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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消费与权力:为什么中国人热衷劝酒?

2016-09-16  圆角望

作者=黎相宜

来源=《开放时代》



一、一种特殊的饮食文化


消费是人们相互作用和联系的特定方式之一。用于建构社会认同,建立或维持社会关系的消费,可以统称为“社交消费”。在中国,宴请、送礼一向是建立社会关系,联络感情,维持、增强自我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诸如饮酒、搓麻将、打牌、唱歌、跳舞等所谓 “灰色技能”,作为新的社交消费形式,也悄悄地进入人们社会交往的范畴。其中,“饮酒”作为一种“灰色技能”,是联结“传统社交”与转型期新兴社交的特殊社交方式。一些学者尽管对饮酒的社会功能以及产生的社会问题如酗酒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明确和系统地将饮酒作为一种社交消费纳入研究范畴。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转型期“饮酒社交”所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具体的内在发生逻辑,在了解其发展脉络的同时进一步对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阐释。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文本分析法,文本资料来源包括访谈资料、实地调查的笔记以及文献等资料。


饮酒社交作为一种文化嵌入手段,嵌入在具体的宏观制度背景中,从而形成饮酒社交宏观情境的合法性逻辑。在转型期,国家在个体消费上的强制力减弱,而主要通过模仿机制(mimetic)和社会规范机制(normative)两种激励方式来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伴随着国家主义解体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现实生活日益增长的风险以及风险的不平等分配,甚至已经成为构成个体生活情境实践的重要内容。个体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不得不尝试以“收编”关系的方式寻求新保障以替代原来的国家保障。这导致了社会交往的规范机制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从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关系,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关系演变。在饮酒社交中,所有个体的实践被假定是情境依赖的——饮酒实践者知道如何在微观情境中依据可资利用的社会和文化的参考框架来行动。而关系消费表演作为受宏观情境约束的实践,在情境化实践(contextual practice)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生性的微观约束力量,使饮酒社交微观情境实践被“凝固化”。


二、关系消费的表演文本


在转型期,关系消费表演作为一种再生产的身体劳动嵌入到饮酒社交消费实践中,使饮酒社交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特征。饮酒的微观情境化实践逻辑与中国社会关系运作逻辑密切相关,在围绕转型期中国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和文化意蕴的探讨方面,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前中国人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很多研究者试图绕开表达型—工具型二分法以建立一种新的蕴含所有关系存在形态的概念类型或理论框架。


笔者认为,表达型—工具型的架构虽有简单之嫌,但便于分析。至于概念分类只是指出其典型性而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显示,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概念类型及理论框架放入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以呈现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和经营过程。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完全跨越表达性—工具性这种分析架构,而是通过增加防御—进攻的维度,将其划分成维持人情、表达诚意、流露真情以及达成交换四种表演逻辑。


(一)防御表达逻辑:维持“人情”


“人情”(human obligation)的功能在于 “维护或巩固关系” 。在饮酒情境当中,“人情”(human obligation)使个体产生表达性顺从的饮酒策略。饮酒实践的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维持现有的“人情”(human obligation & source) 。


这种人情和面子的确认和再生产是通过“劝酒”行动而实现的。劝酒行动实际上是劝酒者以“敬酒”的名义,向被劝者“要面子”的过程,即通过自我评价期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有地位,即希望别人能看得起自己。此时,如果被劝者喝了酒,实际上就给了劝酒者“面子”,劝酒者就“有面子”,即已经确定自己在对方心理上得到了重视。如果被劝者没喝酒,那么劝酒者就会“失面子”。


无论是劝酒者的“要面子”行为,还是被劝者的“给面子”行为,维持住各人的面子正是维持住了平衡的关系,也就是讲了人情(human obligation & source),而一旦出现了失衡现象,就会意味着其中有人没有给他人面子,使对方丢了脸,这是不讲人情的表现。因此,一般个体都出于维持各人面子的平衡关系,以避免自己给对方留下“不讲人情”的消极形象。


“面子大”的人也即领导被“面子小”的下级“劝酒”,如果前者为避免醉酒失态“丢脸”、“出洋相”或者为了保全自己身体健康以及廉洁公众形象,在后者劝酒时坚决不喝酒,那么这是只顾自己要脸,而不给下级面子。脸侧重形象和印象,重点落在个人的荣辱感上,而面子偏重交往过程中的重视程度,重点则落在双方的关系上。如果领导“拒饮”,下级会认为上级不赏脸以致自己没面子。这种因为害怕自己“丢脸”而不顾及他人面子的“拒饮”行动,往往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也就是说,为了保护自我形象而伤害彼此关系的行动是与社会期待相冲突的,最终有可能要面临处于社会规范中的其他人“翻脸”的风险。尽管出于权力地位的关系,下级不敢贸然与领导“翻脸”而会“暂时买领导面子”,但会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反抗”,导致权力资源无法顺利向下传达。在访谈中,某县委书记就向笔者提到,他刚上任到下面乡镇视察时,为了避免被下级认为是“摆架子”、“看不起”、“不给面子”,而不得不采取来者不拒的“顺从”的饮酒策略,以避免下级的“隐蔽反抗”。


在表达性的关系消费中,实践的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维持现有的“人情”。这里被维护的“人情”不仅仅是指资源(resource),还包括符合对方预期的社会规范(human obligation)。饮酒实践的最高预期是进攻性地获得“真情”。饮酒社交中“人情”的运作是通过“面子”来评估的。“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社会文化的耻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既有关系中的面子大小(如辈份中角色规范之不对等性)以及真情的多少,共同调节本应均等的人情,从而使“人情”(human obligation & resource)呈现出多样化或不平衡的情况。


(二)防御工具逻辑:表达“诚意”


工具成分包括纯粹“利已”的“交换”与“利他”的“诚意”。在饮酒情境中,“诚意”的功能在于“建立或拉近关系”。表达“诚意”的需要往往使个体产生工具性顺从的饮酒策略,其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表达“诚意”。


笔者在2008年春节前对某包工头进行访谈时了解到,他就经常通过饮酒方式以解决被人家“欠薪”的问题。他说,尽管喝酒不一定能直接拿到欠薪,但不喝酒则基本无法顺利地拿到自己应得的款项。他认为,“拉关系”有很多种方式,吃饭、喝酒、送礼或者直接“塞红包”,但“喝酒”是其中最方便最直接的方式,比光吃饭“更能表达感情”。这个案例代表了转型期的大部分小包工头的处境。在“投资方——承包商——分包商——包工头——民工”的欠薪链条上,同样作为欠薪问题受害者的包工头往往处于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包工头不得不对欠薪单位负责工程审核的“关键人”施以好处,以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


当饮酒个体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平等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只能依靠“拉关系”的方式来避免“弱势”给自己带来的再剥夺。此时,往往需要处于低位者表达更多的“诚意”。尤其当个体酒量不大时,仍然主动提出“饮酒意向”,此时更能表达出“诚意”。当然,“诚意”的成功表达并不一定是“喝得越多越好”,而是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既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诚意”,也有利于诚意的表达向交换的完成过渡。


在饮酒情境中,“诚意”的功能在于“建立或拉近关系”。表达“诚意”的需要往往使个体产生工具性顺从的饮酒策略,其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传达“诚意”。其最高预期是进攻性地达成“交换”。饮酒社交中的“诚意”是通过互惠信任来评估的。必须补充的是,既有关系中权力的影响(如等级中上下级的权力不对等性)与诚意的多少,共同调节着本应均等的交换,使互惠呈现出缺失或变化。这里的“互惠”未必是一种对称交换,很可能是非对称的,尤其是当饮酒个体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平等时,往往需要处于低位者表达更多的“诚意”。


(三)进攻表达逻辑:流露“真情”


进攻表达型的关系消费,由于表达往往涉及“真情”成分,因而为饮酒社交实践构建的是一种基于情绪体验的规范,也称“共享情绪规范”。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理论中提出,仪式是一种情感性能源,能够滋生强大的情感性力量,仪式具有情感生成的作用,仪式创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号。人们通过共同在场“饮酒”这一互动仪式,就能够将积极的情感唤醒,从而增加人际关系的凝聚,为共享情境的个体创造出一个狂醉的虚拟空间。在这个情感能量水平高度集中的空间里,酒消解了关系认同中的不对称性,人们“平等”的集体潜意识被凸显出来。


在饮酒情境中,人们惦念着在“饮酒无大小”的酒桌上,听到“酒后”所吐的“真言”,获得“兄弟般”的“真情”。这种关系消费除了人情、交换等功利目的以外,确实也是有其真诚的情绪层面存在的。随着转型期人们交往的工具化,人们往往渴望在饮酒社交中获得相伴、共享的情绪体验。就像某公务员在访谈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喝了酒呢,一些情绪的东西就没控制得那么死,没控制得那么紧,可能会表达得更热烈一点。” 


随着集体兴奋和情感能量水平的提高,酒为共享情境的个体创造出一个“平等”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酒消解了关系认同中的不对称性,人们“平等”的集体潜意识被凸显出来。正如某公司董事长在访谈中所说:“喝酒之后就是平等了,我觉得大家原来的身份啊,地位啊,都打破了,就会觉得很平等,相互之间很交心。”


当然,酒所创造的这种平等状态只是象征性的、暂时的,是脱离日常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性”,暂时掩盖了社会空间对不同背景的人进行的重构和分化。而实际上,处于这种“平等”情境性空间下的个体,自身也意识到这种所谓“平等”的暂时性和虚拟性。因此,个体在享受这种集体“平等”“融合”的状态时,一般不会过分放任自己,其所谓“失态”也不得不被日常的社会秩序所部分抑制,而不会达到完全无视自己公共形象的地步。


(四)进攻工具逻辑:达成“交换”


在工具型的关系消费中,从防御性的表达“诚意”到进攻性的成功完成交换,是个体饮酒实践的最高预期。这个最高预期作为一个理想化的成功关系消费“模式”(pattern),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成为人们日常饮酒实践的合法性来源。人们期待着“有酒好说话,有酒好办事,有酒好交友”的好处。


2004年8月14日,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因病去世。2004年11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牛玉儒的事迹作了报道,其中提到:


一次,一个著名企业家为试探牛玉儒的诚意说,蒙古族人能喝酒,你要是能把这瓶酒喝下,我就在呼市建厂。为争取投资,牛玉儒一口气喝下了一斤白酒。真情、豪情感召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十几家大中企业落户呼和浩特,直接投资达176亿元。

  

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新闻联播》对牛玉儒饮酒招商引资的报道,实际上是将其成功完成交换,达到工具性关系消费的最高预期树立了“典型”和“榜样”。牛玉儒在饮酒情境中向客商表达“诚意”的功能在于“建立或拉近关系”。其最低预期是防御性地传达“诚意”;其最高预期则是进攻性地达成“交换”,即客商的投资。

  

为了亲自表达诚意,牛玉儒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吝啬。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牛玉儒认为自己是为了“把事情干好”,在以“身”喝酒的同时抛弃了保存和保护自己“身体”的本能。牛玉儒这种“身体观”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有关。在中国人看来,身体是权力展现的场所,是权力实施的机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其身而天下平”。身体成为政治化的符号性存在,政治把身体作为构筑权力大厦的砖石。政治精英的权力也就呈现于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一个政治精英要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自己的同僚及下属中“以身作则”。


综合看来,进攻表达及进攻工具型的关系消费往往为饮酒社交实践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是指被饮酒社交实践个体所共享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且这种规范会对进行关系消费的个体起着约束和型塑的作用。而当环境不确定、个体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进行关系消费的饮酒社交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诱导了防御表达与防御工具型的关系消费,即人们在实际的关系消费中无法达到最高预期,最起码也要维持住原有的人情和表达应有的诚意。其中,防御表达型的关系消费会导致制度化模仿,由于大家都承认饮酒社交这种关系消费是好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如果个体不采纳这种制度化的饮酒社交实践,就会受到很多压力。防御工具型关系消费则会出现个体竞争性模仿的现象,导致进行关系消费的个体往往面临其他个体的竞争压力而不得进行模仿。


必须指出的是,转型期的饮酒社交关系消费,同样延续了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特点——“复合性而非单一性”。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时点和情境下,“真情”、“人情”、“交换”、“诚意”四个子成分既可以单独运作,也可以多个同时激活,从而呈现出流动的形态。四种关系消费表演文本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而实际的关系消费往往复杂地混合着工具性与表达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在长期共处或共事的面子关系、情感关联、非物质性的价值关联等较为稳定的关系消费中,表达性的“人情”与“真情”较受重视;而在一次性或短期的关系消费中,工具性的“诚意”与“交换”则比较受到重视。


三、关系消费的凝固


关系消费表演作为受宏观情境约束的实践,在情境化实践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生性的微观约束力量。社会中的个体通过重复的饮酒社交实践将其逐渐沉淀下来,使某次偶然的、具有不确定意义的饮酒关系消费实践成为被社会所认同的、具有确定意义的自然存在,使饮酒社交“凝固化”(solidify)。这种关系消费的凝固分别呈现在表层与深层两个层面。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趣味(taste)会告诉个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应适宜占据的特定赋予位置。在饮酒社交消费的过程中,酒的档次、种类成为宴请者与受请者衡量是否达到心理预期的重要识别工具。宴请者通过揣摩受请者的心理预期,选择酒的档次和种类,以达到或超过受请者的心理预期;而受请者则以自己对酒的档次和种类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的饮酒社交过程相比较,来评估自己在宴请者心目中的“位置”,以及随后宴请者在自己心目中“位置”的变化。


也就是说,从表层来看,饮酒社交消费使个体之间的趣味被区隔开来,个体从关系消费表演中寻找“关于个体位置的感觉”。当然,这种区隔不仅是饮酒社交消费所独有的,任何社交消费包括吃饭、送礼以及唱歌、跳舞等新兴社交消费,所区分的“趣味”都有被凝固化的可能。“饮酒社交”之所以成为联结“传统社交”与转型期新兴社交的特殊社交方式,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相比新兴的社交消费,比如搓麻将、旅游、运动、健身等,饮酒社交具有更加普遍和方便的特点。但决定饮酒社交经久不衰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被深层凝固化的身体情境实践。即,酒的特殊性质,一方面使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的分裂加剧并固着,另一方面又促生了弥合差异的和合感,从而使饮酒社交呈现出其他社交消费所不具有的分化与同化的特点。


(一)分化的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


首先,由于酒的物理特性,使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区隔开来。社会会给予不同地位的个体一个饮酒社交实践的“社会身体”。权力中心者通常能控制饮酒的量,从而使自己的身体维持在一个舒适、健康的正常状态。由于其占有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控制权力边缘者的“物理身体”从而控制其“社会身体”。权力边缘者为了从权力中心那里获得不对称的信息和资源,获得符合情境的、温驯(docile)的“社会身体”,就不得不放弃保护自己物理身体的本能,以顺从由权力中心者所设定的情境,使自己的“物理身体”符合社会期待。


其次,社会对不同个体的“身体的合法化想象”(legitimate image of the body),加剧了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个体的性别、职业、年龄,乃至地域等社会身份,使社会对不同的个体身体有着“合法化”的社会期待。相对来说,人们对于男性、官员、商人、青壮年、北方人群的饮酒期待,要高于相对应的其他群体。


酒的特殊物理性质导致了一种客观限制:“所有人都能吃饭,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喝酒”,“一个人愿意跟你吃饭和愿意跟你喝酒是不一样的。吃饭是一个层次,喝酒则是到更深的层次了。”酒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生活必需品,而是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符号和意义的奢侈消费品。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之间的差异和转化,使酒成为识别个体性格品格、身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饮酒社交消费中,一定的区隔是要被保持的:虽然酒量不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感情,但你看他愿不愿意喝,能不能尽力去喝,你是可以判断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的。


如果说酒作为一种普通商品让饮酒社交产生了趣味的区分;那么,酒的特殊性质则使饮酒社交个体的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体区隔开来,使身体情境实践进一步被凝固与形式化。


(二)同化的“和合感”


“和合感”与戈德勃所提出的“公社性的安全感”(communal security)相似,这种“和合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凝固的区隔感。


首先,酒精本身的物理特性与饮酒仪式能使参与饮酒社交中的个体将关注焦点集中,以进一步出现共享情绪。通过饮酒互动仪式,共享情绪有可能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这种情感能量使参与的个体聚合在一起,从而感受到共同成员的身份。


其次,在饮酒社交的仪式性的关系空间里,个体行为都带有某些“制度性色彩”。个体不仅向自己展现自己,也向他人表现自己。由于有酒精的催化作用,饮酒的节奏化进程、相互间的注意力集中和兴奋的呈现,使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参与个体一下子调动了他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表演本领在这个时候有可能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饮酒社交的情境实践,在参与个体的下意识中唤起一种原始的“兄弟般”(brotherly)的亲近感。饮酒社交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像兄弟般在一起。饮酒社交情境起着“兄弟之爱”(brotherliness)的想象的暗示作用。“无私”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因“在一起喝酒”而被强烈戏剧化和象征化了,这是其他社交消费所无法企及的。


这种“和合感”为原子化的个体、陌生化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安定”(security)、“靠得住”的人际关系。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具有的“和合感”以“兄弟意象”被逐步凝固下来,与关系消费的分化与区分一起,共同构成了凝固化的饮酒社交情境实践。


四、饮酒背后的社会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主义的解体,原来国家全面承诺并提供的责任逐步推卸给个体承担,个体在再难以倚靠、有的是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开始了关系消费的自救行动,这进一步导致了转型期间饮酒社交(social drink)实践的大量涌现。


关系消费表演作为一种再生产的身体劳动嵌入到饮酒社交消费实践中,表现出维持人情、表达诚意、流露真情以及达成交换等四种表演逻辑。而饮酒社交消费作为受宏观情境约束的实践,在情境化实践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立性与自生性的微观约束力量,使饮酒社交微观情境被“凝固化”。饮酒社交关系消费所表现出来的趣味区分、物理—社会身体分化以及“和合感”产生等具有凝固性质的“意象”,会逐渐以仪式的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知识中进一步结构化,构成具有相对凝固特征的饮酒社交情境实践。这种情境实践既受到宏观情境的影响,又与具体实践相联结,具有约束实践的“自在性”。 


饮酒社交作为一种社交消费,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稳定和凝固的性质。个体在这个凝固的空间里进行各种情境化的表演实践,形成仪式的“社会剧”(social drama)。饮酒社交所具有的“意象”也逐步被凝固下来,成为一种“社会形式”(social modality),对社会成员的生活起着共同普遍规范的作用。一种社会形式得以形成的真正起源,总是在若干数量不确定的、具有可能性的变化形式中出现,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过程。当随意的“意义”被凝固化为共同的文化价值,社会中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内化和复制这种社会形式,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人们试图在饮酒社交消费中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酒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它的消费构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内在区分的重要基础。由这些个人性关系的建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是构成这个社会之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部或部分。这些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具有一种整体逻辑,而这种整体逻辑则成为社会成员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身份的来源。参与饮酒社交消费实践的个体,总是试图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材料,在饮酒社交消费的过程中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实践,并通过这种社交消费实践挑战既定的社会及文化秩序,在风险日益增大的转型社会中寻求某种确定性。


然而,当饮酒社交的特殊情境被凝固化以后,在中国的几乎任何空间或时间里,饮酒社交作为一种由社会集中预先建构并控制的社会形式,都在不断地被重复上演。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由于表演文本越来越缺乏独特的实质内容,饮酒社交在成为个体寻找自身位置以及确定性的媒介的同时,其本身也可能由于日趋虚无化与形式化而沦为更大不确定性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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