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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冷战结束，前苏联一直活跃着一个几乎能使整个地球都发生颤抖的组织，这就是尽人皆知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克格勃成立之初的名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后来，根据其职能变化，先后改称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安全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克格勃为配合苏联对外扩张、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在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和武装干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自己声名狼藉。 克格勃的机构是在列宁授意下，由捷尔任斯基一手创建的。但可以肯定，列宁本人在领导十月革命时并没有想到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还应当设立这样一个组织。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在十月革命即将发生时撰写的《国家与革命》就十分清楚了。遗憾的是列宁及其战友在夺取了政权后，许多事情都没有按他当初的预想发展。首先是革命没有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在全世界，起码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开来并取得胜利；即使在国内也没有收到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效果。相反，无产阶级政权面对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毫不掩饰其狰狞面孔，企图把第一个红色政权这个新生婴儿掐死在摇篮中。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颠覆；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扑、破坏、怠工和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暗杀事件，列宁指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作斗争。” 1917年12月20日，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人民委员会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1]随着克格勃在此后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捷尔任斯基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到苏联解体前，绝大多数苏联人在谈论十月革命时，只记得列宁、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直到1991年，在莫斯科克格勃中央大楼前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还耸立着这位克格勃缔造者的塑像。“8.19事件”发生后，这个纪念碑与许多纪念十月革命的建筑一起被推倒了。 捷尔任斯基全名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年9月11日出生于现在属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乌萨河畔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埃德蒙多·捷尔任斯基是一位出身于贵族的教员，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数理系。母亲叶列娜·伊格娜格夫娜结婚前姓雅努舍夫斯卡娅，她的父亲，也就是捷尔任斯基的外公，是彼得堡铁道学院的教授。1882年，年仅43岁的埃德蒙多抛下32岁的妻子和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去世了。当时捷尔任斯基只有5岁，父亲的早逝使他的童年充满了辛酸和苦难。 需要说明的是捷尔任斯基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参加革命以后所走过的道路。 捷尔任斯基从6岁起开始学习读书和写字，他的启蒙教师就是自己的母亲。在先后学习了波兰语和俄语后，他在10岁时考入了家乡维尔诺的男子第一中学。1894年，捷尔任斯基在读中学七年级时参加了当地学生秘密组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自修小组，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1895年秋天，捷尔任斯基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的国际主义左翼。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中学八年级学生，但他以饱满的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忘我地进行地下斗争。那时在维尔诺手工业工人中活跃着一个名字叫亚库勃的青年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捷尔任斯基。 1896年4月，捷尔任斯基主动从中学退学，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此后，他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许多十月革命的领袖一样，一次次被沙皇逮捕、监禁或流放，一次次获释或逃跑，直到1917年。如果说其他领导人在这种境况里仅仅锤炼了自己的品德和意志的话，捷尔任斯基则从中还学会了如何开展地下斗争，与敌人进行反侦查、反审讯。他认为这种斗争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认识对于这位未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捷尔任斯基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897年7月17日，敌人所以能找到他，是因为宪兵用10个卢布收买了15岁的奸细米哈伊尔·里马斯。但里马斯并不完全清楚他的身份，为了搞清这个年青人的背景，警察居然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1896年6月，捷尔任斯基被判到维亚特卡省流放3年，经过60多天的艰难跋涉，他于当年8月来到了流放地诺林斯克。在这里，他找到一份在烟厂当装填工的工作，虽然劳动强度很大，收入又很微薄，但他为自己能够置身于工人当中感到很满足。然而没过多久，警察发现捷尔任斯基在工人中间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维亚特卡省长在他写给内务部长的信中这样写道：“在维亚特卡警察监督下之别洛泽尔斯克市小市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克申及维尔诺省贵族费·埃·捷尔任斯基，在我省管辖期间行为不轨，政治表现极端可疑，业已影响某些迄今十分安分守己的人。从其言谈中已可断定，彼等没有停止同维亚特卡省外之同伙勾搭。卑职已发出指示，将雅克申和捷尔任斯基遣至斯洛博茨科伊县遥远之乡村。谨请部长大人对彼等处以《警察监督条例》第29款。”[2]就这样，捷尔任斯基又被发配到距诺林斯克400俄里，位于维亚特卡省最北端的凯哥罗德村。这是一个气候恶劣，与外界近乎隔绝，地方官吏肆意妄为的地方。为数不少的“政治犯”在这里因为无法忍受身体和精神受到的摧残最后崩溃了。但捷尔任斯基没有屈服，1899年8月底，他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由于警察局在整个俄罗斯帝国都散发了通缉令，捷尔任斯基已经不能在维尔诺继续工作了。9月，他根据组织安排前往华沙，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00年1月23日，捷尔任斯基第二次被捕并被判流放4年。在被押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解犯羁押监狱，他组织领导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暴动。长期滞留在监狱里不能按期前往流放地的40多名政治犯夺取了武器，赶跑了狱警，在监狱的楼顶升起了一面写有“自由”两个字的红旗，[3]在监狱里建立了“自由共和国”。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担任这个“共和国”的主席。这场暴动是以警方完全满足“政治犯”要求胜利结束的，几天后，捷尔任斯基等人被押上客货混载的轮船，沿勒拿河北上，分别被送往不同的流放点。途中，捷尔任斯基制定了逃跑计划，1902年6月12日，他与难友斯拉德科彼夫一起，终于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此后，捷尔任斯基途经华沙前往柏林，又一次把整个身心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 俄国“零五革命”暴发后，捷尔任斯基返回波兰，他在这里领导华沙工人的武装起义并因此第三次被捕。1905年10月17日，在俄国革命形势的逼迫下，沙皇对“政治犯”发布特赦令，捷尔任斯基于11月初获释。 1906年，捷尔任斯基在波兰遭到警察埋伏第四次被捕。几个月后，被组织和战友救出。 1908年4月，他第五次被捕。法院在审判时宣布，由于他多次从流放地逃跑，而且“屡次参加犯罪集团”，判处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地点在叶尼塞克省。1909年11月，捷尔任斯基又一次在流放地人民帮助下逃了出来。 1912年9月，捷尔任斯基第六次被捕。这时，他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家，所以敌人对他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他们没有再流放“这个对沙皇政府已经可以构成威胁的人物”，而判其终生监禁和作苦役。这是捷尔任斯基总计6次被捕中服刑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战友们才把他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时捷尔任斯基已经40岁。从他20岁第一次被捕，在其40年的生涯中，有11年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捷尔任斯基称得起是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斗士。 捷尔任斯基是较早投身于俄国和波兰革命事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895年就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后来与波兰社会党的一部分力量共同组建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随后又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合并，从而使他成为俄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捷尔任斯基没有出席会议，但仍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当时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有14名委员，列宁、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还仅仅是候补中央委员，[4]这就是说，当时捷尔任斯基在革命队伍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在一次次被捕后，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立场，而且利用各种条件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斗争，但毕竟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他无法站在第一线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战斗，这才使他的位置在十月革命的领袖中相对靠后了一些。但这一点并没有限制他发挥应有的作用。 1917年3月，捷尔任斯基被工人接出了监狱，他穿着囚服就直接来到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的会场，并且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一个月后，俄共在国内召开紧急会议，针对1913年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已被捕或流亡国外的情况，决定重新组建中央委员会，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会前，捷尔任斯基曾经被推选过候选人，但他以需要恢复身体为理由，主动将这个领导职务让给了其他同志。同年8月，俄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捷尔任斯基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21人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俄共书记处，取代原有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和紧急情况。书记处由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越飞、斯塔索娃等5人组成。 党的六大基本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为了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革命总部，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5人被任命为这个总部成员。在举行武装起义前，捷尔任斯基负责组织以工人为主要力量的起义队伍，很多工厂的工人在起义前被武装起来，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捷尔任斯基奉命指挥攻打电报总局，拉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经过一个白天的激战，工人赤卫队和参加起义的士兵攻占了电报大楼，切断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外界的联系，使整个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听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消息，为保证起义深入发展并很快就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5] 十月革命胜利了，但是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出挑战，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生与死的选择过程中，捷尔任斯基坚定地站在列宁身旁，历史地承担起了组织肃反队伍，镇压反革命的重任。1917年12月20日，他担任了新组建的《人民委员会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主席。作为克格勃的鼻祖，捷尔任斯基在这个岗位上展露了他非凡的天赋和才华，以及他对革命事业和列宁的赤胆忠心。 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年》的人都知道，捷尔任斯基组建肃反委员会的年月，无产阶级政权正面临着水与火的考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分子的武装叛乱、饥饿与严寒时刻威胁着红色政权和人民的生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捷尔任斯基在列宁和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十分迅速地进入角色，很快就取缔了全国主要城市里的非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严厉打击了一批乘人之危、倒卖粮食的奸商，使全国恢复了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为组建红军和稳定后方，集中精力进行国际斗争赢得了时间。 列宁在评价肃反委员会这段时间的工作时曾经说过：“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可能是20年从事地下斗争练就的本领，捷尔任斯基有着一双不眨眼皮的眼睛，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在这双眼睛面前不知为什么总是瑟瑟发抖，以至于一提到这位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就闻风丧胆。怀着对列宁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嫉恶如仇，捷尔任斯基冒着生命危险，亲身参加和指挥了多次平息反革命叛乱、抓捕间谍的活动。 1918年7月6日，德国驻俄大使威廉·米尔巴赫伯爵在大使馆内被人杀害。此时，俄国刚刚被迫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两国之间毫无信任感。大使被杀事件如不能妥善解决，很可能重新暴发战争。此外，德国在当时是唯一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国家，如果这一案件的凶手不能及时抓获，毫无疑问会对其他国家与俄国建交产生影响。捷尔任斯基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而且很快就认识到这个事件背后潜藏着巨大危机和阴谋。原来德国大使是被左派社会革命党派出的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杀害的。两个人在进入大使馆时都持有肃反委员会（契卡）工作人员的证件，左派社会革命党企图以此将刺杀德国大使的责任转嫁给布尔什维克政府，挑起德俄之间的战争，乘机发动暴乱夺取政权。捷尔任斯基用他那不眨眼皮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两个杀手所用证件上，他和肃反委员会书记的签名是假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证件和公章都是真的。这就是说，在契卡内部，有高层领导人卷入这起事件。很快，捷尔任斯基就把目标锁定在他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罗维奇身上，因为委员会的公章就保存在他手里。这时，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凶手都已经逃进了一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控制的“契卡”部队驻地，捷尔任斯基以超人的胆略，只带领一名秘书和两名警卫，从德国大使馆直接来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老巢。此时，波波夫及其他所控制的这支部队已经凶相毕露，他们不但拒绝交出逃犯，而且凭着人多势众，反而让捷尔任斯基交出武器。 “你们，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的部队，竞敢解除我—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武装？”捷尔任斯基一句喝问，吓退了那些蠢蠢欲动的亡命徒。 “把罪犯交出来！”捷尔任斯基命令波波夫。 “他们不在这里。”波波夫显然在撒谎。 “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肃反委员会主席要看看这个昔日的下属欺骗自己时的丑态。 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总部的指示，波波夫到底还是解除了捷尔任斯基的武装并将其关进了地下室。原来早在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就通过了刺杀德国大使，然后进行武装叛乱的计划。他们认为扣押自己送上门来的捷尔任斯基将使布尔什维克武装陷于瘫痪，有利于实现其武装夺取政权的计划。[6]打入波波夫队伍中的忠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契卡”很快就将肃反委员会主席被扣押的情况报告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们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群情激愤，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左派社会革命党立即释放捷尔任斯基。列宁也被这一消息激怒了，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布尔什维克紧急调动一个团的部队，包围并控制了正在大剧院召开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近400名代表，其中包括该党的领袖斯比里道诺娃等人。7月7日，双方经过谈判交换了人质。 捷尔任斯基的行动，揭露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刺杀德国大使，嫁祸于人的阴谋。同时，该党武装暴动的计划由于及时被发现也没敢实施，这对于苏维埃政权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 刺杀德国大使事件平息后，捷尔任斯基认为事情毕竟发生在自己主管部门，在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当中，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主动提出辞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列宁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几天之后，当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全部阴谋被查清后，捷尔任斯基又被任命为这个部门的领导人。 在捷尔任斯基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一大批“阶级敌人”，其中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特别是在1918年8月底，列宁和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在同一天被刺后，布尔什维克公开提出了实行“红色恐怖”的口号。当时出版的《红色报》在公布了被苏维埃政权扣押的500名人质的名单后，在题目为《对白色恐怖的回答》的社论中写道：“不要再说空话了！我们的领袖们由工人和红军战士来保卫。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白卫军们都消灭，我们就会把那些反革命首领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内务部长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在发给地方政权的电文中也明确指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话。要克服纪律涣散和玩忽职守的现象。这一切都应结束了！我们命令所有的地方苏维埃立即逮捕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大资本家和旧军官的代表，把他们当作人质抓起来。”[7] 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年》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一个场面：当芭蕾舞剧《天鹅湖》正在演出时，两名“契卡”工作人员走上舞台，他们用手势示意美丽的“天鹅们”暂时休息，然后向观众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告诉人们苏维埃政权准备处死沙皇尼古拉二世，请观众们发表意见。在一片嘈杂声中，几名嘴里嚼着东西的水兵大声喊道：“这个问题很清楚，说下一个。”台上的“契卡”接过话音说道：“有人说了，这个问题很清楚，那么这件事通过了。下一件事情是请大家演出结束后不要离开，要检查证件的。”“契卡”走了，美妙的音乐又在大剧院响起，天幕上又映出了天鹅湖那湛蓝的秋水，然而沙皇一家就这样草率地被判决了。 从1917年到1921年,大约有25万人就这样被“契卡”消灭了[8]。他们是作为一个阶级被赶出历史舞台的。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捷尔任斯基即然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期间为契卡争得了对“人民的敌人”执行死刑的权力，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又确实处决了数以万计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从而认为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捷尔任斯基的性格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协调。日常生活，包括工作中的他，对人像春天般的温暖。1918年前后，捷尔任斯基指挥“契卡”在对反革命实行“红色恐怖”的同时，收养、安置了上百万流浪在街头,父母已经死于战乱或饥饿的孤儿，就是最好的例证。当他把一个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时候，在捷尔任斯基的眼睛里总是既能看到愧疚的泪花,同时也能看到复仇的火焰。 “契卡”的这项繁重、“额外”的任务是捷尔任斯基主动从列宁那里申请得到的。他在与他的朋友阿纳托利·瓦西里的一次谈话中讲述了这个过程。捷尔任斯基说：“我想把我个人的部分精力，而主要是把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部分精力，用于消除儿童流浪街头的现象。我得出这个结论，理由有两个。第一，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幸！要知道，当你看到孩子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联想到—一切本来都是为了他们！革命的果实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们！然而斗争和贫困使多少儿童受到了折磨。就像我们看到了快要淹死的孩子一样，我们需要立即去营救他们，只有一个教育人民委员会是力不胜任的。需要整个苏维埃社会都来援助。需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建立一个……广泛的委员会，最好是对这件事能有所帮助的所有部门、所有组织都参加这一委员会。我已经和一些人谈过：我愿亲自主持这个委员会。我想让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真正参加这一项工作。促使我想到这件事的第二个理由是，我想，我们的机关是工作得最好的机关之一。它的分局各处都有，人们都重视它。有些害怕它……我这么想：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战斗机构来同这种流浪街头的不幸现象作斗争呢？”[9] 捷尔任斯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21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直接隶属于该委员会的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主席。已经被肃反委员会这一摊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他，对这个任命喜形于色。他于当日就给各级肃反委员会写信，强调“现在是对外战线上稍微轻松的时刻，苏维埃政权可以集中全力来着手这一工作，能够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关怀我们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支柱—儿童们。”捷尔任斯基在信中写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肃反委员会对于这项工作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应该尽力来帮助苏维埃政权作好对儿童的保护和供应工作。为此目的，为了使肃反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派我担任前面提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的主席。让这一任命作为对所有肃反委员会的指示吧！”[10] 从1917年到1923年，在整个俄罗斯，先后有将近500万儿童流浪于莫斯科等主要城市街头。在肃反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当中的100多万被安置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创办的儿童保育院。另外300多万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消灭饥荒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社会团体的救助。另外100万儿童则……。由于“契卡”在整个救助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许多人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少父母在他们离开人世时都再三叮嘱自己的孩子，“去找带手枪、穿皮夹克的叔叔，只要见到他们，你就能活下去了。” 1923年秋,由于其他方面的工作过于繁重，捷尔任斯基被迫辞去了他所担任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分管这项工作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其拯救了数以百万计少年儿童生命的伟大功绩已名垂青史。 当年，被救助的少年儿童们对捷尔任斯基无限感激和热爱，他们给他写了无数封带着稚气而又热情漾溢的信，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绝不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关怀和期望。沃龙涅什二区第三十队的少先队员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您致以热烈的少先队员的敬礼并向您报告，我们以您的名字为我们的少先队命名，并推荐您为荣誉队员。在用您的名字为我们的少先队命名的时候，我们许下了少先队员坚定的诺言，我们绝不辜负您这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字和我们敬爱的伊里奇的名字。”少先队员们还在信中给捷尔任斯基寄来一条红领巾，请求他在1926年7月6日晚上7时整带上它，与少先队员们一起宣誓。捷尔任斯基时刻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他在给少先队员们的电报中写道：“祝贺第三十队少先队员庄严宣誓的日子。今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你们的老一辈同志，要把红旗交给你们。这面红旗意味着你们应当茁壮成长，学习上进，使自己成为身心健康的人……谨祝你们成为伊里奇的忠实的和名副其实的子孙。第三十队的少先队员们，高举起交给你们的红旗，遵照列宁的遗教来塑造自己吧！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曾经得到捷尔任斯基保护和救助的儿童有的至今还在人世。1991年，前苏联发生“8.19事件”时，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塑像，也被一些想要表明自己与共产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的人拉倒了。几天后，广场相继来了几十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一个个老泪纵横，由儿孙搀扶或坐在轮椅上，把一束束鲜花放到已经被砸坏的塑像旁。他们向人们一遍遍地讲述着自己当年被“契卡”救助的故事，领着前呼后拥的儿孙们向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次又一次的鞠躬致意；希望这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万古流芳。 由于捷尔任斯基的年代距离现在已经相当久远，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知道他作为“克格勃”创始人的历史。其实这位十月革命领袖主持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21年起，他在兼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职务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方面。捷尔任斯基涉足经济领域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交通人民委员，他的前任是托洛茨基。 随着国内战争结束和国外武装干涉被粉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取消战时共产主义临时措施，尽快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然成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中心工作。但在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又没有管理国家经验的情况下，应当从哪里下手？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交通运输是制约各地区、各行业发展的关键，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部门。因为矿区大量煤炭运不出来，工人因此得不到维持生计的工资。而城里的工厂因缺少燃料无法开工，城市居民因没有燃料在挨冻。然而恢复交通运输又谈何容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后来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毁坏的桥梁横在铁路桁架下面的木头构架上，明显倾斜的路基、弯弯曲曲的铁轨、令人难受的停车站—毁坏的车皮和机车的堆积地，车站污秽的废墟。火车的运行是根据灵感而不是按照时刻表。厚颜无耻地盗窃货物，翻车事故的惊人的增长，潮湿的木柴加旅客的帮助就是‘动力’。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人员两班、三班的不干活，工业战线极其不协调…… 抓什么？哪里是决定性的环节—是枕木还是机车，是燃料还是业务操作规程，增加新经费还是寻找本身的潜力？ 甚至有经验的运输工程师，即使他是老练的铁路专家，假如对他说，今后让他负责这种运输业的前途，他也会吓得发抖、不知所措……[11] “您需要担任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的职务。”列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把任务交给了他最信赖的战友。 众所周知，捷尔任斯基即没有搞经济工作的知识，也没有管理交通运输的经验，但他却没有发抖，而且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列宁的这次任用虽然迫不得已，但却相当英明。 捷尔任斯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这件事本身，首先就对那些破坏交通运输秩序、盗窃抢劫运输物资、消极怠工的人产生了巨大震慑。很快，在整个系统，人为因素影响运输的情况基本得到了遏制。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全国的运输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个别地方运输量仅能达到战前的百分之十。通过调查，捷尔任斯基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踏踏实实地为工人办一些事情，使工人的基本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交通运输状况不可能有根本改变。在他的建议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工人物质状况中央特别委员会。莫斯科市及莫斯科省改善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捷尔任斯基自己担任。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机构就为3 600多名工人解决了住房，办起了幼儿园、子弟学校和疗养院。在西伯利亚地区，捷尔任斯基在组织力量粉碎残余白匪武装对铁路袭扰的同时，亲自起草报告，为工人申请毡靴、大衣、手套，亲自过问食堂的伙食，要求铁路员工在途中也能吃上热饭。 党和上级的关怀化作了巨大动力，在几十万铁路、公路和从事水上运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苏维埃政权终于渡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年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24年1月，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对运输行业的状况作了这样的评价：“运输业现在毋需特别费力就能满足国民经济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可见当时中央委员会对捷尔任斯基的工作相当满意。捷尔任斯基本人对当时的运输状况也有过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请回忆一下，外国学者关于铁路是怎样对我们予言吧。他们说‘3月份我们就要覆灭’。可现在，所有来到俄国的人都不能不对我们俄国运输搞得这样好而赞不绝口。外国预言家们不懂得什么是集体意志，什么是捍卫自己观点的意志。” 捷尔任斯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将近3年，运输行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他管理经济的天赋有了一致的认识和高度评价。1924年2月2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捷尔任斯基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个星期后，他向新交通人民委员扬·厄·鲁祖塔夫移交了工作后走马上任。这个部门原有的工作人员一度为来了个“契卡”头子而胆战心惊，但捷尔任斯基的言行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疑虑，他在与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的会议上，真诚地向他的下级说：“我是来学习的，请相信我，帮助我。” 捷尔任斯基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段时间，正是苏联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由于当时苏联高层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尚未取得一致，在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又失去了理论权威，所以几乎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制定，每一个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经过很长时间地争论。这就是说，捷尔任斯基工作的软环境并不宽松。他只能凭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对列宁的无限忠诚努力工作，直到最后突发疾病在工作岗位上猝然去世。 从1918年起，捷尔任斯基在历届党代会上都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在1921年3月至1922年4月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当选为组织局候补委员；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和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连续被选为政治局侯补委员。但直到1926年7月逝世，他始终没能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因为这与他的资历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显然不协调。然而真正了解捷尔任斯基的人都知道，这位十月革命领袖可以说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领袖，他只是一个实干家，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用到了为苏维埃政权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中。在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他逝世将近9年的时间里，除了党内职务外，他先后担任、更多的是兼任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联后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交通人民委员、全民义务劳动义务总管理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国营工业和合作社相互关系调整管理委员会主席、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降低零售价格委员会副主席……可想而知，捷尔任斯基只能废寝忘食地工作才能完成列宁、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 由于捷尔任斯基本身是一个实干家，所以在列宁逝世前后，他更喜欢当时担任总书记、埋头苦干的斯大林，而讨厌总是指手划脚的托洛茨基。后来，当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与斯大林决战时，他站到了斯大林一边。在后来联共（布）中央同“新反对派”、“托—季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中，他也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为维护党的团结，为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不懈地斗争。但众多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捷尔任斯基晚几年逝世，他很可能成为“布哈林集团”成员，因为他后期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布哈林基本相同，在他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许多做法已经开始违背斯大林的意志。 十月革命胜利前长期的流放与监禁，革命胜利后沤心沥血地操劳，严重摧残了捷尔任斯基的身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24年12月11日做出决定，限他每星期只工作4天，此后，还作过许多类似的规定，但捷尔任斯基没有执行。早在革命胜利前，医生就发现他患有肺病，而且预言他将在3年内死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捷尔任斯基把他留在人世的每一分钟都认为是偏得，是马克思恩赐的，所以他也要把每一分钟都献给革命。他的工作像钟表的发条一样总是绷得很紧，但生活却像清教徒那样寒酸，许多人看见他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饭菜与普遍工作人员一模一样。 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继续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这天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在前一天的会议上，他与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反对派领导人因观点不同进行了辩论，为此，他连夜查找、计算了大量数字，准备在大会上公布。但当他在会上发言时突然感到心脏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发言结束后，他在隔壁房间的沙发上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医生和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基本没采取急救措施。当他感到疼痛稍微缓解后，捷尔任斯基向自己家走去，当时他就居住在克里姆林宫院内，但这段路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当他迈进家门的时候，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晕倒了，随即，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捷尔任斯基逝世了，时间是1927年7月20日下午4时40分，年仅49岁。 捷尔任斯基的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都感到震惊并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21日通过决议，决定7月22日召开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党政机关、航行和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商船，一律下半旗致哀。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致全体党员，致全体工人，致全体劳动人民，致红军和海军》的讣告中说： 今天党遭受到一次新的沉重打击。捷尔任斯基同志因心力衰竭猝然与世长辞，他是使资产阶级闻风丧胆的人，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共产主义革命最高尚的战士，是我国工业孜孜不倦的建设者，是终身劳动者和身经百战的无畏士兵…… 我党失去了捷尔任斯基这样一位最卓越的和最英勇的领袖。……他那骑士般的形象，他的个人勇敢，他的高度原则性，他的正直，他那特别高尚的品德，使他享有莫大威望。他的功绩是巨大的，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的。 ……他的事迹、他出色的一生是壮丽的。他在战斗岗位上的牺牲是可歌可泣的。 我们在您的遗体上垂下战斗的旗帜，我们无畏的朋友！我们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全体无产者向战士哀悼，战士的英名永垂不朽，战士的事业定会赢得和平。 共产主义万岁！ 我们的党万岁！[12] 捷尔任斯基逝世后，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都通过各种渠道致电或致函联共（布）中央，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年早逝表示沉痛地哀悼。其中共产国际在唁函中写道： 他的逝世使俄国和世界革命失去了一位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一位最伟大的组织者，一位最著名的领袖…… 在逝世前几个小时，他所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专门谈列宁的遗嘱的，即专门谈社会主义胜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是罗莎·卢森堡最亲密的战友，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他不仅属于俄国、波兰、立陶宛工人，而且也属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 他的孜孜不倦的、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无穷精力，他的组织天才，他的勇敢，他对党坚定不移的忠诚，他那值得效法的、充满斗争的一生，应永远铭刻在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工人、全体劳动人民的心中。[13] 22日下午6时，捷尔任斯基的丧礼在苏联工会大厅举行，斯大林为他的战友致悼词，斯大林说：“现在停立灵前，回忆捷尔任斯基同志所经历的全部历程—牢狱、苦役、流放、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恢复被破坏的运输业、建设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时—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他沸腾的一生：‘燃烧’。捷尔任斯基不愧于这种崇高的荣誉。他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他像一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追悼会后，捷尔任斯基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旁的墓穴中，这里至今仍安葬着十多位前苏联领导人，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日丹诺夫、加里宁、布琼尼、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其中斯大林的遗体是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从列宁墓里搬出来，埋在这里的。 为了纪念捷尔任斯基，前苏联曾经印制了他死后的面膜，还以此制造了塑像。在许多地方，曾经成立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儿童福利院、学校。有关部门还收集、出版过他的文集。 一个“克格勃”创始人死后当然不可能平静，在30年代苏联国内大清洗时，捷尔任斯基一度被怀疑为波兰间谍；在50年代赫鲁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祟拜时期，他的名誉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作用又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这时，有人还对捷尔任斯基猝死的原因提出疑问，据说有当事人证明他死于一起政治谋杀；还有人证明就在他于7月20日下午离开会场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时，有人为他提供了止痛药，人们怀疑捷尔任斯基的猝死与他所服的药有关。 好象这些猜测都不能解释捷尔任斯基死亡的原因，因为想要谋杀像他这样克格勃创始人是很难得手的。此外，哪怕只有一点望风扑影的消息，在斯大林后来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时，都会被大作文章。但了解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人都知道，在那个阶段，斯大林对捷尔任斯基的死亡几乎只字未提。 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潘多拉匣子的打开，捷尔任斯基与众多的十月革命领导人一样又被重新评价。在这一次次反复当中，哪一次在当时都可能被认为是定论，然而历史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愿捷尔任斯基的灵魂安息。 [1] 与有的资料记载成立肃反委员会的时间为俄历1917年12月7日并不矛盾。 [2] 原载《在维亚特卡的政治流放》，劳动者出版社，1925年维亚特卡版第33、34页。引自谢·库·茨维贡主编（苏）：《捷尔任斯基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3] 原载《苏联青年报》，伊尔库茨克版1972年10月26日。 [4]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附录。 [5] 谢·库·茨维贡主编（苏）：《捷尔任斯基传》，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0页。 [6] 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发动武装暴动的问题近年在俄罗斯有新的说法，本书不再详叙。 [7] 列昂尼德·姆列钦（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 王铭玉等编译，《克格勃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9页。 [9] 谢·库·茨维贡主编（苏）：《捷尔任斯基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7页。 [10] 原载《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摘录》，引自谢·库·茨维贡主编（苏）：《捷尔任斯基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0页。 [11] 原载《革命战士》，引自《捷尔任斯基传》，第249页。 [12] 《真理报》1926年7月21日。 [13] 《真理报》1926年7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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