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泰拉斯·格雷斯哥（Taras Grescoe）坐在蒙特利尔市东的咖啡馆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他都跟自己新近出版的纪实作品《大上海》聚焦的城市隔着万水千山。书中，他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这座中国大都市尘封的魅力和鸦片带来的颓废。当时上海被称为“邪恶的东方老巴黎”，另外，格雷斯哥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犹太人注定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
格雷斯哥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对上海的历史和现在有非常权威的见解。过去四年，他做了广泛的研究，并多次前往中国，因此他有许多真实的故事要讲述。
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开放了上海通商口岸。格雷斯哥在新作中通过小说式的叙事手法重现了这一时期。他对上海，尤其是英美租界和法租界的描述引人入胜。来自14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些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权利，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这些国家大部分是西方国家。
当时，革命尚未爆发，上海是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颇有异国情调和诱人魅力。上海以纸醉金迷的生活著称，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肮脏不堪。这里有丰富的文化交融，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和及时行乐的夜生活，吸引了欧洲和北美的冒险家、隐姓埋名的人和享乐主义者接踵而至，他们通常聚集在酒店大堂、高级会所和码头的酒馆。
“无论你是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还是万念俱灰，都可以逃到上海这个地方，隐姓埋名白手起家。”格雷斯哥在作品的前面写道。
《大上海》作者泰拉斯·格雷斯哥（图：Solomon Krueger）
上海还吸引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来客，如好莱坞明星卓别林、宝莲·高黛（Paulette Goddard）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以及作家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奥登（W.H. Auden）、克里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和萧伯纳。
到那时，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的犹太社区在上海已不容小觑。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犹太人口为远东之最。”49岁的格雷斯哥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美三国根据条约建立了上海通商口岸。后来，来自中东的西班牙裔犹太人是首批真正发现上海有潜力成为战略要地、承接大量人口的企业家。”
其中就有沙逊、哈同、以斯拉和嘉道里等几个家族，他们发迹于鸦片、棉花和房地产生意。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系犹太人也来到上海。
维克多·沙逊的产业之一华懋饭店（图片来源：供图）
1938年，希特勒发起水晶之夜大屠杀，之后三年，各国拒绝接受逃离纳粹魔掌的犹太人，上海成为2万名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大上海》充满阴谋和刺激情节，人物丰富多彩。随着战争和革命浮出水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描述中国内部日益动荡和破败的情节，不可避免地打破外国人日常生活的平静。随着日本侵占上海，国共内战爆发，最终共产党获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上海》一书围绕一段不寻常的三角恋展开，主人公是英国房地产大亨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爵士、敢于冒险的美国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昵称米奇）和中国诗人邵洵美（Zau Sinmay）。格雷斯哥开始动笔写作此书时，他不曾料到犹太人出现的篇幅会这么多，其中便有两名主人公。
“从一开始我便知道故事的两个主人公是犹太人。”格雷斯哥说，他指的是哈恩和沙逊。“但我还是很惊讶，好多次要人物原来也是犹太人，比如古怪的冒险家、理想主义的梦想家和无私的英雄，甚至还有很多流氓地痞。”
粗略算一下，书中的人物有犹太血统的不少于30个，涵盖了各个年龄层、各类职业、个性、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国别。要不是限于篇幅，格雷斯哥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更多的犹太人。
除了贯穿全书的哈恩和沙逊，书中还出现其他有传奇色彩的犹太人，显然，格雷斯哥乐于向读者、甚至是他今天见到的人介绍这些人物。
“我很好奇，一些犹太读者对于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人称“双枪马坤”）和特里比西·林肯（Trebitsch Lincoln）是否持有矛盾态度。”格雷斯哥说，“科恩非常强硬，夹杂着伦敦土腔和加拿大口音，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至于林肯，他父亲是拉比，来自布达佩斯附近的小镇，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三面间谍生涯。”
艾米丽·哈恩，《大上海》两名犹太主人公之一。（图片来源：供图）
其他短暂露面的犹太人物包括莫斯科政治局驻中国共产党代表哈依尔·鲍罗庭、沙逊家族旗下的华懋饭店塔楼俱乐部经理弗雷迪·考夫曼、夜总会企业家阿尔·以色列、《新闻周刊》驻中国记者哈罗德·艾萨克斯、上海国际艺术剧院导演艾琳·肖尔斯和俄国外科医生赛奇·甫洛诺夫等。甫洛诺夫因妙手回春而闻名，他曾把猴子的睾丸组织移植到男性的睾丸，据说病人术后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真实事件）
甚至书中提及的一些非犹太人也跟犹太人有关系，比如建筑师拉迪斯拉夫·邬达克，上海若干地标建筑都是他的杰作。二战期间，他担任匈牙利驻上海名誉领事，给欧洲的犹太难民颁发护照，帮助他们安全前往加拿大和美国。
格雷斯哥自己也承认，他跟许多人一样，终生拜倒在哈恩的石榴裙下。哈恩是作家，也是环游世界的冒险家，经历丰富，成就瞩目。他越是了解哈恩和她的事迹，对她便越是着迷。
“我喜欢她的风格（处事果敢，文风活泼），她毫不势利，也绝无偏见，内心脆弱而勇敢。”他写道，“她最离经叛道的时候，俨然是“垮掉的一代”的先驱，天生就是个人主义者。”
在为写作这本书做研究时，格雷斯哥了解到中国早在公元10世纪便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犹太社区，但是犹太人仍未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因此，反犹太主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还发现，在1943年日本侵略者迫于纳粹盟友的压力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犹太人隔都后，犹太人和当地的中国人保持着良好关系。
“对于上海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住在虹口犹太隔都的那些中国人来说，犹太人不过是邻居，他们往往相处融洽。”格雷斯哥说，“对这里总体的印象就是，穷人被赶到同个地方，但他们也愿意一起欢笑，一起工作，互相帮助。”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伟大的“中国辛德勒”何凤山。当时他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颁发了成千上万张上海的过境签证，是他提醒欧洲的犹太人意识到上海是个“自由港”，对所有人开放。尽管遭到上级的反对，何凤山至少救了5000名犹太人。”他说。
格雷斯哥并非犹太人。他生于多伦多，在加尔里和温哥华长大。1996年他从巴黎搬到蒙特利尔。《大上海》是他的第六部非虚构作品，也是首部囊括这么多犹太内容的作品。
俯瞰上海，正中间的是维克多·沙逊的河滨公寓（图片来源：供图）
这一点也不奇怪，书中众多的犹太人物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和理解。
“我在塑造哈恩和维姬·鲍姆（小说家）等人物时在思考流散的犹太人这种有趣的身份。”格雷斯哥说，“对于非犹太文化，他们是外来者，观察者和编年史家。他们可以在主流文化中活动，并往往功成名就，但仍与众不同。他们被边缘化，即使这种边缘化很微妙，这反而能让他们能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
当然，长期以来，这种视角通过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学得以体现。
“影响我的作家大部分是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对于周围的人，他们是外来者。”格雷斯哥说，“在布拉格的弗兰兹·卡夫卡，在巴黎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费拉拉和罗马的乔治·巴萨尼，他是《芬奇-孔蒂尼花园》的作者，在纽约的格蕾斯·佩蕾，在芝加哥的索尔·贝娄等，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