以唤起英国人对海洋帝国和海上霸权的回忆。在那些岁月中，不列颠的防卫纯粹依赖海军。海洋是它的领土，海上交通线相当于其国内道路，敌国的海岸为其边界。他认为根据审慎的历史研究，假使握有海军优势，则无海岸设防的必要，反之若丧失海军优势，则一切要塞都不能抵抗敌方的攻击。所以，海军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经获得，则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工夫。 [ 注：Philip Colombo，Essays on Naval Defense（London，1893），p．190． ] 概括言之，柯隆布兄弟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也真可以说是互相伯仲，约翰·柯隆布的观念比较宽广，而菲立普·柯隆布则较深入。他们在那个时代颇具影响力，他们呼唤人们思考海洋战略，也促使英国海军摆脱其僵化的思想。因为菲立普·柯隆布的著作并不仅限于分析有关帝国防卫的特殊问题，所以比较易于引起较广泛的兴趣。他对于当时及后代所产生的冲击都较大，尤其是他唤起海军军官对战史的重视，并承认其为应受尊重的重要课题。 柯隆布兄弟的理念也逐渐获得同时代其他知名人士的认同，有许多人都步其后尘，也纷纷著书立说。劳顿（Sir John Laughton）在1893年创立“海军记录学会”（Navy Record Society），以后成为重要的资讯库；克劳斯（Sir William Laird Clowes）号召大众注意海军的过去以及其未来需要。好学的海军将领，例如布里奇（Admiral Cyprian Bridge）和库士坦（Admiral Reginald Custance），也都通过著书、撰文和演说以宣扬历史研究和战略思考的重要。布里奇在1873年说：“我希望海军战术的研究不久将变成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不像目前还只是少数人的专业。”库士坦则倾全力反对所谓“物质派”（material school），指责他们轻视过去，忽视战术和战略的研究，只知注意无思想的装备生产。不过，到1907年，他又很满意地指出，“历史派”（historical school）已经慢慢地迫使物质主义者退回他们的巢穴。 [ 注：Quoted in Ho d'Egville，Imperial Defense and Closer Union（London，1913），p．47． ] 菲立普·柯隆布中将更是功不可没，他在1891年所出版的《海军战争》的确是一本结构完整、系统分明、值得欣赏的好书。但很不幸，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891年，恰好比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时间上晚了一年，于是其所应获的荣誉也被抢去了不少。菲立普·柯隆布曾用非常温文有礼的语气向马汉说：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海军人士都认为它（指马汉的书而言）是时代的海军杰作，它使人们了解过去所从未了解的东西。 [ 注：Quoted in D．H．Shurman，The Education of a Navy（1965），p．52． ] 实际上，就书论书，菲立普·柯隆布是绝不逊于马汉，甚或犹有过之。但马汉几乎立即享誉国际，而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则只有在专业圈中才有人欣赏。尤其是到今天，马汉大名仍垂宇宙，而柯隆布兄弟则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原因之一是马汉出书较早，但另一重要原因是马汉的书比较通俗，书中历史成分较多而技术成分较少，适合于一般大众阅读。不过，若从海军理论本身（per se）来看，则菲立普·柯隆布的书实在是有较优的组织和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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