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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思想，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是在军事范围之内。严格说来，应称之为军事思想，而并未达到所谓战略思想的境界。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此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已有少数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出现，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已经超出军事的层次而进入大战略的境界。这些文人之中包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在内，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以战略家自居，但我们仍应将他们列入西方战略思想史的范围之内。 作者常对大战略观念作下述的简单解释：大战略的理想是长治久安，大战略家的任务是深谋远虑。必须深谋远虑，始能长治久安。但真正的深谋远虑又谈何容易，所以长治久安也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在我国历史中，只有周公可以算是第一位可考的大战略家。而在西方近代史中，只有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达到深谋远虑的水准，并接近长治久安的理想。 [ 注：有关大战略的解释和周公的故事，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p．35–39。 ]
我国孟子曾经说过：“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暗示即令没有强大的权力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也一样能够达到创业建国的目标。反而言之，若缺乏智慧和意志，则即令有很好的权力基础，结果也还是有失败的可能。俾斯麦的一生事业对于上述的观点可以提供极佳的例证。
1861年，威廉一世（Wilhelm Ⅰ，1797–1888）在其兄死后继承普鲁士王位。他是一位标准军人，对一切问题都用军事眼光来衡量。其最重要助手即为军政部长罗恩（von Roon）。不久，他的政策就与崇尚民主自由的国会发生冲突，国王甚至于有被迫退位的危险。罗恩与俾斯麦本为知交，并一向钦佩其性格和理想，现在就想到也许只有俾斯麦才能使普鲁士渡过难关，遂力劝威廉一世任俾斯麦为首相。此时俾斯麦46岁，正在巴黎任外交代表。在两通急电之下，奉召回国。威廉一世与其晤谈后，立即打消退位念头，并决定把国事完全委托给他负责，此为俾斯麦执政的开始。中外历史中常有类似的佳话：俾斯麦很像管仲，而罗恩则不愧为鲍叔。
俾斯麦开始当国时，普鲁士不过是一个中等国家，而且同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威胁。但诚如薄富尔在其《行动战略》（Strategy of Ac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伟大的战略家必须有在一举之下即能将其全部矛盾完全解决的本领。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eager，1967），pp．73–77． ] 俾斯麦对于这一点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示范。从一般人眼中看来，安内与攘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但俾斯麦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二者不但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因为当时日耳曼人所要求的不仅为立宪政体，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所以，他就引导民意去追求后者，于是也就无形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简言之，他是以攘外为手段来达到安内的目的。
当国内情况略为安定之后，俾斯麦即开始运用其外交手段来为尔后的战略奠定基础。他的运用极有弹性，因利乘便，不受任何传统思想的牵制。孙子说：“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俾斯麦是否读过《孙子》虽无可考，但其思想与孙子暗合则毫无疑问。他一方面阻止奥国取得对日耳曼民族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加强与俄国的合作。其整个战略构想是隐忍以待时，藏器以待用。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863年丹麦宣布兼并希里斯维格、何尔斯坦（Shleswig–Helstein）两地区，而不顾这两个公国（Duchy）有其传统的自治权，尤其是后者更具有日耳曼邦联会员国的地位。于是俾斯麦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引诱奥国一同出兵，在1864年向丹麦发动战争，这也是俾斯麦故意制造的第一个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战争，但其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俾斯麦个人在国内政坛上建立了重大的威信，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内不再有人敢公开反对他；（2）提高了普鲁士在日耳曼邦联中的地位，造成取奥地利而代之的趋势，终于奠定统一的基础；（3）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使其有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的资格；（4）坚定了普鲁士军民的求胜意志，使他们愿意在政府领导之下继续前进。 普丹战争对于俾斯麦的大战略只能算是牛刀小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立即开始作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新的箭头指向奥国。诚如富勒所云，这次所要进行的战争不是普通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不是征服性的战争，而是一种外交性的战争。毛奇在战后说：“这是一次故意准备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夺取土地，而是要使日耳曼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归于统一。”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6． ]
普奥战争发生于1866年，俾斯麦又是重施故计，在战前即用外交手段使奥国陷于孤立，而毛奇也能顺利地达成速决的目的。和约对于战败国可以说是异常宽大，俾斯麦认为只要奥国不再过问日耳曼统一问题，其他一切都无关重要。由此可以显示其眼光的远大，对于未来有深远的考虑。他知道普奥为兄弟之邦，若能言归于好，则对双方都利莫大焉。为了不损害奥国人的自尊心，俾斯麦坚决反对普军以胜利者姿态在维也纳举行入城式，实可以充分显示政治家的风度。由于俾斯麦的苦心和远见，双方始能化敌为友。普奥战后，奥国不但不存心报复，反而变成普鲁士的忠实盟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
战后，梅因河以北诸邦组成北日耳曼邦联，奉普鲁士为盟主，而该河以南诸邦另组南日耳曼邦联，暂时保持独立的状态，所以到此时为止，俾斯麦统一日耳曼的雄图还只刚刚完成一半。俾斯麦要想完成其大业，必须克服三道难关，而一关比一关更难。第一关是国内的反对势力，第二关是日耳曼邦联内的反对势力，第三关是整个欧洲之内的反对势力。现在他已经过了第二关，所剩下来的是第三关，而这也正是最后和最难的一关。
富勒曾评论如下：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日耳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有阻止此种统一的决心，再加上高卢人与条顿人的累世深仇，所以只需星星之火，即可燎原。战争的近因似乎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其终将爆发则为必然之势。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Ⅲ，p．99． ] 俾斯麦在1870年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事件来激怒法国人，刺激其政府不计利害，盲目投入战争。同时，又利用俄奥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所有欧洲国家都采取不干涉态度，听任普法两国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并决定不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谈判和约，这样也无异于容许俾斯麦可以完全照他的构想来安排战后问题。
1871年战争胜利结束，日耳曼也终以帝国名义完成了统一。从威廉一世继承王位（1861）到称帝（1871），不过10年而已。此种成就不能说不伟大。诚然，威廉一世气度恢宏，知人善任，不愧为开国明君；罗恩不仅对战争准备功劳极大，而且荐贤更应受上赏；毛奇大器晚成，更充分表现其军事天才；但总揽全局，深谋远虑的人还是俾斯麦。此一伟大成就几乎全是其心灵中的产品。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俾斯麦一生事业的巅峰，但并非其事业的终点。现在先就普法战争结束以前的阶段，对于他在大战略领域中的表现，略作综合讨论如下：
（一）任何战略家都知道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但战争一经发动，往往就会产生其本身的动量，于是手段变成目的，以至于无法控制。所以，发动战争并不难，但能在有利条件之下结束战争则真非易事。俾斯麦三次发动战争，每次都有明确目标，等到目标达到时就立即结束，真是快刀斩乱麻，绝不拖泥带水。若非对大战略有深厚修养，则决不可能如此能发能收，适可而止。
（二）作为大战略家的俾斯麦有一最大特长，就是能够经常保持头脑的冷静，他永远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可以引述如下：“在政治中愤怒绝无地位”，“外交政策必须以实力的研判为基础，而决不可感情用事”，“政策的基础是计算而不是灵感”。他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孙子的教训：“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antheon，1955），对于俾斯麦的名言曾作扼要的引述。 ]
（三）俾斯麦虽有坚定的目标，但行动则保有充分弹性，他完全了解“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道理。他说：“当我们尚未听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脚步声时，就只能耐心等待，但一听到之后，就应马上跳起来尝试抓着他的袍角。” [ 注：同上书，p．3。 ] 这与孙子所云：“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比喻实乃不谋而合。当国政者切忌神经紧张，头脑硬化；既不可轻举妄动，又不可坐失良机。
（四）俾斯麦每次发动战争之前，都有周详的准备，尤其善于运用外交手段使敌人陷于孤立地位。他对于时机常有良好的选择，而且还能制造合法的宣战理由，以博取国外舆论的同情。凡此一切都足以证明他深通“伐谋”和“伐交”之道。
（五）俾斯麦善于化敌为友，深知“全国为上”的道理，他每次结束战争时，都尽可能给予战败者以宽大的待遇，这所表示的不是道德而是智慧。李德哈特曾说：“大战略的眼光必须超越战争之外”，俾斯麦对此已作最佳的示范。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1967），p．336． ]
俾斯麦从1871年升任帝国首相，继续执政到1890年为止。这20年之中，他虽然不像前10年那样功名赫赫，但其持盈保泰，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其成就也许应该算是更伟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之发展都必然是盛极而衰。“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刘基语），此乃自然之理。所以，持盈保泰实乃逆天行事，其困难自可想见。俾斯麦能有所成，实属得来不易，不仅令人钦佩而更值得学习。
拿破仑的往事可为殷鉴。当俾斯麦获得伟大成功之后，全欧洲的政治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向柏林，他们都在猜想今后德国将有何种进一步的野心。照常理判断，俾斯麦将像拿破仑一样，继续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直到自然终点为止。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俾斯麦在达到其成功顶点之后，就立即自动放弃进一步扩张其国家权力的意图，而一心只想作保持和平的努力。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真不容易。因为人都有其心理弱点，胜而不骄，居安思危，若非有极高度的智慧和定力，真是绝难办到。
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为了确定此后国家政策的方向，曾上一封密奏给德皇，指出德国叨天之幸，已完成统一大业，但富强统一的德国又适足以招致全欧的畏忌，今后在行动上一有不慎，即足以促使欧洲诸国群起而攻，于是虽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后矣。所以，俾斯麦决定采取下述两项重要原则：
（一）德国从此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而应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介于东西欧之间，面积狭小，腹背受敌，欲求自保都已很难，何能不明事理，妄自尊大，而居然采取扩张政策，那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更有自取灭亡的危险。
（二）德国不仅本身不应再制造战争，而且还应尽量努力维持欧洲的和平。俾斯麦最善于利用战争来作为政策工具，但他也深明用兵之害，因为兵凶战危，只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必须连战速决，能发能收，否则会遗患无穷。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深知成功得来不易，所以，此后也就更加慎重，决定不再轻言动武，而一心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简言之，他完全了解，“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的中国古训。
俾斯麦知道欧洲实在太小，无论何处出现危机，即足以酿成大祸，真所谓牵一发即可动全身。德国既已统一，今后所求者即为安定，安定对它最为有利。假使欧洲一有战祸发生，德国虽无意参加，但仍然难于置身事外。而原有的权力平衡若被破坏，则未来的发展也就很难预料。
从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间欧洲国际关系当然不可能静如止水，危机和冲突仍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俾斯麦不仅从不作混水摸鱼的打算，而且一心只想作居间调解的努力。由于俾斯麦有过人的才能和威望，再加上有德国强大实力为后盾，此种努力经常能获成功，而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反而言之，此种和平努力对德国又非毫无利益，它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也就保障了德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更提高了德国作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
《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是19世纪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报纸，曾作评论如下：
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在行为上能像德国那样明智而谦恭。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确已经发挥协调和节制作用，并且也经常运用其强大的军事权力来吓阻任何扰乱欧洲和平的企图。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6． ] 普法战争结束时，由于军人的坚持，俾斯麦不得不勉强同意兼并法国的亚洛二省。他在晚年曾经后悔着说，那是由于军事考虑，才迫使他犯了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错误。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尽量设法冲淡法国人的仇恨，仍然希望能化敌为友。这位德国首相在战后曾一再向法国政府保证，他会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以使其所获利益足以抵消割让两省的损失而有余。因为有俾斯麦的支持，战败的法国才能在非亚二洲建立其海外殖民帝国。所以，在1883年，法国总统格里维（F．P．Grevy）曾公开宣称他很感谢俾斯麦对法国的恩德。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7． ]
俾斯麦的政策不仅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识，而且更隐藏着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他深知欧洲实在太小，容纳不下两个强国，所以德法之争势难避免。惟一的方法就是引导法国向欧洲以外去求发展，这样就能使其无余力在欧洲来与德国争雄。而且还更有进一步的间接利益：当法国向海外发展，势必难免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英法两国若利害冲突，则无论如何变化对德国均属有利。他们不仅不会联盟来与德国为敌，而且还可能竟相争取德国的友谊和支援。此时，德国再以公正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则更是无往而不利。
俾斯麦虽已想尽方法来安抚法国，但他又知道要想使法国人彻底放弃复仇的观念，那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必须采取恩威并用的战略。换言之，应使法国人明了其实力绝对无法向德国挑战，于是假以时日，此种民族仇恨也许才有逐渐消失的可能。仅凭法国本身的力量，是永远不够资格击败德国，因此，一切关键在于阻止法国建立一个反德同盟。如果有一天法国自认可以获得俄国的援助（也许还加上英国）则战祸将终难幸免。因此，在其执政期间，俾斯麦一直都是用尽心思来维持德俄之间的友好关系，简言之，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为联俄制法。
俾斯麦又深知人都有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所以若遇事顺从沙皇的愿望，则结果反而不能获得俄国的友谊，要想争取俄国的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在东欧的劲敌奥匈帝国加紧勾结。1879年德奥两国签订一项防御同盟，但俾斯麦又同时向俄国示好，并劝告奥国应允许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展，这样就能促使英国与之为敌。因为英国绝对不希望俄国的势力接近苏伊士运河。德奥同盟果然使俄国大感恐慌，于是由于俾斯麦的斡旋，德、奥、俄三国在1881年6月居然在柏林缔结所谓《三帝同盟》。其主要内容有二：（1）三国中任何一国若与第四大国发生战争，则其他两国应守善意中立以使战争局部化。这所指当然不仅为法国，连英国或土耳其也都包括在内；（2）俄国承认奥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另订秘密附约以来规定德俄双方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三帝同盟是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杰作，但可惜只维持了六年。此后，俄国因反对奥国的巴尔干政策而拒绝续约，不过，俄国还是愿意维持其与德国的友善关系，于是双方在1887年签订所谓《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俾斯麦不但不怕奥国反对，反而把条约内容告诉奥国政府以吓阻其轻举妄动。
意大利早已要求加入德奥同盟，于是在1882年终于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罗马尼亚不久也加入，甚至于塞尔维亚也曾一度加入。西班牙国王则亲自向俾斯麦保证，若德法交战，西班牙将帮助德国。俾斯麦似乎意犹未尽，他又促成英、奥、意三国在1887年组成一个地中海同盟，以保证维持此一地区的现状，不久西班牙也加入。若法国尝试吞并摩洛哥，则四国将起而干涉。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是一方面与俄国亲善，另一方面又造成对俄国略有不利的国际形势，以使俄国更珍惜德国的友谊。
19世纪中叶，在欧洲彼此敌对的是德法两国，而在全球上争霸的却是英俄两国。这两大帝国在近东、中亚和远东都已发生权力冲突，俾斯麦对他们之间的争执尽量置身事外，但他却一方面鼓励俄国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与英国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当英国首相获知德奥缔结同盟时，曾说：“这是值得欢迎的好消息。”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常被称为“三国同盟的海权”，而三国同盟则被称为“英国的陆权”。俾斯麦深知德国为地理所限，既不能成为伟大的海权，更不能建立全球帝国。所以在这两方面他宁愿退让，以便既可获致英国的友谊，而又能集中全力来在欧洲建立霸权。
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9． ] 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J．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 [ 注：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11． ]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C．P．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 [ 注：同上书，p．12。 ]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 [ 注：Stephen R．Graubard，Kissinger：Portrait of A Mind（Norton，1973）．pp．257–259． ]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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