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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祁媛    祁媛是一位虽然出道不久但却已经在文坛抱得大名的优秀作家。最早接触祁媛的小说，应该是她2015年刊发在《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的短篇小说《奔丧》。那是一篇很容易就能够让读者联想到法国作家加缪名作《局外人》的作品。在为突然去世的叔叔奔丧的过程中，本应悲伤不已“我”和其他亲戚，在丧礼现场的表现却是某种不应有的解脱与轻松。比如，“我”的婶婶，“这个黝黑粗壮的女人，这时她轻轻地转过了身去，仿佛不忍看似的。我没有看到她是什么表情，但是她的背影告诉我，她还是有些伤心的，但是伤心的同时，她会不会也有一种解脱感呢？毕竟叔叔一死，她就可以彻底地开始她的新生活了，也许她一边伤心一边高兴着吧。”再比如，“我”的妹妹：“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妹妹却突然夸张地放声大哭了起来，仿佛她把握好了节奏，就像是表演进行到最后一定要给你看的指定动作一样，她开始入戏了。”一场如约而至的嚎啕大哭之后，“我”紧接着看到的是：“妹妹和她的表弟在门口玩耍，有一种演出之后下场的轻松。”无论如何，这种“解脱”与“轻松”，都与丧礼现场的悲伤气氛格格不入。二者拼贴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一种生存荒诞感的自然生成。这种荒诞感，与《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面对着去世的母亲显得无动于衷的表现，有着内在的精神相同之处。从《奔丧》开始，迄今也就是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祁媛的小说数量虽然称不上多，但却全部都发表刊载于诸如《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这样一些顶级文学期刊上。发表平台的高端，本身就说明着祁媛小说思想艺术品格的不俗。
实际上，除了最早发表于《西湖》杂志的中篇小说《爷爷》之外，祁媛的其他全部小说，我都曾经认真阅读过。从那篇格外令人惊艳不已的《奔丧》开始，在追踪阅读过程中，我总是能够强烈感觉到祁媛的小说拥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艺术气质。那么，祁媛的小说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气质呢？虽然小说是一种典型不过的叙事文体，但毫无疑问地，祁媛的小说却并不以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取胜。很多时候，她的小说干脆就缺失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又或者，作家的写作动机，本就不是要建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实际的情形是，在祁媛的小说中，故事情节往往呈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现实的问题在于，这些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究竟依凭什么才能够被粘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悉心琢磨祁媛的作品，我们总是会从中嗅到丝丝缕缕的哲学意味。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人物也罢，故事也罢，不过是祁媛传达某种严肃哲学思索的道具。也正是这一点，能够促使我们把她的小说写作与加缪联系在一起。我们注意到，在评价同属存在主义阵营的作家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时，加缪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会在形象之中。”（加缪《论让—保尔·萨特的<恶心>》，《文艺理论译丛》（3）第30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加缪的这段话，既可以被看作是对萨特《恶心》的一种评价，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加缪自己的夫子自道。但在这里，我们却想把加缪的这段话移用来评价祁媛的小说写作。原因在于，阅读祁媛的作品，总会有诸如存在、虚无、孤独、冷漠等一些语词浮现在脑海。这些语词，很显然有着突出的哲学意味。其实，在祁媛所归属于其中的这一批80后作家中，祁媛可以说是最具哲学气质的一位。在小说与哲学之间建构某种必然的联系，并使得小说成为思考勘探存在的有效手段，可以说是祁媛小说写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所在。这一点，在她的中篇小说《眩晕》（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5期）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 《眩晕》讲述的，可以说是一个屌丝的北漂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一门心思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北漂青年。早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不管不顾地迷上了电影导演这个行当。为了实现这个高远目标，他在经过一番积极的努力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一所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导演专业。但因为学费太贵，他只好以各种打工的方式赚取学费：“算起来他打过好几种工，跑过外卖，发过传单，做过促销，有一次居然还跑到一家桑拿浴里做服务员……”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他接了一份电影编辑的工作。本以为这份工作会使自己更快地通向电影导演，没想到，就是这份电影编辑工作，开始瓦解他对于电影导演的信仰了：“他觉得所有的电影魅力的后面，全是脆弱的编辑，是一系列勉强的随意的东西支撑着，是一寸一寸一厘一厘的人造的东西，它们会毁于一旦，这是他无法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一句话，他对电影的信仰，在编辑的无限可能性中，彻底动摇了。”问题在于，虽然已经对电影编辑工作心生厌恶，但一种残酷的现实却是，除了依然与曾经一度迷恋的电影缠绕在一起，他并不可能有其他的人生选择。甚至，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在电影圈立足，他还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成为资深制片人和影评家“白发女”床上的发泄工具：“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就是她的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鸭’。但他知道，像自己这样一个除了年轻什么也没有的屌丝，如果将来要在北京立足，要在电影圈混，没准还要有求于她，所以她不敢得罪她，也不能得罪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春少年，仅仅因为利益的关系，总是被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用来满足自己旺盛的性欲，其间那种难以忍受的巨大精神屈辱感可想而知：“他早已不想搞她了，或者说不想被她搞了。”“他感到对她的忍受正在一天天，一次次地接近极限。”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那可怜到极致的些微自尊，也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获取的：“他感到了自己的优势，年轻的优势，性的优势，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战胜自己的贫穷卑微的心理，战胜自己的屌丝身份，他看着身下俨然已经被他征服的属于另一个阶层的女人，感到自己不是在搞她，而是在搞这个高于他的阶层，甚至在搞近来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世界。”一个勉力维持生存的屌丝北漂，被迫无奈到只能够通过和女人做爱的方式来反抗这个不合理的现实世界，隐于其中的正是某种存在的荒诞感。
在他和“白发女”之间的主体故事之外，祁媛在《眩晕》中也穿插叙述了他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与其他几位女性之间的性或情感的故事。其中，既有初中时教会他如何以手淫的方式“自行解决”的初恋女生，也有高中时曾经彼此热恋过的女友沈珏。沈珏真心爱着他，但他却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了她。摆脱了之后却又突然心生后悔，莫名其妙地嫉妒她的新婚丈夫。当然，也还有那位曾经短暂出现在他生活中的身份暧昧尴尬的继母。还原整部《眩晕》，除了那个同为屌丝北漂的行为艺术家佟蝈蝈以及妓女莉莉之外，也不过就是这些以碎片形式存在的点滴故事了。把以上种种这所有的碎片拼贴粘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形态的《眩晕》文本了。
由以上的拼贴还原可见，正如同作家的其他小说一样，祁媛的《眩晕》也谈不上什么完整的故事情节。把这些生活碎片粘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是某种隐隐约约贯穿于整个文本的生存感受与存在情绪：“有段时间在北京，他完全陷入了困境，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逃不出的困境，深夜醒来失眠，开始掉头发。他大概想要在黑暗中伸开手抓住些什么，仿佛抓住了光，又仿佛什么也没抓住。要是什么事都不做，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他好像被一个力量牵引着。他不知道这力量究竟是什么。来自哪，又将带他去向何方。”“走到镜子前面，他发现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很陌生，特别的陌生，他迷惑于自己的陌生，那是一张苍白的，五官有点扭曲的脸。”“他开始泛泛地感到某种宿命，并对‘编辑’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在工作室里面，自己是个电影编辑，而在现实中，他是被别的什么在‘编辑’着，那个冥冥之中的‘编辑师’更高明，更邪恶，因而也就更隐身。”我们这里所摘引出的，很显然是小说中一些带有明显形而上思索意味的片段。这些形而上感受与情绪的生成，与身为屌丝北漂的他人生的艰难处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那位北漂屌丝是小说的主人公，莫如说以上这些形而上思绪构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因为通篇小说实际上一直被笼罩在这种形而上思绪之中。阅读祁媛的小说，总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哲学，联想到萨特和加缪他们的存在主义小说，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也正因此，我们才愿意移用加缪对于萨特的评价来理解认识祁媛包括这部《眩晕》在内的小说写作，把它们全部看作是某种深邃哲学的形象化表达。用加缪的原话来说，就是“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
最后不能不提及一个问题是，一部旨在关注表现北漂屌丝艰难生存与精神境况的中篇小说，为什么一定要以继母的再度出场而作结？虽然不无暧昧尴尬，但我们却必须承认，对于这样一位一直在孤独与冷漠状态中跌打滚爬的北漂屌丝来说，继母的突然现身，带给他的是太久时间没有体验到的暖暖温情：“他感到她柔软纤细的手指在自己的头发尖轻轻揉着挠着，心里充满了温暖，这是他来到北京后所从来没有的感受，他任由她的抚摸和轻揉，享受着这个珍贵的时光……”由这种温情，他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屌丝处境：“有时他担心自己会垮掉，烂在一个没人知道的街角垃圾堆里，一个散发着腐臭的下水道里，一个长满荒草的郊外，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可能被狗吃掉，或者烂掉，就是这样，就是的……”然而，现实的残酷情形是，继母带来的乌托邦温情是短暂而不真实的，与之相反，他在北京的艰难屌丝处境却是现实而持久的。也因此，继母的出现，与其说透露着温情，莫如说是在用温情衬托表现着这个冷漠残酷到极致的现实世界。“阳光刺目，他还是忍不住抬起了头，望着那湛蓝的天空和正在那里消失的淡月，他感到了一阵阵的眩晕。”小说的标题，很显然与结尾处的这段话语有关。为什么继母的温情会让他忽然生出“眩晕”的感觉？这其中，除了温情与冷漠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必然引发的人生感慨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由生存困境而生发出的那种哲学之眩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存在层面上的哲学之眩晕，不仅仅属于小说中的那位北漂屌丝，而且也属于作家祁媛，同时恐怕更属于那些作为普通读者的你我他。
2016年9月5日上午11时1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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