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沈阳“爱国小组”揭露日本侵华铁证的《TRUTH》（真相）递交给国际联盟，日军的侵略罪行也得以昭告天下。此后为了安全起见，“爱国小组”将《TRUTH》的副本烧掉。半个多世纪后，通过“爱国小组”成员后人们的不懈努力，终于从国外找到了《TRUTH》的正本，《TRUTH》的复印件也得以回归祖国。 安全起见副本被烧 1932年1月正是东北地区一年中最寒冷的三九天，自然气候的格外严寒和日本铁蹄下的杀戮践踏，加剧了东北人民的苦难熬煎。“爱国小组”成员和其他参与工作的爱国仁人志士，就是在这样严寒残酷的日子里，夜以继日秘密搜集、整理日本侵华铁证，经过四十几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日本侵华证据的文件汇编：《TRUTH》。 当时，沈阳“爱国小组”把《TRUTH》文件全部整理装订完毕，一式两份。上交给国联调查团的那份，张查理夫人宫菱波女士用丝线在一块蓝色缎子上，绣上了《TRUTH》（真相）五个英文字母，作为资料的外包装，使文件显得严肃典雅。另一份作为副本，埋藏在张查理寓所庭院一棵丁香树下。上述行动都是秘密进行，只有“爱国小组”成员知道。 1935年11月，日本宪兵队实行大搜捕，“爱国小组”成员除邵信普外，全部被捕入狱。情势紧迫，不容迟疑，宫菱波为了安全起见，深夜埋于地下的《TRUTH》副本挖出。但由于文件已沁水腐烂，宫菱波随后付之一炬，彻底销毁了这本文件。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爱国小组”成员欢庆之余，无不为《TRUTH》副本丧失感到惋惜。但回过头来看，即使不焚毁，保留的文件也已腐烂，无从辨认。大家寄希望于送给国联调查团的那份《TRUTH》孤本还存于世间。找到《TRUTH》孤本成了沈阳“九君子”及其后人的共同愿望。 时间转眼过了15年。1960年，刘仲明的老友巩天民从北京开会回来登门看望，巩天民提到周总理非常重视抗日史料的搜集整理，各省正在收集中国民众抗日活动的历史资料，阎宝航同志负责东北地区的收集。如能找到1932年间他们交给国联调查团的材料，可交给阎宝航。 巩天民走后，刘仲明就沉浸在1932年1月份夜以继日秘密整理翻译日本侵华铁证的深深回忆中。刘仲明是参与此事的核心人物，除负责其中一部原文的整理翻译编写外，又是文件的集成者，对其内容印象较深，绝大部分可以回忆起来。于是刘仲明依据回忆复写了这份珍贵的史料，在1960年4月份，邮寄给老友阎宝航。 1981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刘仲明在北京又写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直接交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他的子女把这两篇重要史料编辑在《刘仲明（同伦）回忆录》里出版发行。 后来，刘仲明和张韵泠又共同写作了一篇题为《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经过》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成为那段历史最完整、最翔实的记载。 日本人也在找《真相》孤本 巩天民和刘仲明等“九君子”在世时，曾几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找《TRUTH》孤本，但他们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刘仲明（同伦）回忆录》里，记载有当年作为国联调查团中国特派员的顾维钧，曾于1947年来沈阳公干，曾有人问顾维钧，沈阳“爱国小组”交给国联调查团那份材料不知落于何处？顾维钧说：那份材料存于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内。这也成了《TRUTH》原本的唯一线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君子”都相继过世。作为“九君子”的后人，遵循父辈们的生前遗愿嘱托，依旧在寻觅《TRUTH》的下落。根据顾维钧留下的线索，搜索目标指向了日内瓦。 寻觅《TRUTH》的下落首先要确认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是否真有这份文件存档？这是问题的关键。若有，第二步，再联系复印拍照录像等问题。日内瓦与中国相隔有万里之遥，怎么去？派谁去？盘缠花销由哪里出？这一系列的棘手问题怎么解决？ 后来，巩天民家的儿辈们想到一位老同学，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问这位老同学可否通过协助，向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咨询一下，但事情仍无进展。 200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的学术活动中，不断有日本学者、记者问辽宁省委党校王建学教授，“您知道不知道当年沈阳有几个银行家、大学教授向李顿调查团（即国联调查团）递交过一份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材料？” 这提醒了对日本侵华史有精深研究的王建学教授：“是不是要抢先找到这份材料？” 2007年一些媒体采访王建学问及《TRUTH》是否真的存在？王建学出于学术的严谨，无奈地回答：“是有这样的传闻，但没有得到实物的验证。我们也无法确认册子是否真的存在。” 事情到了2008年终于有了转机。巩天民的孙子巩洋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搞医学情报工作，他所学的专业让他对档案工作很了解，对图书馆系统很精通。巩洋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先是在亚洲、欧洲对《TRUTH》史料可能存放地点进行反复搜索。最初对联合国档案馆抱有极大希望，但是经反复查询后无果。 巩洋随后调整了目标方向——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 2008年6月巩洋通过邮件与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管理者取得联系，没想到，对方不仅回复了邮件，还明确告诉了文件存放地点。巩洋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旅居德国法兰克福的堂姐巩捷。2008年6月26日，巩捷和她丈夫，还有一位熟悉摄影、录像技术的朋友，从德国驱车前往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图书馆。 接待巩捷一行的是图书馆档案资料的负责人E.Pejovic女士，通过之前的电子信件，她已经知道前来查阅档案的人是这份珍贵历史资料编辑者的后人。她热情地接待了巩捷一行，说：“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这句话让巩捷回味了很久。 巩捷面前是一个编号S－37硬壳纸箱，打开后，里边是一个蓝色袋子，用三组按扣对应按住，布袋底部和边缘已经褪色，上面用红色丝线手绣的“TRUTH”字样，虽无当初鲜艳，但依然清晰。巩捷终于见到了《TRUTH》，心情无比激动。 因作为1932年国联调查团《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的附件，《TRUTH》这份材料与报告书存放在一起。巩捷和她的丈夫以及朋友通过拍照、录影、复制等各种技术手段，完整复制还原了这份珍贵史料。 2008年底，身在德国的巩捷，托人将史料的复印件交给了国内的家人，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异常珍贵的中国抗日史料，70多年后得以重现。 2010年夏，“蓝布袋”的《TRUTH》复制件转到刘仲明后人手里。经刘仲明的儿子刘钟难翻译，孙女刘立群校对，将证据汇编和说明书以及倪斐德博士写给李顿团长的信等英文原件全部翻译成中文。 之后，刘家后人拿它与父亲《刘仲明（同伦）回忆录》相互对照，发现两组史料的文章框架、条文结构和内容涵盖等大体一致。这才证实，这个蓝袋子里的文件就是1932年沈阳“九君子”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的那份《TRUTH》正本文件。 2010年9月17日，“九一八事变”79周年前夕，沈阳“爱国小组”巩天民、刘仲明和毕天民的后人，代表“九君子”及后人，将这份珍贵的《TRUTH》复制品和全部中文译文，无偿捐献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公开向世人展出。 《TRUTH》复印件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公开展出后，有几位日本人也前来参观。对此，辽宁省委党校王建学教授说：“这么多年的辛辛苦苦，我们还是先于日本把史料拿到手了。虽然日本人也在不断地寻找，但最后日本人只看到了《TRUTH》一书的照片，里面内容没拿到。” 刘竞鸣 刘竞英 刘秉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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