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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人性虽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善，但人性之善能否充分体现出来，还需要人们不断地按照儒家教义进行修身养性才能达到。在孟子看来，人们必须通过养心、修身、慎行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才能符合儒家教义的“善”。
保持本心，减少欲望
“心之官则思”，“心”是人体之中最重要的器官。正是由于“心”具有思考能力，才有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才有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弟子公都子问孟子：“同样是人，有的成了君子，有的成了小人，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能依从心志这样的大的要求下功夫就可以成为大人君子，被耳目之欲这样的小的要求所牵制的人只能成为小人。孟子从儒家等级制度的理念出发，将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身体的使用方面与偏爱程度上划分出了君子与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孟子举例说，只知道吃喝的人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因为他注重了口腹之欲而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如果喜爱饮食的人没有丢弃（善心的培养），那么他的吃喝就不仅仅是为了形体上的健全了。 由此看来，君子与小人之分，根源在于人心的不同。因而，人性之善的根本在于“养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能够保持本心。君子把仁放在心上，把礼放在心上。 那么，人应该如何保持本心呢？“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修养善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他的为人如果欲望少，那么，即使善心有些缺失，也是很少的；他的为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保留的也一定是很少的。 人欲是无止境的，人的很多恶行也多由欲望所至。孟子竭力反对权贵无休止的贪欲，居高临下地表示自己与他们挥霍无度的行为划清界限，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清高的骨气。“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游说诸侯，就得藐视他，不要在意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样子。殿基几丈高，屋檐几尺宽，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面前摆满美味佳肴，侍奉的姬妾数百人，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尽情饮酒作乐，驰骋射猎，随从的车子上千辆，我要得志了，不会这么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所不愿做的；我所愿做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孟子认为，养心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修身养性。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人，都必须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孟子·尽心下》）。山坡上的小路很窄，专心致志地走，它便成了路；如果隔了一段时间不走，就又会被茅草堵塞住了。
遵循仁义之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的基本精神，主张严格遵循礼义之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不符合礼制的‘礼’，不符合正义的‘义’，有德行的人是不去做的。 孟子认为，仁是人们最安定的住所，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不行仁义反而诋毁仁义的人就如同自己抛弃了自己。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天（赋予人的）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没有谁阻挡他（行仁），他却不行仁，是不明智的。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只能当别人的仆役。当了仆役而觉得当仆役羞耻，就像造弓的觉得造弓可耻，造箭的觉得造箭可耻一样。如果真的觉得可耻，不如就行仁。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自己戕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什么话说；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所作为。说话诋毁礼义，这叫自己残害自己；自认为不能守仁行义，这叫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们最安定的住所，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空着安定的住所不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真可悲啊！
学习别人长处，与别人共同行善
孟子认为，人必须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做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子路这个人，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高兴。大禹听到好的言论，就向人家行礼。伟大的舜更加了不起，好品德愿和别人共有，舍弃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的长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并以行善为乐事。舜从当农夫、陶工、渔夫，直到成为天子，没有一样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吸取众人的长处来完善自己，如同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同别人一起行善。 人若让别人明白道理，自己本身必须是明白道理的人。孟子所说的道理，显然离不开儒家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基本教义。“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贤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清楚明白，现在的人却要用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的道理想使别人清楚明白。
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孟子认为，人应该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人只有做到了有所不忍、有所不为，他忍心去做和愿意做到的事就符合仁义了，仁义的行为是人从每一件点滴的事情中得以推广、充实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人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这种心理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做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愿意去做的事，把这种心理推及到他所愿意去做的事上，就是义。一个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仁就用之不竭了；一个人能把不愿扒洞翻墙（行窃）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义就用之不竭了；一个人能把不愿受人轻蔑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无论走到哪里，行为都是符合义的了。 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道德的要求，并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就成了无耻之徒。“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对无耻不感到羞耻，那就不会有耻辱了。 人若不知耻，就必然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最终将会自取其辱，甚至招致毁灭的命运。“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不仁的人还能同他讲什么呢？他们面临危险还自以为安全，灾祸临头还自以为得利，把导致亡国败家的事当作快乐。不仁的人如果还能同他谈什么，哪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从前有个童谣唱道：“沧浪的水碧清哟，可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浑浊哟，可以洗我的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了。这是由水自己招来的。”一个人必然是自己招致侮辱，人家才来侮辱他；一个家必然是自己招致毁败，人家才来毁败它；一个国必然是自己招致讨伐，别人才来讨伐它。《太甲》上说：“上天降灾，还可以躲；自己作孽，别想再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反求诸已，真诚待人
孟子认为，凡是遇到不顺的事情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都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离娄上》）爱别人，别人不来亲近，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仁的程度；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智的程度；礼貌待人，别人却不回应，就要反过来检讨自己恭敬的程度。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的，就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附他。 做人之道在于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身居下位而又不被上司信任，是不可能治理好百姓的。要取得上司信任有办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也就不会得到上司信任了。要被朋友信任有办法，如果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欢心，也就不会被朋友信任了。侍奉父母让他们高兴有办法，如果反省自己不诚心诚意，也就得不到父母欢心了。要使自己诚心诚意有办法，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行，也就不会使自己诚心诚意了。所以，诚是来自于“天”的道理，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极端诚心而不能使人感动，是从不会有的事；心不诚是没有谁会被感动的。 人如何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呢？孟子在这一段文字中给出了一个逻辑的推理过程。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要面对自己的上级、朋友、父母。人若想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必须真诚地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张来自社会的大网就这样织将起来。人在网中，终生结网，每一个个体的人格都无法真正地独立起来。诚固然重要，但一个人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关系”，谁也没有能力十全十美地处理好。如果将能否诚心地对待每一种“关系”上升到“天之道”的高度，“诚”也许只能沦为远离真理的庸俗关系学的代名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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