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丨刘钊：说“金蚕”

許學仁 201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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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蚕”

刘钊

摘要：本文对出土与收藏的八件金蚕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考察其形制和功能，并对历代典籍中随葬金蚕的记载进行了梳理，辨析古籍记载和前人的不同说法，指出随葬金蚕的目的。

关键词：金蚕随葬品炫富

中国是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蚕桑、缫丝的原产地，是最早发明育蚕和生产丝绸的国家，因此素有“丝绸之国”的美誉。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蚕丝编织纺织品了。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出土过被人工割过的蚕茧以及用蚕丝编织的丝线和丝带。在商周遗址中，还出土过陶蚕和玉蚕。1984年，陕西省石泉县谭家湾村一名谭姓农民在池河边的河沙中，无意间挖出了一条金蚕并将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这条金蚕为铜质，通体鎏金，长 5.6厘米，腹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全身共分9个节段，胸脚、腹脚、尾脚全部完整，翘首仰头，像正在吐丝状，体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图1）[1]：

图1

以往很多人都认为目前出土的金蚕实物只此一件，其实并非如此。早在1930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在《东亚考古学研究》[2]一书的《金蚕考》一文中，就揭示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收藏的二件金蚕。其中的一件金蚕长5.5厘米，宽0.57厘米，厚0.5厘米。铜质，通体鎏金，全身共有五个节段，底面尾部有两对脚，中间部位有四对脚（图2）。另外一件金蚕体型稍大，蚕身下部的脚凸起明显，全身共有九个节段，但没有具体尺寸的说明（图3）。同时滨田耕作还在文中展示了当时在中国青岛的日本人太田氏所藏的两件金蚕的黑白照片（图4、图5）。

图2

图3

图4

图5

近些年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收藏界也不断有一些金蚕出现。据笔者闻见所及，在民间藏家藏品中至少还有如下四件金蚕。

一件时代不详，推测大概相当于汉代到六朝时期。该金蚕大小与上揭陕西博物馆所藏“金蚕”接近，铜质，通体鎏金，全身共分10个节段，头与身体区隔明显，尾部稍为弯曲，其造型与活蚕更为接近（图6）：

图6

一件也应该是汉代遗物，铜质，通体鎏金，体型稍大，头部浑圆，身体粗壮，全身共有7个节段，在体侧铸有三个漩涡状的突起，代表胸脚、腹脚和尾脚（图7）：

图7

这件金蚕造型夸张，很有卡通的味道，看去胖乎乎的萌态十足，十分可爱。

还有一对金蚕是用稍厚的金箔模压的，尺寸不詳，时代大概相当于六朝。这对金蚕蚕体呈梭形，造型颇为写意，上有代表节段的六个突棱，头部模压成一段弯向尾部的金丝，代表金蚕吐出的蚕丝（图8）。典籍记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金蚕数量经常以“箔”为单位，“箔”本指养蚕用的竹筛子或竹席。通过这对用金箔模压的金蚕的提示，我们也可以推测典籍称金蚕的数量用“箔”，也可能是指用金箔制作的这一点，即用金箔制作的金蚕，一件即称“一箔”。这对金蚕与上边揭示的几件金蚕工艺不同，造型有别，用途可能也不一样，推测很可能是作为女性的发饰使用的。

图8

在历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古墓出土金蚕的故事，如典籍记载齐桓公墓、赵婴齐墓、阖闾夫人墓、秦始皇墓、晋大司马桓温女儿墓、虞世南家族墓等都曾出土过金蚕：

1.永嘉末，盗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3]

2.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一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板，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4]

3.黄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吕瑜发赵婴齐冢，得金蚕、白珠各数斛。[5]

4.阖庐夫人墓中周回八里，别馆洞房，迤逦相属，漆灯照烂如日月焉，尤异者，金蚕、玉燕各千余双。[6]

5.始皇陵以明珠为日月，人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箔，四门施徼。[7]

6.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蚕等物甚多。[8]

7.宜都王铿字宣严，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游击将军。永明十年迁左民尚书。十一年，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熟。时有盗发晋大司马桓温女冢，得金蚕、银茧及珪璧等物。铿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郁林即位，进号征虏将军。延兴元年，见害，年十八。[9]

8.金蚕为墟墓中物无疑。尝见虞世南家墓，历古多族葬，记一墓域有数十冢，在某州县，又记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门等若干，又云金蚕若干。蚕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数，殆不可晓。[10]

上引第二条《括地志》文中的“得金蚕数十簿”的“簿”应为“箔”字的音讹字。

以上典籍所载除第8条虞世南家族墓时代不明外，其他的墓葬从春秋到晋代，时代跨度不小。可见中国古代从春秋开始就有随葬金蚕的习俗，起码一直延续到晋代。上文提到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除金蚕外，如珠襦玉匣，也即金缕玉衣在汉代墓葬中已多有发现。另外提到的秦始皇陵中的“金银为凫雁”，也已被前些年秦始皇陵园K0007号陪葬坑中出土的青铜制的天鹅和鸿雁所证实。由此可以断定，以上所引典籍记载的历代墓葬中出土金蚕的故事绝非虚构。

除了前文所引墓主明确的墓葬外，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不知名墓主墓中出土金蚕的故事，其墓葬所在地涉及到今日的江苏、四川、广东和江西，如（第13条所言地点不详）：

9.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象坐免郡。[11]

10.始兴简王鉴，字宣彻，高帝第十子也。……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12]

11.明崇祯九年秋九月，广州番禺县城东二十余里雷出地成穴，耕者梁父投以巨石，空洞有声。复内一雄鸡其中，伺守至夜，闻鸡鸣无恙，乃率子弟入，见金人如翁仲者数辈环伺，举之，各重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与后之仪，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蚕珠贝筑之，有镜一，自发光，烛暗中日月砚一，砚池中有玉鱼游动，其他异物甚多，不可指识。[13]

12.萧墓在临江府城西。相传梁武帝曾过此。一女死，铸金为婿，而合葬焉。有牛衣儿避雨墓下，见金蚕烂然飞出，因拾数十纳怀中。忽闻雷声，蚕已失矣。[14]

13.近有颜姓，在周公庙侧掘土打坯，倐得古墓，其盖朽坏，起之，有蚕及蛾不下数千。蛾皆飞扑，蚕皆伸屈，颜姓惧呼其同伴，内有胆壮者，携蚕蛾各二藏于怀，遂掩其上。归视，蚕铜而蛾玉也。初疑铜为金，揉擦数日，见铜乃止。余闻就视之，惜一蚕已磨去青绿，即以它物易其未磨者。其一蛾黝黑，系水银浸者，一蛾玉色仓黄，数刀而成，皆秦汉时物。黄玉于揉擦后，莹彻可爱，翅有血斑，血斑有微白色者，乃白垩，姓也。复以重价购其黄玉者珍而藏之。颜它日复起盖视之，悉无一物，亦奇矣。[15]

其中9、12、13三条虽然语涉荒诞，但墓中葬有金蚕一事应该有真实的背景。对在墓葬中随葬金蚕这种习俗，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八十二“葬考一”中说：

先王因时立政，世世可以通行，不得是古而非今，弃厚而从薄也。后世务为观美，踵事増华，日新月异。于是有下锢三泉之穴，有髙象祁连之形，有黄肠题凑之固，有便房外藏之广，有金蚕凫雁之宝，有墓志圹铭之石。[16]

他的最后结论是这种习俗“无益于死者而徒虚地上以实地下”。

梁孝元帝萧绎著《金楼子》“终制篇第四”中说：“金蚕无吐丝之实，瓦鸡乏司晨之用。”[17]梁何逊《悲行路孤坟》（又名《塘边见古塚》）谓：“行路一孤坟，路成坟已毁。空疑年岁积，不知陵谷徙。几经秋叶黄，骤见春流弥。金蚕不可织，玉树何曾橤。陌上驱驰人，笑语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怜讵邻此。”[18]也都对随葬金蚕之徒劳无益进行了揭示。

从很早开始，蜀地就有蚕丛氏教人养蚕并作金蚕的传说，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名胜记”第二“川西道·成都府二”下谓：

按《方舆胜览》，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昔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为蚕墓。《南史》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有金为蚕数斗，鉴一无取，复为起冢立祠。[19]

这是比较早的将蚕丛氏养蚕并作金蚕的传说与古代墓葬中出土金蚕的记载放在一起解释的做法。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四“黉山蚕谷”条讲解了另外一个仙人养金蚕的故事，并将历代养金蚕和墓葬中出土金蚕的记载做了一个汇总：

淄川梓潼山，一名黉山，山后有蚕谷。相传昔仙人藏谷种于洞中，数岁，一次出晒种于地，回头即穗黄，因谓之回头黄，又洞中仙人畜养金蚕，尝有人拾得金茧于此，故俗谓黉山蚕谷也。《方舆胜览》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昔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瘗之为蚕墓。《汉书》赵岐传，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南史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有金蚕数斗，鉴一无所取，《名胜志》称为桓温女墓有金巾箱，金篾为簟器，金蚕、银茧甚多，《郡国志》，始皇陵有银蚕、金雁，以中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项籍开始皇墓，探取珠宝，其余取不尽者，金雁飞出墓外，为罗者获，杜诗“银海雁飞沉”是也。[20]

我们认为将蚕丛氏养蚕并作金蚕的传说与古代墓葬中出土金蚕的记载相牵合并不可信。唐宋之后南方部分地区流行有“金蚕蛊”的习俗，后世学者也有将其与墓葬中出土的金蚕相联系的，则更不可靠。

其实墓葬中随葬金蚕并没有什么深意，只不过是为了炫富。因为丝绸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有身份地位的富裕人家的必需品，同时还是体现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所以随葬金蚕就是幻想让金蚕吐丝不断，织成各种衣物和织品，让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保持奢华侈靡的生活而已。

到目前为止，经科学发掘的墓葬中似乎还未出土过金蚕。上边介绍过的金蚕或是收藏品，或是发现于不是墓葬的地方，这与典籍中古墓出土金蚕的记载似乎不符。其实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并不能成为古墓中出土金蚕的反证。我们对典籍中古墓出土金蚕的记载是深信不疑的，认为在这一记载的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在支撑。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我们相信今后在墓葬中发现金蚕的机会一定会出现。

微刊编按：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今蒙刘钊先生惠赐原稿，代为刊布。

[1]冀东山、梁彦民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青铜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页214。

[2]滨田耕作《金蚕考》，载《东亚考古学研究》，岡书院，1930年，页221-228。

[3][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八十四“葬考三”“厚葬”条引陆翙《邺中记》，光绪七年（1881），页21。

[4][清]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十七“齐桓公下”条引《括地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377。

[5][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卷六“黄武三年”下引顾微《广州记》，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37年，页88。

[6][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六，《汉魏丛书》本，页7。

[7][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页75。

[8]《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1090。

[9]《南齐书》卷三五《高祖十二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页631。

[10][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五“跋赵明可家藏三物记”条，《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本，页271-272。

[11]《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