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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从立功的观点来看，至少也有几位重要人物应该列入战略思想史的范畴。第一位当然是号称“战略之父”的汉尼拔。汉尼拔并无任何著作，不过其在战争中所做的决定又还是能够显示他有非常卓越的战略头脑。常有人认为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之后未能直趋罗马是一重大错误，假使换了亚历山大，则罗马也许就早已沦陷。据说他的骑将马哈巴（Maharbal）曾力劝他进攻罗马而他不听，于是马哈巴怒吼着说：“的确是这样，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天才都赐与同一个人，汉尼拔呀，你知道如何获致胜利，但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李维也评论说：“大家都相信那一天的迟误救了这座城市和这个帝国。”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Ⅰ，p．123． ] 戴布流克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坎尼会战后直趋罗马并不能达到汉尼拔的目的，若攻城不克则反而足以抵消胜利的心理效果。假使马哈巴真有那样一段话，则足以证明他只是一员勇将而非战略家。汉尼拔颇能知彼知己，从开始发动战争之日起，就早已知道不可能完全征服罗马，也不可能毁其巨强地位。他所能希望的仅为用消耗手段来迫使罗马人同意和谈。所以，战略变成了政治，而政治也变成了战略。他一方面动摇罗马的决心，另一方面破坏其同盟国的团结。事实上，其大战略并非不曾获得相当的成功。其所以最后终于失败，的确是诚如波里比亚所云，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仍为国家的宪法。罗马全国一心，而迦太基则始终未能动员其全力。 [ 注：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p．337． ] 当汉尼拔纵横无敌之时，罗马方面惟一能够应付危局的人即为费宾，其所采取的战略为使用游击战以消耗汉尼拔的有限人力，并迟滞其行动，因此也就使他获得“Cunctator”（the Delayer，迟滞者）的美名。李德哈特认为此种所谓“费宾战略”（Fabian strategy），与希腊时代的“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属于同一类型。严格说来，是一种以消耗敌方意志为目的的大战略。事实上，坎尼会战后，双方所继续使用的都是消耗战略，不过消耗又是一种两面开锋（two–edged）的武器，即令能作巧妙的运用，但对于使用者本身也还是会构成伤害。因此，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还是意志和实力。 [ 注：B．H．Liddell–Hart，Strategy，p．31，p．46． ] 当双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之后，直到希皮奥登场始有转机出现。依照李德哈特的分析，希皮奥的战略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极深远的间接性，他不从正面向汉尼拔挑战，而深入其后方以彻底毁灭其权力基础。此种间接路线终于迫使汉尼拔不得不返回北非，并在反客为主的不利条件之下接受最后的决战。若以中国历史为对比，则也正是孙膑在“桂陵之战”（公元前 354年）中所用的“围魏救赵”之计。 [ 注：同上书，pp．49–53。 ]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把世界给予罗马，而内战又终于把罗马给予恺撒。恺撒固然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齐名，被列为西方四大名将中的第三位，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他似乎是有愧于此种头衔。李德哈特认为恺撒所常犯的错误是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目标上，而忽视了其较深远的目的。所以就战略而言，他是瑜瑕互见。李德哈特又指出恺撒的间接路线似乎太狭窄，而且缺乏奇袭效果。 [ 注：同上书，p．57。 ] 也许比之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恺撒还是有一特点，那就是他既能立功又能立言。他曾经留有著作，书名为War Commentaries：De Bello Gallico and De Bello Civili，主要内容为述评其本人在平定高卢和内战期间的战绩。事实上，那似乎是一种故意设计的宣传品，其目的是想要增强其威望并争取人民的支持。因此就战略思想而言，似乎并无太多的价值。 随着恺撒的死亡，内战的结束，罗马进入新的帝国时代。作为一位战略家，对奥古斯都的评价应高于恺撒。他不仅赢得胜利而且也赢得和平。在他建立帝国之后，地中海世界的确曾经享有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定。奥古斯都的大战略是以持盈保泰为目的，不过若说罗马帝国已采取守势（went on the defensive）则又非尽然，因为罗马已无假想敌。罗马只是不再扩张而已，其原因可分三点：（1）奥古斯都需要和平以便专心重建其帝国；（2）长期内战之后，人民对战争都已厌倦；（3）再继续扩张并不能使罗马获得利益，而只是徒然增加负荷。自从公元9年在条顿布格森林（Teutoburger Wald）惨遭战败，三个罗马兵团被日耳曼人所击碎之后，奥古斯都即决心以莱茵河为帝国的北面疆界，而放弃一切征服日耳曼的计划。此种持盈保泰的大战略看起来似乎很平凡，但要彻底执行则并不容易，因为当国者必须有无比的耐力，拒绝一切的挑拨或诱惑，而不轻启战端。 鲁瓦克（Edward Luttwak）在当前美国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作者，其所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曾被人称为20世纪有关罗马历史的最佳著作。鲁瓦克认为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成功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成就，其真正的原因是大战略的运用适当。简言之，罗马在大战略领域中有其卓越的理念和传统，有其优良的方法和人才。自从布匿克战争之后，罗马人就逐渐学会了“全国为上，不战而胜”的真理。 [ 注：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to the Third（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 鲁瓦克又认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是一种弹性的边防部署，因为此时罗马还是一个尚在扩张中的霸权，所以采取进可攻而退可守的战略。第二阶段开始建立固定的边防系统，鲁瓦克形容其为“预防安全”（preclusive security）。他对于此种观念发出强烈批评，并暗示那是代表一种“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心态，尤其是并无中央预备队（central reserve）的设置。到第三阶段才又改采“纵深防御”（defense in depth）的新系统，鲁瓦克在其书中对于此种体系曾作详尽的分析，并予以高度的肯定。事实上，这也是其书的主要部分。 概括地说，鲁瓦克的大战略观念以及所作的分段都大致合理，但很讽刺，在时代背景上却犯了一个大错。他的书名明白显示其所论的时段为公元1世纪到公元3世纪。但他所详论和深赞的系统却是公元3世纪之后的产品，遂不免令人有文不对题之感。实际上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古文明世界的整个西半部都已落入野蛮人之手，所谓“纵深防御”者，并未能发挥鲁瓦克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的效力。 事实上，当罗马第一位皇帝崩殂时，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北疆防线即已相当固定，但又并非像鲁瓦克所云，那是代表一种“马奇诺”心态。在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中，罗马帝国的北疆战略部署并非“预防安全”系统而正是一种“纵深防御”系统。不过，它又不是帝国后期所采取的“内向纵深”（interior depth），而是一种“外向纵深”（exterior depth）。简言之，罗马人并非把他们的防线当做其边疆的前缘，准备在其后方作战；而是把它当做底线（baseline），用它作为跃出的跳板。罗马兵团并不准备固守防线，而是随时都准备出击。当他们一发现有威胁可能出现时，就立即出塞发动猛烈攻击以毁灭敌军的主力，而不让它有犯边的机会。所以，他们是以战术攻势来执行战略守势。此种大战略之所以能有效，其关键即为罗马兵团经常享有战术优势，能以少胜多。 当帝国全盛时，周围疆界长达6000里（亦说万里），罗马焉有那样多的人力来防守？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所谓边防者自有轻重缓急之分，最重要者即为北疆，因为若被突破即足以威胁帝国的生命。所以，罗马兵团的总数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部署在这一条从不列颠到黑海的主要防线上。 所谓“罗马和平”能够真正维持和平的时间实在非常有限，到公元2世纪中期，异族入侵的次数也就日益频繁，使帝国的人力和财力都开始吃紧。公元3世纪在帝国历史上可算是最黑暗的时代，50年间（235–284）一共换了二十多位皇帝，其中只有两位是善终。在此世纪中所见者为中央政权的瘫痪，边疆防线的破裂，帝国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帝国既已危在旦夕，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大战略之可言。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有一致命弱点，即根本没有正常的继承制度，又由于奥古斯都创立所谓“御林军”（Praetorian Guard），使本来是想用来保护皇室安全的军队，终于变成“黄袍加身”的工具。此种情况与中国唐代后期以及五代时的现象几乎如出一辙，真是所谓“易君如置棋”。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五编，第三十章。 ] 到公元3世纪接近尾声时，幸有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和君士坦丁两帝先后在位，才使帝国暂时得以苟安。究竟是由谁首创新的大战略，即鲁瓦克所谓的第三阶段和纵深防御，曾有相当争论。鲁瓦克似乎相信为前者，实际上，戴克里先并未改变传统的战略，对改变直接负责者为君士坦丁。最大的改变即为中央预备队的设置。那是一支大型机动兵力，由边防军中所抽调的单位来组成，总数在10万人以上。5世纪的罗马史学家左希莫斯（Zosimus）以及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吉朋都认为君士坦丁的政策败坏了军中纪律，并撒下了帝国败亡的种子。但蒙森（Mommsen）和鲁瓦克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则认为新的系统比较符合现实，而就理论来说也比较合理。 不过，此种纵深防御又确有许多弱点，其最严重的后果即为中央预备队变成了精锐部队，而边防军的素质和数量则日益减弱，在国防政策中降居次等的地位。于是异族也就易于突破防线，使内陆变成战场，居民饱受蹂躏之苦，而预备队则必须到处驰援，穷于应付。此种现象与中国宋代亦复类似。宋朝是把较优秀的人员都编入“禁军”（即中央预备队），而把次等人力纳入“厢军”（即地方部队）。事实上厢军根本无作战能力，结果只要边区有警，即必须出动禁军。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402。 ] 不过宋代的禁军至少还不会造反，因为它不含有异族。所以，罗马后期的情形是兼有中国唐宋两代的军事弊端，而这也正是鲁瓦克等人所称赞的大战略。 [ 注：对于鲁瓦克的批评可参看Arthur Ferril，“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见本书34页注①）。 ] 不过，若把罗马衰亡的一切责任都归之于军事组织，则又非持平之论。事实上，罗马之亡并非由于外来的征服，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诚如中国韩非子所云：“木之折也必通蠢，墙之坏也必通隙”，此之谓“亡征”。已有亡征的国家再遭遇到外来的强烈打击，就正像朽木隙墙一样，鲜有不崩溃者。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p．170。 ] 罗马也像希腊一样，在其历史过程中，海权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罗马本是以陆权起家，直到其已经统一意大利半岛，开始向地中海求发展时，才开始与海洋接触。当布匿克战争初起时，迦太基享有强大的海权优势，双方形成典型的陆海对抗。但在第一次布匿克战争中，迦太基似乎完全忽视罗马海军所具有的潜力，其结果为不仅输掉西西里岛，而且也永远丧失把西地中海变成迦太基湖的机会。到第二次布匿克战争，罗马已经是一个羽翼已丰的海权强国，其制海权不仅始终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且也终于导致迦太基的最后失败，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上曾经赢得多次作战性和战术性的成功。 若从时间的观点来看，第二次布匿克战争真可以算是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实际上它前后共包括六个不同的战争：（1）在意大利半岛上对抗汉尼拔的战争长达16年；（2）在西班牙的战争长达12年；（3）对马其顿的战争长达9年；（4）在西西里岛上的战争长达4年；（5）在意大利北部对抗汉尼拔之弟马哥（Mago）的战争长达3年；（6）希皮奥在非洲的战争长达2年。罗马之所以能够应付全局，并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实应归功于制海权。此一结论以后也就成为马汉（Alfred T．Mahan）的灵感源头。 [ 注：Colin S．Gray，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13． ] 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取得帝位，实应归功于他在艾克提门（Actium）海战中所赢得的决定性胜利（公元前31）。他即位之后即开始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帝国舰队，除地中海以外，还能在英吉利海峡和黑海，以及莱茵、多瑙两大河上确保水域的安全。以后，虽然帝国北疆边患频繁，但海洋方面则大致都能平安无事，这还是应该归功于海权的适当运用。不过，罗马始终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所以似乎不曾了解海权与贸易的关系，而且也未能利用海权来增进国家财富和社会繁荣。奥古斯都所创建的帝国海军维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即由于节约的理由而受到裁减，到3世纪时已经销声匿迹，从此罗马也就不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 [ 注：Richard A．Priston，Men in Arms（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56），p．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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