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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地方官员擅用非刑，需索勒逼，卖纵凶盗，草菅人命达到惊人的程度。各州县贪酷之吏往往“任胥役为爪牙，视斯民如鱼肉”，私设班馆、监狱。诸如福建闽县、侯官等地的“土地堂”，厦门的“间仔”，漳州、泉州的“虎药仓”，广东顺德的“知过亭”等皆是。种种非刑，难以枚举，“惨酷不可言状”。 文/王开玺 摘自《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东方出版社 居官三字诀“清”“慎”“勤”中的“慎”字，即是说人命关天，这官者在处理词讼案件，特别是有关命盗等重案时，尤其应该仔细认真，慎用刑罚，更不可屈打成招。然而，在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清廷官员却往往滥用非刑，屈枉百姓。 贪与酷，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事实恰如时人所说：“古来贪、酷二字连缀而言，贪则鲜有不酷，酷则鲜有不贪，盖酷正所以济其贪也。” 道光朝地方官员擅用非刑，需索勒逼，卖纵凶盗，草菅人命达到惊人的程度。各州县贪酷之吏往往“任胥役为爪牙，视斯民如鱼肉”，私设班馆、监狱。诸如福建闽县、侯官等地的“土地堂”，厦门的“间仔”，漳州、泉州的“虎药仓”，广东顺德的“知过亭”等皆是。种种非刑，难以枚举，“惨酷不可言状”。 有人揭露称：广东省南海、香山等县私设的班馆，“俱安设木闸，中开数孔，将讹索不遂之人禁锢其中，引其手足从孔穿出，又加锁铐，致令不能坐卧。又有幽之囚笼者，令人不能屈伸。有闭之烟楼者，拘人楼上，楼板狭小，四不通风，以火烟从下熏灼，令人不能呼吸。尤惨者，用铁杆三尺余长，竖立于地，上顶喉颈，周身捆缚，锁镣手足，作盘踞状，欲坐不能，欲起不得，名曰‘饿鬼吹箫’。又有将人倒悬墙上，鞭挞拳殴，名曰‘壁上琵琶’。或将一手指一足趾用绳从后牵吊，名曰‘魁星踢斗’。种种非刑，难以枚举”。 更往往有殷实人家，并未犯案，亦被捏造案情，拘系班馆，任由贪官污吏随意讹诈，“需索洋银，动以尺称，洋银一百圆，谓之一尺。凡需索者，动辄议十余尺、数尺不等……倘不遂其讹索，直打至死而后已”。为了规避上级的检查处分，他们往往采取倒填年月日期的办法，先期捏称其人病重，“装为病故”，以掩饰其非刑毙命的劣迹。 在一些边远的地区，天高皇帝远，州县官吏更是肆无顾忌，残暴酷烈。凡乡保、团众捆送之人，官吏并不详细察审，往往“但凭单词，不容分诉，立毙其命”。地方官如此喜怒任性，草菅人命，在“州县习以为常，各上司恬不为怪”。更有酷恶州县，为捕役所愚，将良民诬为盗匪解省，及至邻境拿获正盗真凶，事实证明盗案与此人毫不相干之时，该州县官不但不为不平反，反而为此“老羞成怒，竟将此发回之十五人概行监毙”。 另外，地方州县还往往利用相验命案之机，大肆勒索，滥带长随书役从人等，动辄数十人，书役、长随等又各带马夫人等。据时人段光清记载，当地知县下乡验尸时，“必带仵作、刑书，遂至署内门印、签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至百余人……是以乡里数百亩殷实之家，经地方官一番相验锣响，皆扫地无余赆矣”。 当然，这些随从人役等的一切饭食、工资、草料，“皆取偿民间”。由于差役的多方婪索吓诈，费用甚巨，致使民间遇有命案，“辄隐匿不报”。遇有本属寻常词讼，州县只需票传一人即可，但却常常差遣七八人之多。有时更是加派捕役、经承等复传，向事主“互相勒索，稍不遂意，凌辱百端”。遇有重大命案，贪官酷吏为讹诈富户，往往不准死者家属指告正凶，而是先行票传富户多名，甚至多达五六十家，有意驾词，广泛株累，致使“贫富均受其害”。厦门民人陈全被私押十七个月之久，直至出卖一位妇女，“将银贿差，始行放回”。甚至有臬司大员，“授意属员贿和尸亲”，消弭命案。 道光五年，御史廖敦行揭露说：各地方州县，多有“贿嘱仵作，隐匿伤痕，暗买见证，扶同隐饰，每致酿成巨案，实为近今积弊”。尤其恶劣者，是各地胥吏蓄意栽赃，讹诈株累。其方法是遇有盗窃案件，差役选择失窃事主邻里“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一般百姓慑于官府的法网，不敢与争，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时人撰对联戏谑鞭挞称：“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不但地方州县如此酷虐枉法，就是天子脚下的全国刑名总汇——刑部，也同样是冤氛充弥，1839年6月（道光十九年五月），御史陈光亨揭露称：“近来刑部收监之犯，有罪尚未定而不免破家者，有身或无辜而几至毙命者，需索凌虐，悍然不顾。” 由于各地方官贪虐昏庸，国内冤狱重重。百姓若含冤上控，上司辄存官官相护之念，不肯认真审断。1817年，广东省潮州萧缉熙因向邱姓索屋价未遂，于是发生迭抢租谷，并杀毙二人，铳伤四人的命案。据《清实录》记载，自1817年至1821年（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元年），邱姓受害家属历控十七年之久，控经本地知府八十九次，本地道台三十三次，本地藩司九次，臬司十九次，本省巡抚十六次，总督十一次，然而各官“均未亲提”审断。其他各省均有历控多年而无结果的情况。许多无辜百姓因无力贿买州县书役等，常常被错枉监禁十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1832年（道光十二年），因久旱无雨，道光帝日日“修省祈祷”，但仍是求雨不果。道光帝怀疑是国内冤狱太多，悖违天和所致，因而迭降谕旨，令各省慎刑查狱。结果发现外省至京控告之案，“竟有经年累月，辗转延宕，甚至如上年直隶深州民人田兰馨京控一案，阅三十年之久，始行讯明奏结”。 1833年（道光十三年），四川一省即查出收监入狱而匿不报部，玩视民命者七案，且多为1820年至1824年、1825年（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四年、五年）先后监禁而至今尚未清理定案者。其中庆符县民人梁贵，自嘉庆三年被监禁后，在监三十五年。道光帝得知此案后亦殊为惊愕地说：“梁贵系一无罪之人，缧绁半生，殊出情理之外。”他颇为感慨地深叹此弊之深，“四川一省如此，他省恐亦不免；淹禁之业经发觉者如此，其未经发觉者又不知凡几”。 道光初年，清统治者曾认为，各种京控案件，“诬控者十居八九”，其中少有真正“负屈求伸者”。《宣宗成皇帝实录》，但到了中后期，清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各州县于民刑案件“任意延宕，颟顸了事，愚民无所伸雪，以致纷纷上控”，“各省州县审办不公，致令来京具控”，“近来京控之案不一而足，推原其故，总由民间词讼案件，州县官不为秉公审断。甚至是非倒置，曲直混淆，骫法婪赃，无弊不作”所致。 民人百姓的上控案件，各省督抚并不亲自鞫审，或是委员代为鞫讯，或是发回本府、州、县自为复审。且不论本府、州、县各官，必不肯自翻前案，即所委之员，亦“不能实心勘讯，非迎合上司意指，即瞻徇同官情面，往往含糊草率，甚或怀私挟诈，变乱是非”。正因各级官吏“于上控各案，延不亲提，以致纷纷京控”，“群疑众谤，京控不休”。道光帝深知此弊之深，多次谕令各省督抚要正己率属，破除情面，亲自审讯上控案件。但许多地方官因循疲玩，我行我素，触使九五之尊的道光帝多次发火斥骂：“督抚深荷委任，察吏安民是其本分，若事事诿之属员，又安用此大吏为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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