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1950年代在中华民国二战胜利及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展开。中华民国政府一度在联合国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碍于国共内战已经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又没取得美国支持，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香港。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数以万计的人为了逃避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1]。香港人口于是由1947年的175至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01万[1][2]。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资金带来香港。因共产党推行公私合营政策[1]，进而实行完全的国有化政策，不少公司把办事处从中国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创造条件；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施禁运，本来依赖转口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 背景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得中国大陆政权，香港有被入侵之虞。英国政府因为对于柏林危机及共产政权的对抗态度记忆犹新，所以决意保持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在共产势力中的桥头堡。再者，香港是中国的南大门，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英国冀望借此跟北京新政权展开贸易。面对欧洲与亚洲的共产威胁，特别是马来亚危机，英国不战而把香港交给中国，亦显得懦弱。于是，英国加强香港驻军，并制定撤退到澳洲的计划。[3]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命停止向深圳－广州边界推进，香港得以维持英国殖民地的地位。 英国国会曾经讨论，若香港不能维持转口港地位，应否让中国取回香港。[4] 这件事引起了香港居民不满，后来香港转变成为制造业中心。社会 人口统计 战后的1950年代，大量赤贫的人没有工作，亦缺乏天然资源。当大量难民从中国大陆涌入，人口问题变得更复杂。[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难民以每月十万人的速度逃亡到香港。到19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至220万。直至1956年，香港成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6] 房屋及建筑 石硖尾邨美荷楼，典型“H”形7层徙置大厦1953年，圣诞夜九龙深水埗区的石硖尾发生石硖尾寮屋区大火，58,203名灾民无家可归[7]。港督葛量洪制定紧急房屋计划。当时，香港政府为了尽快为灾民提供安身之所，火速在原址附近兴建徙置大厦。徙置大厦，由三合土所建成，结构比寮屋坚固，防火防渗漏，设有基本消防设施，每幢楼高七层，可容纳2500人。每层中间设有公共厕所与浴室。每个单位却缺乏间隔及厨房，市民要在单位外的公共走廊做饭。此后，政府又在香港岛及九龙各处兴建黄大仙、老虎岩、长沙湾李郑屋等徙置区，让居所简陋、卫生环境较差的寮屋居民入住。自此，香港政府大量建造公营房屋，每人的居住空间为24平方呎。 [8] 另一方面，1955年当政府在李郑屋村兴建徙置大厦时，无意发现了一个东汉墓穴，被称为李郑屋汉墓。此外，于1957年入伙的北角邨，在当时的香港公共房屋设计上作出很多突破，包括每户均有独立厨房及厕所，并设有升降机。 由于高楼节省土地，此后亦成了建筑趋势。其中由香港著名商人霍英东于1955年落成，位于香港岛铜锣湾利园山的蟾宫大厦，为一座楼高17层的住宅大厦，成为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蟾宫大厦是他旗下“霍兴业堂置业”的物业，他首创卖楼花的方式发售单位，奠下了香港地产发展商其后卖楼花的基础。[9] 交通 虽然受中国大陆政权变更，导致九广铁路来往广州的直通车于1949年末缩短至罗湖，但九广铁路英段的服务仍继续改善。1955年9月5日，2辆柴油机车开始投入九广铁路英段的服务，至1950年代末期，大部分蒸气机车已被取代。另一方面，随着香港人口增长，对交通的需求大增，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亦相应作出改善。九巴于1953年9月在新界各处设置巴士站牌，而中巴则于1950年代期间在巴士上引进了乳胶座椅。1958年，中环天星码头搬往爱丁堡广场码头，成为当时中环的著名地标之一。另一方面，香港的士发展也相当迅速，由1947年初办时的329辆，增加至1959年的851辆[10]。 然而，中国大陆政权的变更，严重影响当时香港两间航空公司之一的香港航空。香港航空原持有前往香港以北城市的专营权，但大陆易帜后跟香港断航，失去多条主要航线，经营变得困难，最后于1958年被太古洋行旗下的国泰航空收购，令国泰航空在其后的27年成为唯一本地航空公司。 道路规划方面，港府于1955年起曾研究维多利亚港研究兴建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的方案，但主要基于成本上的考虑，当时并未有正式落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