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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泰斗胡希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经方临床家、教育家，被日本中医界赞誉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今天这篇文章正记载了中医临床家单志华先生跟师胡老、继承胡老中医经验、独立思考临证的实录。
1982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的一位名老中医——胡希恕老先生。
记得父亲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
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智昏蒙、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功能衰竭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
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五次，开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
后来刘渡舟老师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唯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我登门致谢。 我来到胡老在东直门医院的宿舍里，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 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 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
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
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俱备。
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
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
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
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余，直到 1983 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
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当时已近 85 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是太精彩了！
试举一例：
《伤寒论》第 31 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译成白话就是：太阳表证，颈项和背部拘急发僵，无汗、怕风，用葛根汤主治。
就这 17 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汤命名？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 ”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象。
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写。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
总之，张仲景这 17 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
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
一部《伤寒论》 398 条，大部分条文，老人家都是这样讲的。
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
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都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所以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20 世纪 60 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引起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解决了“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
老人家于 1984 年春病逝。
在他病逝 15 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极大地震撼着中医界。
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经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师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
自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做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和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做注解者，不下 500 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的《伤寒论》变得扑朔迷离，雾障重重。加上某些研究者为功名著书立说，抄来抄去，陈陈相因，当成抢眼的“冷饭”而翻来覆去地炒，使得《伤寒论》长期脱离临床而束之高阁，乃至大多数临床医生竟不知也不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言之何物。
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杂病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
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造势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凸显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才华外，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医传承教育的岌岌可危。
胡老对《伤寒杂病论》的深透领悟，并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比如中医的脉学，自魏晋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万历年间李言闻、李时珍父子《濒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
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唯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很少有学院派的学究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胡老，这位中国现代的伤寒大家是我终生缅怀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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