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台湾著名学者黄永武先生所著《中国诗学·鉴赏篇》自序。《中国诗学》一共四册，分为“鉴赏篇”“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点击本文底部“阅读原文”可购买。 诗歌的鉴赏活动可以说人人都会，也可以说不是人人都能的。怎么说呢？如果鉴赏完全是以读者个人趣味为中心，这种印象式的鉴赏，是人人都能的；但如果要透过字义诠释的层次、透过结构美感的层次、透过性向风格的层次、透过道德判断的层次，直与作者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则这种鉴赏断非人人皆能。 现代的诗歌研究，无论是诗的设计、鉴赏、考据、思想，莫不须注意方法：考据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设计须了悟艺术的原则，思想须辨析义理的内涵，而鉴赏则须将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的法则兼备并用。每一首诗，可以从多种角度作为鉴赏的着眼点，如历史故实的考求、社会背景的探究、作者心理的分析，这些是鉴赏作品的前提，都有其科学的方法；又如章句结构的析论、音响美感的探索、境界层次的阐述，也是鉴赏作品的要点，都有其艺术的法则；至于作品与诗人性格的研究，作品与诗人宗教或时代思潮的关涉，乃至民族特性与世界观的深层探迹，都有其思想的背景。有了这些法则，未必能作完全的欣赏，但没有法则，只能求盲目的偶合而已，然而法则的深谙，就不是人人皆能的。 所谓鉴赏的法则，究竟是指哪些呢？试举权德舆的《玉台体》诗来说明，这是一首以率直赋体写成的诗： 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 前人的鉴赏，大部分精力在注释何谓“玉台体”？或者特别讨论“藁砧”何以是“夫婿”的转折隐语，都着重于字义解释的层次，能够联想到“女为悦己者容”，或者批评它“俗不伤雅”的，涉及到内容风格的批评，已是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本诗还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分析：譬如每一句的动词位置就很特别，都安排在句末第五字，幸好第三句没有写成“勿将铅华弃”（姑不论其平仄），否则四句诗的句型完全类似，虚字实字安排的位置过分一致，声调节奏便呆滞重复，“复调”原是诗中的毛病，但本诗一二四句的“复调”反使本诗表现出古拙的民谣风味。 再就本诗所写时间的顺序来看，完全是直线叙下的，先说过去的“昨夜”，再说眼前的“今朝”，再推想到预测中的未来。直线式的时间行进，表达出简单淳朴的意味。诗中所说过去与现在，是实有的事，已经发生，未来的推测则是虚叙的事，可能发生，结尾只作一个疑问句，这个问号不曾因是否获得解答而消失，反使不竭的余情在空际回荡。 同时也可从本诗窥见唐代妇人的心理，妇人没有交游，唯以丈夫为生活的中心，丈夫不在时，由于航邮口信的不便，妇人们直觉地重视“裙带解”“蟢子飞”等等喜乐的瑞兆，与其批评那是一种迷信，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慰藉法。妇人能以毫不掩饰的口吻说出“裙带解”“蟢子飞”，这种突然降临的欢乐预感，使她望夫的眼神，充满了闪烁的光彩。也正因用的是率真的表现法，加浓了“古调”的韵味。 再从平仄格律上讲，第一句的第四字拗成仄声，按例必须以第二句第三字改为平声来救转，但本诗“蟢”字却是上声，这种例子极特殊，梅尧臣的《夏日晚霁》诗“两脚收不尽，斜阳半古城”，也许是学这诗的格律，这种特殊的格律，使节奏间特别明显地流露出脱胎于古诗的痕迹，也加深本诗古风式的印象。 若再从本诗作者的性向去认识作品，史书上记载权德舆虽官至辅相，但是他“动止无外饰”（见《唐才子传》卷五），这种自然潇洒的风格，表现在本诗里，自然没有一丝矫情作态的习气。 试再看李商隐的《登乐游原》诗：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简短的诗可供分析的方面仍很多，前人有的用旁圈密点的方式，有的用眉批夹注的方式，或是把这首好诗选出来，抄在选集里，也算是完成了他个人印象式的欣赏，其中大部分只欣赏到“好景难长久”的含意方面，就搁笔不谈了，这种体认虽不错，但总嫌笼统，如果能分别从各种角度去透视，必然体认得更为深刻。 譬如从音响方面说，第一句连用了五个仄声字，是拗句，第二句的第三字就必须将仄声换成平声，借以救转这平仄失调的现象，本诗正用“登”字作了拗救。义山在平仄拗救方面，往往寓有深意，原来拗救的秘密就在于将拗口的音响与情感作一致的呼应，“向晚意不适”连用五个仄声，五仄之中必须有入声参杂，声调才不致太低哑，这儿“不适”二个入声字用在五仄的句尾，使全句的音响逼蹙迫促，充分形容出心中怏怏不乐的压迫感。义山用“向晚意不适”五个仄声把心情逼逼逼，逼到近乎窒息的角落，然后用一个平声“登”字特别响亮地发声，像以脚猛地一踩要跨出去似的，“登！”把压抑反转成爆发！所以在朗诵这诗时，何处声调低压，何时冲口爆出，拗时低压，救时高冲，才能使拗救的神味充分将心情夸张出来。 再从时空情景方面说，诗题“登乐游原”是着眼于空间性的，但诗中用了“晚”、“夕阳”、“黄昏”等三个重复的词汇，使全诗又着重于时间性了。再看一二两句正写情事，三四两句却用一幅以时间画成的风景，拦截了将吐未吐的情事，使这不适的情感渗透入景物里去，景物显得十分凄美。 再就全诗情景的安排来看，原是因为向晚的时分加浓了“不适”的情绪，所以才驱车去登古原，意欲宣泄这不适的情绪，待欣赏到古原上绝美的夕阳，原本“不适”的心情正要畅快些，却无奈又有了“近黄昏”的悲哀！斜阳的美好与黄昏的短暂起了情节上的冲突，这矛盾冲突使“遣愁更愁”的心境进入了愁情的高潮。从首句不适起，到结句更愁止，适巧使意义回环成一个圆。 上述这些分析，还都着重于诗的内在研究，如果从诗的外缘去研究，譬如想知道本诗所说的夕阳霞光，是不是“义山自伤年老之诗”，那就得考查义山作本诗时是多少岁；想详考年月，又须将本诗作系年，并得考查乐游原的地理位置；乐游原既在长安附近，那就得考查义山多少岁在长安？最后一次到长安是不是在晚年？义山登乐游原吟诗不止一次，集中所收至少有三首，春梦云云一首，冯浩以为是少年时代的作品；万树云云一首作于深秋，也不像晚年到长安时所作。义山在四十七岁去世，最后一次到长安是四十五岁春天（大中十年，公元856 年），夏秋间他便到洛阳去，唐人年过四十往往自比“衰翁”，本诗如果能考定作于这一年，则距义山下世不过二载，自然可说诗中寓有伤老的意思。 又譬如想知道本诗是否有“忧唐之衰”的意思，则首须知道义山是晚唐人，义山下世距唐祚覆亡，虽然尚有五十年，但是当时宣宗大中年间，镇将跋扈、节帅被逐，唐室必亡，当时已有具体的征验。前人根据这些外缘的研究，认为本诗中“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杨守智评语），或认为本诗“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怨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纪昀评语），都将诗中“好景难长久”的意义推深到叹老伤时的二重层次里去，使鉴赏的视界宽阔了许多。果真如此，这一首小诗里有著作者整个心境的缩影、整个时代的缩影，像太阳透过叶丛，在地上投射的每一个光影，都是太阳的缩影一样。 从上述二诗的分析，可以知道诗的鉴赏方法是很多的，训诂字义的认识，仅是粗浅的层面；如感不足，还可从作品内在的结构音响等方面去品鉴；如仍感不足，还可以从作品的外缘背景去认知。 训诂字义的认识，是读者开展其悟境的基础；作品中结构音响等的认识，是深入作品诗境的梯阶；至于作品历史背景的考查、作者生活情操的认识，则是探索作者心境的神秘蹊径。本书就是以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者的心境三方面并重，来创建一套比较公允的鉴赏标准。 要想使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者的心境三方面并重，则各种鉴赏的角度，均须兼顾并重。自从西方的文学批评成为国内热烈讨论的课题以后，西方人所分：历史论的、形式论的、社会文化论的、心理学的，及神话论等五个批评学派，已成为国内谈文学鉴赏者附响影从的刍像，其实这些流派，有些在中国久已存在，只是旁见散出于各书，未曾刻意地标榜什么门派，而西方所分的派别，其门户及内涵或宽或狭，未必能各成大宗。再则所分的各派，如果不能互补短长，融通兼施，也只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而已。所以我想将中国自来对诗歌鉴赏的各种角度重新分析归纳，厘成十类，如能将这十种角度，融通活用，相辅相成，自不必完全追随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这些鉴赏诗歌的角度是： 一、以诠释字义为鉴赏 字义的诠释、出典的查勘，是鉴赏诗歌最基础的层面，然而自来许多有学养的诗评家，深信“诗可注而不可解”、“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以为箇中消息，只许自悟，不可道破，如吴雷发《野鸿诗的》、沉德潜《唐诗别裁》都有类似的说法，所以许多诗评家都学李善注《文选》的诗那样，只考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使资料方面“原委灿然”，便算达到了鉴赏的目的。事实上可能是人所皆知不必注的地方不厌其详注了一大堆，该注的地方注者也不明白，没见有一字半解的增益处，何曾使“原”与“委”都灿然了呢？如果像刘辰翁摘取诗中一字一句来作评，被他们讥为“醉翁呓语”；像金圣叹评唐才子诗，分前解后解，讲承接照应，更是投以鄙夷的眼光，讥笑为“死在句下”。 千百年来，他们是缺乏情趣地禁止了分析批评。这一派学者自身对于诗的美感经验，或许有不少会心之处，但只是混融一体，不求甚解。然而他们几乎是传统鉴赏的中坚，所著的书以考查诗句的出处、标明典故的由来，来显示其博学，对于诗旨的疏通，守着宋人所谓“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的原则。这种鉴赏对于诗歌的本身仅是触及，而未曾深入。当然，对于连字义也解不来的读者或许有助益。但是今天由于工具辞书的发达，笺注出处或典故，事实上只是翻检辞书而已，早没有炫耀博学的价值了。 二、以考据故实为鉴赏 考据故实本来是提供正确鉴赏的一项佐证，仅属鉴赏的前提，不该是鉴赏的终点。当然，从考据出发，也可以修正鉴赏时臆测的误差，譬如利用宋代牟益的梼衣图卷，可以帮助认识李白《子夜歌》“万户梼衣声”是梼生丝为熟丝，而不是洗衣服；利用出土的铜器，知道周代金奏之乐，天子与诸侯才并用钟鼓，大夫与士只用鼓而不用钟的，可以帮助认识《诗经·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不是在描写一般巷里平民娶新娘的情景，小序以为是在赞美后妃，其身份是很适切的；又如《诗经·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的句子，从出土的铜器看来，金罍也的确是人君或宗庙的器皿，小序也以为该诗是赞美后妃，仍有它坚强的理由。 又如1968 年8 月发掘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古墓，出土两套“金缕玉衣”，证明金缕衣是陪葬的殉物，诗评家才想起杜秋娘唱《金缕衣》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可能是劝人与其在死后穿镶金缀玉的寿衣，不如惜取年少可爱的时光。我说金缕衣作“华丽的衣服”解之外，可能有作“寿衣”解释的，曾引起质疑，质问道：“杜秋娘对着暴戾的主人，怎么敢唱出寿衣来？”“古人极重忌讳，不吉祥的歌词适合在酒筵前唱吗？”其实前面的问题，既是“李锜长唱此辞”，李锜爱听，命令歌妓杜秋娘唱，便不发生敢不敢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好像据常情理该如此。但若翻检出白居易的《狂歌词》来读：“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劝君酒杯满，听我狂歌词。五十以后衰，二十以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焉用黄墟下，朱衾玉匣为！”末句“朱衾玉匣”，玉匣就是“玉匣金缕”，就是出土的金缕衣，这“寿衣”的狂歌真的在酒筵前唱的呢！而且《狂歌词》的内容，简直就像杜秋娘唱《金缕衣》的翻版。“五十以后衰，二十以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不就是“劝君惜取少年时”吗？“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不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吗？那么“焉用黄墟下，朱衾玉匣为”，不就是“劝君莫惜金缕衣”了。白居易这首诗，据汪立名的考证，作于长庆三年，距李锜被戮刚过十六年，白居易应该听过杜秋娘所唱的《金缕衣》以后，才写这首《狂歌词》，两诗机杼相仿佛，可见都作“寿衣”解也不是没有可能（详见拙著《读书与赏诗》及《珍珠船》，洪范本）。有了这些名物故实的考据，对鉴赏自然极有助益，但考据毕竟不能等于鉴赏，像吴景旭的《历代诗话》十集，只就一字一词考据，至多引诗一句二句，很少讨论到全首诗旨，他的著作，可作为这一派诗评家中杰出的代表。 三、以选抄去取为鉴赏 用选抄的态度去品评诗篇，无论是一代之中选数人、一人之中选数首、一首之中选几句；或抄成一本诗选；或在全集中稍作圈记，那入选作品的多寡、圈圈点点的疏密，都寓有鉴赏的价值判断在其间。孔子删诗之说是不是可信，是另一个问题，但根据《周南》、《召南》看来，诗篇的编次前后，恰与《大学》修齐治平的纲目相应合，可见现存的《诗经》，必然是经过儒家鉴赏后编选而成的读本，编选时也必然有他鉴赏的尺度。其后徐陵编《玉台新咏》十卷，萧统编《文选》，录诗十三卷，一爱新艳，一尚雅正，从选抄之中，便能显示出主观印象的差异。又譬如唐人选唐诗，多不收李杜诗，今存十一种唐人所选唐诗中，杜甫的作品一首也不曾入选，敦煌卷子中只抄录李白诗，依然没有杜甫诗。宋人元人选唐诗，选录李杜诗的稍多，至明人清人，则所选大都以李杜为宗，这说明从选抄中可以觇见各代人的鉴赏偏好。选抄时也有以自己的主张为中心的，如王渔洋编《唐贤三昧集》，以神韵为主，特别推崇王孟；陈沆作《诗比兴笺》，以比兴为主，特别偏重韩诗，所选篇章的数量竟超过了李杜，同时也很重视李贺，在这存删去取之间，都表现出编者的趣向。编选的人鉴赏力高，这些选本对读者也有许多好处，不仅节省读者的时间精力，也稍具指点门径的作用，像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蘅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都以选录与否作为鉴赏的尺度，同样成为不朽的名著。 有人批评王安石的选本道：“王荆公号称知言，而《百家选》遍得晚唐刻削为奇，盛唐冲融浑灏之风，在选者戛戛无几。”（明王偁叙《唐诗品汇》）我想王安石所以偏重晚唐、轻略盛唐，并不是他的选择标准如此，而是只做了晚唐的部分，手头翻到哪些集子，就在集子里挑佳作，当时没有全部唐诗在案头，盛唐部分尚未挑选，这《百家选》乃是不曾完工的作业罢了。至于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也不是从《全唐诗》中一一挑选，而是从众多前人选本中集其大成，累积了前人评选的智慧，容易获得普遍的认同。 诗选文选原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清人宋荦序《二十四家诗定》就说：“作者难，选者尤难，非力学则无由办。然世之操选政者，正不必有学，愚者效小儿解事，慧者思英雄欺人，往往妄生好恶，横立是非，何定评之有？降及末流，更有借此为依名攫利地者，其人于风雅一灯，既未梦见，则凡升降正变之数，又孰从而诘责之而辨正之？”正指出以选抄为鉴赏，选者的审美能力与公正心态是十分重要的。然后人编诗文选，或尊重作者的名位功业，或偏袒于自己的私交朋党，既无目力，又嫉真才，私于一己之见，不是阿谀，就是瞽目，岂止一失，乃是百漏！甚至于让当代作者自选自捧，不能就诗论诗，一本大公。编选者寸衷既乱，识鉴有限，自然没有裁断作品高下的价值了。 四、以主观品第为鉴赏 以主观品第为鉴赏，与上节以选抄去取为鉴赏一样，鉴赏的尺度完全以诗歌给予自身的感动程度而定，感动的深浅，便是评定作品价值的依据。它与科学性的客观批评完全相反，纯然取决于主观的印象。由于各人的情趣不同，所得的品第自然有别。像钟嵘作《诗品》，因为讨厌当时人“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以致“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所以分汉魏以来的诗为上中下三品，并自诩说，“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奕”，自以为能将诗篇高下的品评，像围棋数目一般地数出黑白胜负来，这种鉴赏是否能让别人全部接受，极可怀疑。当然，钟嵘的鉴识力甚高，所定的三品升降，可议的地方不多，即使他认为陶渊明的诗源流出自应璩，模拟的痕迹很明显，所以列入中品，后人持相反意见的不少，但依据今日辑佚所得的资料，证明钟氏所说乃是公正的评论。然而钟氏讨厌“缙绅之士”全凭一己的嗜欲印象来作“商榷”，没有“准的”可以依循，但是他自己所主张的“有滋味”“口吻调利”以及“反说理”等等，又何尝不是依凭自己的“嗜欲”？ 《诗品》之后，凡如轩轾李杜、王孟、高岑、韩柳、元白、温韦等等，用比较两者优劣的方法作为鉴赏的，都算是品第的鉴赏。就算如钱谦益写《列朝诗集小传》，自认为是“有公鉴，无姑息”，“敢以是非黑白自任”，虽不曾将明代全部诗人品等分级，但推扬或排诋，有时指篇摘句，各有是非。对于李东阳、程嘉燧推扬备至，对于李攀龙、何景明、王元美、胡应麟，各有排诋，等于给了品第似的。但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引吴梅村的看法，认为“推扬幽隐太过，排诋三四钜公，也未必为定论”。可见以品第为鉴赏，随你怎样自许为“公鉴”，仍不免受主观的局限。这种鉴赏的角度，为一般诗话作者所常用，也是传统鉴赏的主流，他们对于诗篇何以“有滋味”、读来何以会“口吻调利”等，是很少进一步探索的。 五、以讲明结构为鉴赏 讲明诗的结构，总不外乎章法、句法、字法的研析。章法的析论可以兼括谋篇及命意，句法字法的析论，则必然牵联到修辞与文法。总之这派的学者是集中注意力于诗篇的本身，以为认清诗法格律，是进窥堂奥的途径，对于所谓“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的结构与神韵，毫不放过，精密地剖解这些内在的元素与弦外之音。这一派学者在西方称之为形构批评或新批评，在我国古代也有这些专门阐明脉络章句的书，早先或以眉批的方式、或以夹注的方式写成，同样是以著书的精神作批阅，也是著书方法的一种，但体裁上不登大雅之堂，所以自来被讥为村塾闾师用的“陋书”，即使如明代钟惺的《词府灵蛇》，将诗依“体势”来分类，如“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叫做“狮子返踯势”，如“可能有事开心后，得似无人识面时”叫做“毒龙顾尾势”，如“既不经离别，安知慕远心”叫做“孤雁失群势”。这些物象虚构的势，在批评家自己或许鲜活生动，但所指究竟是结构还是内容？分所难分。他想假托物象的动作来说明一种有机组织的肌理关系，心态可嘉，但方法模糊，过于自说自话，自我陶醉，仍不脱“陋书”的讥评。 这些传统的印象鉴赏家一直主张好诗像“无缝天衣”，如果“求之针缕襞绩间”则“愚矣”！不过，这种“以不解为解”的鉴赏风气，在清代乾隆年间，已有一位杰出的诗评家吴瞻泰，提出反驳，他主张“以法为宗”，示范式地作了《杜诗提要》十四卷，选取杜诗四百七十七首，致力于擘析披剥，做到了“提纲挈领、摄魄追魂、意象昭融、法律森列”（罗挺评语）。吴氏的著作已从结构脉络，直探索到意象格法，我们把他列为结构批评派的先知者与前导者，也能名实相符。试举他剖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前四句“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抬出魏武曹操这位英雄，既文采又风流，而今天这位曹霸将军，只剩文采，以丹青作画见长，已非本色。全诗以丹青为主，言外正为将军深深可惜。而这位“承恩数上南薰殿”的大画家，至今飘泊干戈际，画画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一幅丹青由得意而沦落，复至坎壈，而诗中呼叫“将军”四次，是极着意处，也是极辛酸处，将军不以武功显而以文采显，至今文采又不见重，乃至俗眼翻白，文采扫地，如此呼叫“将军”，其可悲可慨真是深重层层。全诗从发端析论至结尾，正面、反笔、侧笔、陪笔，一一分析，真是精彩倍现。 其他如金圣叹批唐才子诗，仇兆鳌作《杜诗详注》，于分段结构、脉理照应处，也不惮烦琐，分析入细。这些鉴赏的成绩，到今天已逐渐获得应有的重视。自然，在研讨诗篇的本身结构时，仍必须与作品以外许多历史的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诗篇本身的分析更接近真实。 六、以道德伦理为鉴赏 孔子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作为诗的功用之一，《诗经·大序》更举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伦理标准，说明“先王”对诗篇的看法。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常以这种教化的功能作为诗篇的评价标准，“发乎情、止乎礼义”、“思无邪”就成了诗的创作尺度。自从宋代的朱熹，指出了《诗经》中有一部分是淫诗，王柏更建议将淫诗从《诗经》中删去，这种建议，表面上像是动摇了前人对《诗经》的崇拜，实则仍是基于以道德伦理为鉴赏的标准，宋代的理学家们评诗文，无不如此，如程伊川说：“语丽辞赡，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外形辞华的美，只是“应世”的文字；内涵识见的美，只是“名世”的文字；唯有诗书教化的美，才是“传世”的文字！所以像祖咏的《终南望余雪》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诗苍秀省净，把融雪时气温特别冷的景况，简笔勾出，但道德学者看此诗，就爱推想到“我辈优游而不如我辈者万千，我辈以雪景为美，霁色为美，而冻馁之人不可忘”的仁者怀抱中去，认定言外之意如此，才是好诗。作为一位好诗人，就得始终坚持自己是人类的良心。换句话说，此类诗评家是文教不分的，文学作品要带有教育性，写下好的观念才值得风行。 当然，由于这一派鉴赏家一再强调诗文对社会可能的影响，使后代许多诗人抱着严肃诚慎的态度去创作，在社会的安宁秩序上、在风俗的温厚淳美上，都有莫大的贡献，作者以“有补于世道人心”为写作的目标，读者以文学的道德功能为鉴赏的标竿。相当令人惊奇的是：每当这种“载道”的文学主张高涨的时代，天下盛平；每当“载道”主张式微而“唯美”主义高涨的时代，天下混乱。可能的解释是：天下盛平，道德伦理易为人们所认同，成为社会公众重视的规范；天下混浊，唯美思想为人们所追求，成为诗人自己逃避现实的渊薮。这么说来，以道德伦理为鉴赏的标准，虽然忽视了诗歌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但或许真有拨乱反正的时代功能。 七、以思想类型为鉴赏 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对于“说诗”一道，就主张“以意逆志”，《诗经·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知“志”是指诗歌完成以前的思想，也就是指作者的心境。“以意逆志”就是要去探索这种思想抱负、这种深邃的心境。后人在诗歌的鉴赏方面，也有专门在思想的类型方面着眼的，如由毓淼研究杜甫，就从“非战思想”、“讽世不平”、“汛爱众观”去解析杜诗；陈慧剑研究寒山，举列“儒生期”、“慕道期”、“学佛期”为寒山思想脉络上的分界。再则如有人讨论韩愈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王维白居易为佛家思想的代表，皮日休陆龟蒙是道教思想的代表，李白是神仙家思想的代表等等（均见《唐代诗学》），都着眼于思想的类型。思想从横面看有类型的不同，从纵面看又各有层次的不同。从类型上研究，先经过通盘的归纳，比泛泛地排比三行五句，就分什么“非战思想”“忠君思想”要有意义一些；比无论讨论谁，都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或“宇宙观”、“人生观”等时髦的门类，而实质空无所有，当然更有意义。思想类型的鉴赏，最怕是落入一般的共相而不自知，像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分析屈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共分四点：（一）爱国精神的发扬；（二）强烈的政治倾向；（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四）艺术的特色及其影响。所分不伦不类，前面三点显然不是在分析屈原个人的思想。试问拿前三点不也可以去分析杜甫整本诗集？不也可以去分析岳飞的单首《满江红》？原来这三点实在是古今中国文学的共相，所以任举杜甫、岳飞也都符合，这不是屈原个人的殊相，如此的思想分析，看起来章节堂皇，根本不具意义。屈原因为与楚王室是同姓，不同姓的臣子可以像鸟那样自由选择树木，任意飞离，而同姓臣子到死也不能离开，这才是屈原思想中解不开的死结。掌握这个死结，才能读懂《离骚》，分析鉴赏《离骚》。 思想若从层次上分析，可以注意到思想的纵深面，那该是最深入的探讨了，如寒山诗中的佛家思想，有着纵深的层次性，这层次正道出了他学佛的进程，从劝善的小乘，进入破我相的大乘，然后破得念、照见诸相非相，诗中历述其见性的过程，完全是见证的自白。到了“可贵天然物，独立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处。……”是见性了。继续努力作保任的工夫，又破见障、破知障，各有诗记述修证的进阶，到了“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则到达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最高层次。 八、以分析心理为鉴赏 诗是作者心的投影，诗的内容往往是诗人自身表演的感人纪录。从诗的风格、诗的主题选择，以及辞汇的表现、象征的手法，等等，去了解诗人的经验、个性与情操，乃是一条明确的道路。譬如从慈祥恺悌的性情去认识陆放翁，知道他治家主宽、阖家和乐，然后读他的《喜小儿辈到行在》诗：“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才能有所体认，才能清晰地想见其精神面貌。又譬如从李益多疑的性格，去体认他的《罢镜》诗“欲令孤月掩，从遣半心疑”，《照镜》诗“衰须朝临镜，将看欲自疑”，都是他多疑性格的自供，从而可望见他惊悚疑惑的眼神。但是若过分依仗心理的特征，也易落入轻率批判的陷阱，其流弊约有二端，一是鉴赏的领域过于窄隘，对某一作者，只有某一种讲法，宋代的朱熹已批评过这种毛病：“《楚辞》不皆是怨君，被后人都说成怨君。”原因是太强调屈原这一辈人精神上的创伤，误以为那是作品中唯一的因素。沉德潜也说过：“少陵固多忠爱之词，义山间作风刺之语，然必动辄牵人，即小小赋物，对境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亦何取耶？”也指出了同样的流弊。 另一个弊病是鉴赏的态度过于轻佻，因为近代心理分析派的学者过分夸张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性欲，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诗的机心是在玩弄一个刻意伪装的性的象征”，于是读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被附会成压抑的欲望转变为痛苦性经验的象征；杜牧的《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被附会作男性器官的暗示。这样的心理分析，当然是着魔的邪道，乱把鉴赏引入死巷。 其实佛洛伊德说：“心灵的倾向，大部分正是一个造诗的器官。”这话是正确的，作品是作者真实的反映或赤裸的投影，所以分析心理者，要对个人的经验及其对事物的反应深切地注意，有些反应或许均赋有结构组织与独特性，这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家及史学家在观察上常忽略的一环，值得加强。 九、以生平历史为鉴赏 研究作者的生平事迹，以推断作品中的意向，将诗人的仕宦出处、爱情生活、师友渊源，乃至异闻轶事，都列为作品意义与价值的可靠指引，这种鉴赏，也是传统方法中常用的，像《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及许多诗话，无不如此。后来写文学史诗史的作者，也都是采用这种历史的鉴赏法，着重于诗歌本身以外的材料。谈到诗歌的本身，便只用些抽象的辞汇来形容，像讨论到高适的诗，不是渲染他“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的神话，就是详述在旗亭看“妙妓”唱诗的趣事。对作品本身的鉴赏，最多说它“风格雄放”，能将它与岑参的诗作一比较，说什么相异处是“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相同处是皆以“悲壮为宗”，稍稍涉及作品的本身，已经算是说得很透彻了。传统的诗歌鉴赏滞留在这个圈缋中打转，历时甚久，许多说诗的资料，重复引用，愈积愈多，至清末的夏敬观作《唐诗说》，总结前人所说而集其大成，可以举为这一派鉴赏法的代表。就缺点而言，这样的鉴赏往往将作品内在的结构忽略，吾人不否认研究作者的历史，是对作品的鉴赏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但作者的生平历史往往只数十百言，即使加以编年纪事，一年所纪仍有限，要想了解每首作品仍有其困难，而即使了解诗作的本末，与了解诗作的艺术成就依然是两回事。若作品的本身被忽略，则鉴赏家退居为史评家，诗的鉴赏就会全部落空。 所以考明了作者的生平事迹，还应据以深究作品的艺术结构。譬如鉴赏杜甫的《宿府》诗，据生平历史，知道此诗作于五十三岁，杜甫入严武幕府，做了工部员外郎，赐给绯鱼袋，就“杜工部”的宦途而言，乃是飘泊一生中最有依靠的岁月。全诗是：“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从末句中知道他有“姑且相就”的心思，但鉴赏不应限于此，该就诗作去分析脉理，发现“独宿”二字是通篇的眼目，井梧寒、蜡炬残，当然是在写独宿，而“永夜角声悲”时自言自语，也是独宿的凄凉景况，“中天月色好”时谁共赏看？也是独宿的无聊心情。“悲”也罢，“好”也罢，结果一样凄凉无聊，如此一顿一挫，神味加倍隽永了。下面风尘侵寻、乡书阔绝，写来也来不得；关塞萧条、归路艰难，写去也去不得，这才是“姑且相就”的独宿原因。然而“一夜独宿”时寓有多少“十年”中的感慨；“一枝栖息”间寓有多少飘泊的空间，今日暂依于此，思绪翻腾，必然是凄恻不眠了。全诗脉络紧凑，命意悲壮，得历史生平的配合而益为彰显，如此才是理想的鉴赏法。 十、以社会风尚为鉴赏 诗的花朵，必然受社会气候的影响。所以要鉴赏诗，对于所以产生当代诗歌的社会生活条件、社会思想与价值标准，应当深刻了解，才能充分接近诗人的想法与做法。譬如陈寅恪研究元稹的艳诗，认为对于当时社会风习与道德观念影响及于元稹的行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后才可了解元稹的艳诗。元稹在《梦游春》七十韵的长诗中，将与少日情人崔莺莺的交往，比作梦中的“灵境”，“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写他虽然拋弃了寒门的女孩莺莺，还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孤单地生活了八九年。然而“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写自己追求眼前门第显贵人家的小姐，将负心往事比作无足轻重的春梦，诗中如此直率地自供始乱终弃的事迹，竟毫无惭意，白乐天与他唱和，也不稍指斥，可见元稹另娶高门的小姐，是当时社会风尚所能容忍的正当行为。《梦游春》诗中还自供说，“美玉琢文佳，良金填武库。徒谓自坚贞，安知受砻铸”，坦白承认自己纵使坚贞得像美玉良金，受了社会风习的砻铸，也会改变他如何生活的态度。如娶豪门、求登第，是唐代社会中像石磨铁铸般不可抗拒的价值观念，也代表当时社会不容异议的个人生存态势，纵使个人再坚执也是徒然。这四句诗，也等于是说明个人观念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联。他这般写，显然在当时获得的是同情谅解，而不是负心责骂。然而这一派学者的鉴赏也有它的偏失，由于太重视诗歌中的社会意识形态，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往往难以兼顾诗歌本身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 我想假如读朱庆余的《近试上张籍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首先得明白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后代不同，在考试之前，诗人热衷将作品遍送显达人士以求“推赞”，此乃一种人皆如此的社会风气，朱庆余的诗稿放在张籍的袖管里，时常被张拿出来当众“推赞”，以致诗名很快流传于海内，这样考试时才容易登科，这和后代科举时弥封誊录、不准干求请托是不同的。因此本诗是借画眉深浅合不合时尚，能否取得舅姑欢心，来比喻试期将近，问张籍道：“我的诗文风尚是否合主考者的赏识？”单是如此探索，只说明了社会风习与诗中的主意，如果能分析第一句“昨夜”是过去，第二句“待晓”是未来，三四句是表现当前的一刹那，捉住这一新娘向新郎低声请问的奇妙时分，相对于昨夜的长等，待晓的久等，这即将分晓过关的当前刹那是何等旖旎动魄？至于借用的典故是张敞画眉，恰巧扣住张籍也姓张，用典入妙、比喻灵动，在艺术性方面可真不同凡响。 以上所分的十种鉴赏角度，是从我国传统的诗歌鉴赏书籍中归纳得来的，而西方所分的五大文学批评学派，其方法大部分也概括于其间。然而学术的领域，正随着时间之衍久而扩大，许多新兴的学问，不断地相互利用，相互激发，成为新辟的学术门径，因此就鉴赏诗歌的角度而言，也自然门径日繁、方法日多、视界日益宽阔。像西方新兴的神话论批评，从史前的神话中去了解民俗观念，进而欣赏人类普遍共有的象征，把诗中的神话含意作为作者志趣象征的投影。在我国，用神话研究去分析诗的还很少，闻一多写《神话与诗》，研究《高唐赋》的神女传说或《九歌》中东皇太一神的意义，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成绩，其他研究神话的年轻学者，还不曾能将神话论派的学说运用到中国古典诗的研究上去，虽然我试图在《思想篇》中探讨一些动物植物世界在诗中一再出现的基型，以及本篇谈中国诗中的集体精神模式，与此派想法有接近处，但止于滥觞而已，所以还不宜将这一派学说与以上的十种鉴赏角度并列。一个有理想的诗评家，应该对旧有的各种鉴赏角度兼容并蓄、多方运用；对新增的鉴赏角度致力创建，开拓新境。学术随时代日进，没有一种学问能滞留不动的，诗歌的鉴赏自然也不例外。 在今天，精神的世界日益萎缩，人们虽然灵性未泯，却缺少深度，而诗，永远是如此超妙地提升人类的精神，我们不仅可以把诗的鉴赏看作净化心灵的工作，也可以把它看作挽救沦亡的大事业！ 黄永武 1976 年识于台湾高雄 【版权说明】本文原载《中国诗学》，由北京步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方）授权刊发。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黄永武扛鼎之作，风行台湾三十载，荣获台湾出版大奖“国家文艺奖”。这是一部讲论古典诗歌的顶级作品，它承继了中国诗学的真正传统，开创了中国诗歌欣赏的新境界，将现时的读者和古典诗歌连系起来。全书分为《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鉴赏篇》共4册，欢迎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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