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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认为，儒学的真正核心精神是儒家的生命关怀，来自周易经典命题“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展现为多重生命情调的生命儒学。而不是立基于外在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文化儒学。以“生生”理念为核心的生命儒学具有多重向度，既体现了生命之乐、生命之美、生命之德，又凸显了生命之度、生命之和，它对于当今人类生命的安顿、护持、康健不无意义。 人生似梦，如露如电，如何在变化万千的诸多境遇中保持心灵的安定，怎样在俗世纷扰中持守生命的尊严、把握生命的底线——这才是儒家思想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刘先生对于生命儒学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三十分钟的演讲之后，刘先生接受笔者的访谈，对这一主题做了进一步的分享。 刘谊：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短短三十分钟的演讲，让人们深深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感和美感。您对儒学的解读更贴近生命，贴近生活，更贴近儒学作为生命经典的本意。刘先生可否再谈谈儒学的生命之乐，生命之美，生命之度？ 刘云超：好的。周敦颐说‘’寻孔颜乐处”，这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儒家文化中一个重要命题。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自我评价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还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 人生境遇虽然千回百转，但不外乎顺境和逆境两种。而儒家思想一再提醒我们，顺也好逆也罢，都应喜乐陶陶，不为外物所役，方可保持生命独立和尊严。通观儒家经典著述和儒者人生经历，无不贯彻这种乐天知命的快乐主义。《周易》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既入世又出世、既怀抱家国天下之志又心存山水林园之思的张力，在儒家思想中被调适得张弛有法、浓纤合度。寻孔颜乐处可以保证一个人无论处在何种时遇中都可从容优雅、恰如其分、自得其乐——于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于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乐，是始于个人情感终于审美境界的概念，不是基于理性和认知的概念。乐天知命，是因为对上天赐予生命怀有感恩之心，对天地自然的变化无常怀有敬畏之心，对自然万物的生长怀有关怀与欣赏之心。这里的“知”不是知识与理性，不是如西方文化那样探究真理、追溯本体，而是对天地万物生化无穷的诸般情态做效法、模仿与顺应。“乐”源于对生命本身的情感与领悟，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关怀和欣赏。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美的，生命的历程在在显现美，所以不要因路途崎岖而忘记欣赏一路行来的风景。 乐，并不意味着世间并无悲苦，而是明知人生虚无悲苦，仍然快乐满足向上的活下去。所以人生之无常与入世之健行，生命之虚幻与生活之实在，在儒家思想中常常交错混杂进而被奇妙的融合无间。“中国诗歌对废墟、荒冢、历史、人物，对怀旧、惜别、乡土、景物不断地一唱三叹，……它展现和宣说的是，这些事件、景物、人生、世界、生活、生命即使虚无空幻，却又仍然饶有意义和充满兴味。……虽知实有为空，却仍以空为有，珍惜这个有限个体和短暂人生，在其中而不在他处去努力寻觅奋力的生存和栖居的诗意……从《诗经》的托物起兴到《论语》的曾皙之志，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中国人常常将内心之忧喜、伦常之善恶、人生之起伏寄托于自然风物，借景生情，借景抒情。这种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文化主客不分、天人一体之独特风景，也造就了儒家文化把自然美、德性美和中和之美融为一体的独特审美体验。 刘谊：这是儒家的生命之乐。刘先生认为儒家的生命之美都有怎样的内涵呢？ 刘云超：在儒家思想中，生命之美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生生之美，一是时中之美，三是德性之美。 生命之美首先体现在生生之美。《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何谓“生生”？就是“生”的希望、“生命”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时间不停向前，生命永不休止。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衍生出一整套合理的礼教系统，其最为根本的源头就在一个“生”字。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儒家伦理起源于生命个体与生俱来的血缘亲爱之情感，最终走向的是万物一体的美学境界。 生命之美还体现于时中之美。《周易》里面讲：“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生生”之道奥妙无穷，但理论上有一个揭开其奥妙的金钥匙，那就是“时”（时间、机遇、形势）。“时”必然“变”，所以“时”即是“变”。 生命之美还体现于德性之美。这里德性之德有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指事物之品性与特质。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乾》之四德为“元亨利贞”，“龙德中正”。例如土德、木德、火德等等。二是指伦常道德之德，也就是善恶价值评判之德。这一解释乃由第一种理解引申而来，有时在使用中兼具品性特质与善恶评价两种意义。例如《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易传》“君子进德修业”，帛书《要》“我观其德义耳”，《论语》载“为政以德”“德不孤必有邻”，《大学》“明明德”，等等。无论如何理解，在儒家思想中，美和善往往不分家，有时美就是善，例如《论语》讲“里仁为美。择不处人，焉得知？”非常明确把美定义为向善德善性的追寻。不仅如此，这句话还隐藏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儒家之审美不是孤立而纯粹的，而是在日常交往和人伦关系中产生的，如果离开交往和关系，则美就不成其为美。因此有人把儒家美学称为伦理美学，正是道破这一特点。 而领悟了生命的生生之美和时中之美以及德性之美后，寻孔颜乐处才具体有了措手处，简言之这一措手之处在于情感之合度，或者说在于对个体欲望和情感的节制与引导。 体悟生生之美，对生命存有敬畏、关怀和欣赏，使得人的生命形态有底线、有温情、有格调；体悟时中之美，随时而处中，使得人的生存方式有技巧、有应变、有谋略。两者的结合会带我们走向既生机勃勃又平安喜乐的美好世界，也就是“和”的世界，“乐”的世界。“乐”不是狂喜狂欢，而是心境之从容，为人之合度，处事之优雅，乃至物我之浑然一体。中国人讲一个君子“温润如玉”，待人接物令人“如沐春风”，就是因为君子人格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乐感”。 刘谊：感谢刘先生精彩的分享。我理解，您后面谈到的就是儒家的生命关怀与生命之度了。先生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儒家不是立基于外在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提出生命儒学。就像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潘麟先生首倡生命科学，开始有意识的成立一门名字叫生命科学的科学，旨在给传统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它是打开和解释传统文化的一个金钥匙。关于这一点，请您谈谈您的思考，好吗？ 刘云超：如果可以抛却现实的毁誉沉浮，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于如何诗性生存的学问，而不仅仅是关于仁义道德的学问，更不是关于社会制度与治理国家的学问。所以客观的讲，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无论是宏图霸业还是渔樵闲话，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层面对于儒家思想的评判大多无关其本身。原因也早已毋庸讳言，西汉以来两千多年，历代王朝都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作为基本治国方略。而且在王权与人治霸凌之下，法家也非法家，儒家亦非儒家，在时空的虫洞中搅作一团，是非莫辨，这一点也自不必多言。说儒家思想本质上是关于诗性生存的学问，并不是掩耳盗铃的说儒家思想既不讲仁义道德也不讲社会治理，而是说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和治理的学说都围绕一个最终目的——“和”。“和”虽然可以理解为社会人生和宇宙生命的整体和谐，但在根本上只是个体生命心灵的安顿与快乐。仁义道德和治国之术都是达成“和”与“乐”的手段与途径而已，如果无需外在的礼教与规范即可达成这一目的，那么礼教与规范对于个体生命则是无用的。《中庸》里面明确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儒家思想承认个体存在的差异，有上根器者，有下根器者，还有禀赋普通的一般人。上根器人先知先觉，从心所欲即可与天道合一；一般人则需要从克己慎独开始，遵循礼教与规范做修身的工夫，也可渐渐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所以对于上根器者而言，外在约束无意义。由此可见，如果以礼教等外在规定作为估量儒家思想价值之准绳，也就容易混淆手段和目的，容易本末倒置，反而使得儒家思想真正价值隐而不显。当前学界儒学派别不可谓不多，心性儒学、生活儒学、制度儒学、政治儒学、民间儒学、社会儒学，不一而足，有的致力于反躬自省的心性之学，有的致力于儒家形上学之重建，而大多数强调儒家思想之道德教化功能或者社会治理功能。儒学的多元发展与繁荣局面固然可喜，学者的理论探讨与现实担当也非常值得尊重。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一味强调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将不可避免导致两个结局，一是重蹈覆辙，使儒家继续背负其生命不应也不能承受之重；二是舍本逐末，使当前中国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淹没在空洞的道德说教之中。 所以需要强调，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不在于如何维系伦常和如何治理国家，当前社会道德缺失与社会乱象不是儒家思想退场惹的祸，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应指望儒家思想的重新进场，而应该依靠日益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现代法律。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相比于盲目令儒家思想冲出去管理世界，不如理智地请它退回来安顿心灵。 刘谊：感谢刘先生的分享。换言之，我们要淡化作为政治家，教育家，礼仪学家的孔子，还原孔子的本来身份：生命学家。还原儒学的真正身份：生命科学的经典，我理解这就是正本清源吧。让儒学从政治制度，企业管理等等中淡化出来，让法律制度公司管理等社会科学发挥它们的功能，这样更能发挥儒学作为生命经典的价值，是吗？ 刘云超：是的。我想这也是潘麟先生提出“生命科学”，并举办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的意义所在。离开“生命”来谈论国学，我们将入宝山而空手回。 刘谊：是。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的访谈。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开创生命科学的美好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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