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不在别处,只在人的内心。” 命运起始于“基本心愿”。 朱建军先生认为,人的基本心愿有三种:爱;行动;见识(体验、经历)。 “我是被爱的,我也爱着别人。” “我行,我可以做一番事业。” “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很精彩,我的经历也很精彩。” 一般情况下,三种心愿都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朱建军先生认为,三种中永远有一种是优先于其他两条的。人只有在出生和死亡之时,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基本心愿究竟是什么。只有当基本心愿得到真正的满足,人才能坦然地面对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朱认为基本心愿应该是先天性的,并且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 举个例子,有两个人一辈子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亲密关系都很糟糕。一个人可能临终前十分悔恨:“连个爱我的人都没有,取得这些成就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个人则可能十分坦然:“至少我生前有所作为,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朱相信这两类人都是存在的。 基本心愿真的只有这三类吗?一个人一生真的会将其中一种心愿绝对化的凌驾于另外两种之上吗?除了出生和临终两个特殊时刻,人的一生有没有可能确定自己的基本心愿?基本心愿是绝对无法改变的吗?以上观点很难通过科学来验证,只能每个人自己慢慢在生命中体味。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心愿。紧接而来的就是“基本境遇”。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一个人在一岁之前,其抚养者有没有很好的满足他/她的基本心愿。如果没有满足的话,可能由两种情况引起:一种可能是抚养者本身的基本心愿没有得到较好的满足,也就是说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可能则是,抚养者心理健康,但是他们的基本心愿与孩子的不一样,所以导致无法满足孩子。第二种情况极少发生在抚养者是亲生父母的情况下,养父母就不一定了。朱认为,一对以爱为基本心愿的父母,再怎么健康也难以满足一个行动型或见识型的孩子。所以,朱不太建议收养孩子。 写到这里,笔者心里也存在一些疑惑:基本心愿会通过基因遗传吗?父母各自的基本心愿如果不一样,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问题放在一边有待思考和验证,接下往下谈。 基本境遇会产生基本信念: “我是可爱的。”/“我是不可爱的。” “我能行。”/“我不行。” “世界很精彩。”/“世界很无趣。” 基本信念又会衍生出基本应对: 如果我不可爱,我就会努力取悦父母以得到爱。 如果我不行,我就加倍努力获得成功。 如果世界很无趣,我就增加体验的数量,增强体验的强度来找乐子。 基本应对如果失败,基本信念会被强化,强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所谓的“习得性无助”——再怎么努力也于事无补,不如放弃。 更可悲的是,基本应对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当事人感觉到了一些“甜头”,应对模式会被强化,但是基本信念却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基本应对其实就是精神分析中的“见诸行动”) 例如一个相信自己很笨的人,秉持“笨鸟先飞”的原则,依靠多于常人十倍的努力考取了重点中学,可是在重点中学里,到处都是聪明过人的尖子生,人家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好的成绩,这只能证明自己“果然”很笨。如果他在中学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体验到彻底失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会进一步考重点大学,进重点单位工作……总有一天,他的努力会被挫败,最终“打回原形”。这就是命运脚本的模式。 在现实中,我们见过考取重点大学之后,因为不如周围的同学,自尊受挫而抑郁、辍学,甚至自杀的大学生。当然,这种事情不一定发生在大学时期,但是对于有这一类命运脚本的人来说,一个看不见的“坑”肯定在前路上等着他/她,因为他们一定会爬到让自己幻想破灭的那个高度,最终再一次证明三岁之前就已形成的基本信念:我其实真的不行。 同样的,在现实中我们也见过只勉强读个三流大学,却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之人。他们不见得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这类人即使面对挫折,也能靠着看似没有根据的,盲目的自信,渡过难关。这只能和他们深层次的“基本信念”有关。 这里只是以“行动型”为例,事实上,“爱的类型”和“见识型”也是一样。一个极度缺爱的人,会不断考验身边之人的忠心,挑战身边之人的耐受极限(我要证明别人确实是不爱我的);一个内心觉得生活乏味的人,才会不断寻求刺激,性滥交、无意义的冒险、药物滥用都可能是他们的选择(我要证明生活确实无趣且没有意义)。 说白了,就是No Zuo No Die。 人们在基本应对还能见效的时候,极少有人能够进行如此深层次的自我内省。只有当基本应对遭遇挫折之时,改变“命运脚本”的契机才可能若隐若现。 如何改变? 朱建军先生给出的答案其实是“无为”。也就是不做出任何的“应对”。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耐心的等待,细细的体察、感受自己的内心,首先,掩盖在应对之后的信念开始浮现,然后,信念之后的境遇记忆被再次唤醒,一直到最深层次的基本心愿被再次激活。 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整个过程的例子少之又少。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或者类似于治疗师角色的人物的帮助。当基本心愿被再次激活时,由这个“陪伴者”提供新的“基本境遇”,帮助当事人形成新的“基本信念”。只有如此,命运脚本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写”。 “关系中形成的创伤,只能在新的关系中进行疗愈。” 这种无为、等待、追溯、觉察、重拾心愿、最终被接纳和满足的过程,可能会一遍又一遍的循环进行。一个人每经历过这样一个循环,都会有一种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感觉。 这种治疗思路,其实和科胡特所说的,在自体客体移情发生之时,治疗师对其进行神入、阐释、修通。两种治疗的本质殊途同归。 朱建军先生的以上观点,未必没有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但是这种治疗思路确实是既通俗易懂,又具有可操作性。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永远无法看清真正的“基本心愿”(不是说,只有临终前才能意识到吗),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去接近它,甚至触碰到它,这就是成长。 所谓“知易行难”的意思,就是理论假设和推理终归来得容易,不容易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功夫”。 成长始于足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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