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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我省运城市即以“古中国·新运城”作为城市形象和文化旅游名片在媒体上广为宣传。近日，省社科联又以“山西与古中国”为主题准备召开研讨会，似有对“古中国”在全省推广之意。那么，何谓“古中国”？应当怎样理解和使用它？笔者在本文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中国”与中国历史分期 “古中国”是与“今中国”相对而言的。提起“古中国”这个称谓，人们很容易把它同古代中国混同起来：是呀，“古中国”不就是古代中国吗？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1999年版的《辞海》对“古代”一词的注解是：“历史学上通常指奴隶制时代。一般也包括原始公社制时代……在中国史学上，古代也包括封建社会。”这就是说，中国历史分期，采取的是按社会发展形态划分的方法，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划分为“中国古代史”。同样的道理，把中国特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划为“中国近代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历史划为“中国现代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故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假如将“古中国”与“古代中国”等同起来，那么“古中国”就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了。这肯定不是“古中国”文化名片打造的本意。“古代的运城”或“古代的临汾”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哪个省、市没有自己的古代呢？ 其实，中国历史的分期还有另外一种方法。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提出，从考古发现的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元谋猿人至1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为远古时代；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秦灭六国为上古时代；自秦汉至鸦片战争为中古时代（中古时代又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中又有小的分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近代。这部《通史》是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是极具权威性的。 综合上述两种历史分期，笔者很难对号入座，把“古中国”列入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去。由于迄今没有看到相关的官方解释，只好揣度着它的内涵和外延。“古中国”既不是指古代的中国，那么指的是原始社会亦即“远古时代”吗？不可能。其时既无国家何来“中国”呢？思量再三，如果猜想不错的话，“古中国”应该说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奴隶制时期，也就大体相当于“上古时代”。这从运城市的宣传资料可以看出端倪，如黄帝战蚩尤、嫘祖养蚕、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等等。但是，这样的认识正确吗？它在理论和事实上能够站得住脚吗？ 二、动态的“古中国” 笔者在拙作《最早的“中国”探析》一文中说过，“中国”一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远古的“中国”和我们现在的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现在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本文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上古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作为国家形态也有一个从雏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换言之，“古中国”也是动态的。 “中国”的源头在哪里？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经过近40年的考古发掘，临汾陶寺遗址就是尧都达成共识，尧都平阳由传说成为信史。这就是说，最早的“中国”就在陶寺，就是尧的都城。陶寺考古证实了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预言：“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他根据陶寺文化所具有的“综合体性 质”，指出陶寺遗址居于文化区域的中心位置，正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标志。 史学界、考古界普遍认为，史前中华文明走的是一条多元一体的道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先生说：“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代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这段话讲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在中原，这个中原大体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第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陶寺，作为文明的产物，陶寺是最早的“中国”；第三，最初的“中国”从陶寺产生，中经二里头，至商周时期得到巩固。这段话实际上也给我们描绘出了华夏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路线图”。从这段话里，我们也明确了“古中国”与山西的关系，这就是“古中国”的源头在山西、在临汾、在陶寺。 说到这里，运城市的朋友可能不服气了：从陶寺到二里头，为什么偏偏跳过了运城？我们的“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不算数了吗？是的，起码现在还不能算数。这是因为它们还停留于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尚未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虽然笔者也相信史料记载与神话传说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积极作用，并且也殷切地期待着把它们早日“挖”出来，但是现在它们还是没有在运城这块古老的大地显露出真容。于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只好把运城“跳”了过去。这就是科学。 三、精心打造“金字招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期，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在这种形势下，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标示与主题口号的设计愈益显得重要。这种标示与口号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是旅游地景观特征和历史文化积淀的集中体现。一个有特色、有品位 的优秀作品是一块“金字招牌”，它可以产生神奇的宣传效果，使旅游地以更加美好的形象和独特的魅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古中国?新运城”口号的提出，“山西与古中国”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打造本市或全省的“金字招牌”，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一个地方优秀文化品牌的打造，除了需要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文辞优美的语言表达外，最重要的是要提炼出当地景观最核心特征和特有历史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定位精准是文化品牌打造的生命线。以“古中国”为例，如前所述，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它仅仅是指尧的都城所在，亦即临汾陶寺；如果说“古中国”的历史，那就是从陶寺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到二里头所在的豫西地区，再到商和西周；如果一言以蔽之，那么“古中国”则指的是上古时期最初的国家形态在中原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如此说来，以“古中国”作为运城市的文化品牌确实有失精准，如果作为全省的文化品牌则将其历史内涵不适当地外延了，也肯定是不妥的。 笔者注意到，近些时运城市的口号改变了：在《山西日报》头版的右上角，以黄河拐弯和关帝庙正门为背景，赫然写着“关公故里?大运之城”八个大字。只不过是在这幅广告的右上角仍然配上了“古中国”三个小字。看到这一变化，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关公，这位千古武圣，他所承载着的不朽的忠义仁勇精神，不正是运城市得天独厚的历史财富和独特的旅游资源吗？至于“大运”，无论何时、何地、何业，谁人不想图吉利、行大运呢？“大运之城”把“运城”二字巧妙地拆开使用，确属神来之笔。“关公故里?大运之城”应该是运城市一块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它的“含金量”是省内外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广告上出现的“古中国”三个字令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真可谓画蛇添足了。 刘合心（作者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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